毛澤東帶頭弄虛作假
秋天，我們回到北京，坐火車的沿途，看見了一群群冒著火焰不知為何物的玩意兒，同車一個幹部模樣的老兄告訴我們說，這是大煉鋼鐵的土高爐。到了北京，我第一次聽到關於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提法。那時我們從蘇聯回來的幾個人大有「天上一天，人間一 百年」之感。我回到單位，發現院子裡的鐵柵欄不見了，說是拿去煉鋼鐵，院子裡也聳立冒著火焰的土高局爐。
那一年的深秋，在寒風瑟瑟下，單位組織了全體幹部到離保定二十五公里外的徐水，說是去參觀人民公社，接受社會主義教育課。那時，給我們的感覺是：吃飯不要錢，共產主義天堂就在眼前。同時，我被眼前的景象鎮住了：棉花樹長得跟果樹一般高，高產的地瓜堆成像小山丘那麼高……
一年前，我在內地出版的一本刊物看到了一篇紀實文章，其中戳穿了徐水這個令人吃驚的景象：棉花「樹」是人工剪接的；地瓜山丘是連夜堆出來的，地瓜只是上面幾層，裡邊全是土疙瘩。毛澤東也親自到了徐水參觀，並對眼前所見，不僅沒有絲毫懷疑，反大加讚賞。按理，在封建王朝時，這是欺君行為，弄不好是要掉腦袋的，但毛澤東可能知道這是在欺騙他，而他自己也曾推波助瀾，因此只好睜一 眼閉一 眼了。
最近買了一本羅平漢撰寫的《農村人民公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二OO三年八月第一版。下面簡稱《公社》）。《公社》以詳盡、令人信服的原始資料來說明人民公社是康有為式大同思想的產物，並非像毛澤東所吹牛的共產主義天堂。作者驚呼說，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一書中提出的大同世界的論點，居然跟毛澤東關於「人民公社」的論點「何等相似」。
被赫魯曉夫弄昏了頭
一 九五七年，毛澤東到了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四十週年時，赫魯曉夫以自信的口吻向毛澤東說，蘇聯可望在十五年後超過美國，「這既使毛澤東感到十分興奮，也使他感到了壓力。」 毛澤東同時瞭解到，當時英國的鋼鐵年產量為兩千萬噸，而中國的鋼鐵產量為五百二十萬噸，按這樣的速度，中國十五年後也能把英國拋在後面。處於極度興奮的毛澤東，便提出「東風壓倒西風，超英趕美」空中樓閣的戰略。毛澤東「覺得可以探索一 種更高的發展速度，把群眾發動起來，而且把全國發動進來，生產一定會大躍進。」於是毛澤東從莫斯科給國內打了長途電話說：「以後再也不要提反冒進了，搞社會主義就是要冒一點。」毛澤東的聖旨給中國的老百姓日後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在三年困難時期，中國餓死了數以千萬計的老百姓。
《人民日報》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的社論《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新高潮》中，第一次提到「大躍進」這個口號。毛澤東看到後極為興奮說，要給發明這個口號的人予嘉獎，「如果要頒發博士頭銜的話，我建議第一號博士贈與這個偉大口號（即『大躍進。）的那一位（或者幾位）科學家。」同時，毛澤東把這個口號的發明比成「其功不在禹下」
《公社》的作者認為到了一九五八年一月的南寧會議後，浮誇風便開始出現。事實是，在「大躍進」的背後，不少單位為了投「偉大領袖」所好，在制定生產指標時，盡量拔高，「那些嚴重脫離實際的高指標一旦不能完成，許多地方就只得採取假、冒、浮誇的方法去應對。」
從偉大領袖到各級官員競吹牛
基於毛澤東滿腦子的烏托邦思想，為了「早日實現共產主義」，他一回到了河南，不久又到了河北，這大江南北一亂竄，發了不少關於「放衛星，爭高產」 的最高指示，而各地方幹部也投毛所好，制定了空中樓閣式的生產計畫。 《人民日報》說「只要我們需要，要生產多少就可以生產多少糧食出來。」沒有一點科學頭腦的人居然能當上黨報的編輯，實在可笑至極！陶鑄作為廣東省第一 把手也發表文章，大肆批駁「糧食生產有限論」。最可笑的是，一位著名的科學家居然參加了吹牛的行列，「根據他估算，如果植物能利用射到一畝地上的太陽光能的30％，稻麥的產量就有可能達到四萬斤。」那年代，反正吹牛不用本錢，「偉大領袖」吹牛，省委書記吹牛，黨報也同樣吹牛。
《公社》以大量的篇幅描述了人民公社從高潮走向低潮的全過程。作者認為：「此時，毛澤東已是六十餘歲的老年人，與普通老年人一 樣，已是喜歡憶舊的年齡，青年時代曾經憧憬的理想藍圖，再次從他的思想意識中流露出來，使以前一 再強調實事求是的他也陷入了空想之中。」
作者極為沉痛地轉述了由於毛澤東的一意孤行造成的世紀大災難： 一糧食的極度匱乏，營養的不足，加上勞累過度，從一九五九年下半年起，全國農村出現了嚴重的人口外逃、浮腫病和非正常死亡。一九六O年二月十八日，河北省委向中共中央報告說： 一九六O年二月十五日，全省有四十四個縣、二百三十五個人民公社、五千六百多個村莊（約佔全省村莊的10％) 發現浮腫病人五萬九千多人，已病死四百五十多人。其中唐山地區最為嚴重！僅玉田、寶砥（一九七三年劃歸天津市）兩個縣就發現浮腫病人一萬九千多人，保定、石家莊地區發現的浮腫病人也在萬人以上。
人民公社「發祥地」之一 的河南信陽也是毛澤東一手造成的重災區之一。 「到一九六O年春，整個信陽地區的公共食堂普遍斷炊了，最嚴重的村子竟達八十天沒有一粒糧食，浮腫病大幅度蔓延，大量農民外逃或者餓死。」中共靠農民打下了天下，但到頭來，農民卻死在共產黨的手裡，這筆血淋淋的歷史賬應該由誰負責？毛澤東至死都不認錯，在「一貫正確」的保護傘下，「僥倖」逃過了向他算總賬的「大難」。作者頗有見地地指出：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 一年是共和國史上的一個特殊的時期，後來我們將這幾年叫做「三年暫時困難時期」。這種困難局面的出現，固然與這幾年連續受大面積的自然災害有關，但更主要的，還是廬山會議後的繼續「大躍進」和農村人民公社體制的弊端造成的。這就意味著，造成上千萬人餓死，是毛澤東及其追隨者一 手造成的人為大災難。
到了一九六O年的六月八日，毛澤東以倒打一耙的手法，寫了一篇叫《十年總結》的文章，頑固地認為，是由於打退了「右傾機會主義的猖狂進攻」而 「使我們基本清醒了」。他的文過飾非的惡劣行徑，居然還博得全黨的喝采。雖然他假惺惺地說，他自己「也有過許多錯誤」，但仍然狡辯：「有些是和當事人一起犯的。」按照毛澤東的邏輯，不是他一個人犯了錯誤，而是「當事人」誤導了他。
毛澤東思想的後遺症還未消除
一九七六年「文革」結束後，人民公社已步入夕陽西下的歷史局面。雖然那時「兩個凡是」妄圖延續「文革」的極「左」路線，強化「農業學大寨」然而到了一九七八年，隨著中共昔陽縣委關於批判學習大寨犯下極「左」錯誤的報告出籠後，大寨這個龐然大物也就危如累卵，隨時倒下。中央的批語是：「推廣先進經驗時，不能把先進典型的經驗模式化、絕對化和永恆化……」這就意味著判處大寨的死刑。
到了一九七八年，四人幫倒臺兩年之後，農村的形勢更加嚴峻。雖然在一九七七年，在華國鋒主持下制定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俗稱「六十條」)，力圖挽救「偉大領袖」樹立的人民公社，但歷經文革戰火的人民公社已失去了底氣─千瘡百孔。
「包產到戶」之風首先由時任省委書記的萬里刮起來，於是加速了人民公社的瓦解。
神話般的人民公社歷經二十年的壽命，它給中國農民帶來了無窮無盡的災難，不少農民家庭妻離子散，甚至家破人亡。這是一次沉痛的歷史教訓。由於毛澤東的小農經濟意識加上盲目狂熱病，給中國農村的經濟造成了不可彌補的損失，迄今中國的廣大農村仍處於極端貧困的狀態，毛澤東的烏托邦思想的後遺症遠遠沒有消除！
(動向2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