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朝的長安城，很可能就是當時世界第一大城市，其規模與宏偉壯麗超過同一時代東羅馬帝國的君士坦丁堡和大食國的巴格達。長安，也是其他各大洲的主導國國王競相前來進貢稱臣的都城。當時，對外國人士（不包括西域已臣服及周邊臣服各國）進唐王朝要求甚嚴。但凡來到唐王朝的外籍人士必須穿唐王朝指定服裝，並不得擅自前往異地。而且國人對各國人士（不管是否是西域諸國的子民）一律統稱為「胡人」，外國商販稱之為「胡商」。「胡賈」外國僧人統稱為「胡僧」，外國女子統稱為「胡姬」。由此可見，當時的中國國力，堪稱「太平盛世」。史書也曾這樣記載「京師斗米十三錢，青齊等州斗米僅值三錢，國無盜賊、野無餓莩、行千里者、不持兵。自長安西行至唐邊境，凡一萬二千里、沿途閻閣相望、桑麻翳野。」直到中唐以前，中國一直是世界上唯一有紙的國家。中國的絲綢沿著絲綢之路到了西方，馬上就成為羅馬貴族們手裡比黃金還珍貴的奢侈品。許多來華的胡人樂不思蜀，不想回國，就留在了中國。當時西域少數民族嚮往東方樂土，都城長安更是眾望所歸的聖地，所以這裡雲集著數量驚人的西域胡人，有時可達20萬之眾。長安獻藝的歌、舞、百戲、幻術（雜技）等高手，以及與他們相伴而來的是在長安開設飯鋪酒肆、歌樓舞謝的胡商胡姬，他們很快就成為唐朝文化大視野中的一道新奇亮麗的風景線。
唐朝是一個我們民族充滿陽剛之氣的時代。他的自信、開放、寬宏、博大、發達，把我們民族的聲威撒播四海，自唐以降，千百年來，歐洲的「老外」就是把我們叫唐人的。唐朝那種振奮人心，蓬勃向上的精神和氣質，始終應該是我們民族的精神脊樑。
大唐王朝沿著絲綢之路驅趕突厥人的同時疆域遠及中亞、南亞、西亞。唐派遣政治使節前往塔里木盆地內外的西域各國。遠及巴克特里亞（Bactria）大廈國和波斯國。這些使節的用意在於使各國知道大唐王朝國力強大和百姓富庶。
唐朝宮殿屋頂的建築風格，大都舒展自如，兩翼如同張翅飛翔的大鳥，又如同大書法家筆下極其誇張的一撇一捺，顯示出不事精細彫琢但莊重威嚴、瀟灑自信的風韻。電影《天地英雄》裡那個唐朝宮殿絕非誇張。如今我們的唐式建築風格，還能隱約在小日本和韓國的寺院和皇宮裡見到。
唐代，也是我們民族文學藝術大發展的黃金時代。盛唐產生了上萬名詩人，一部《全唐詩》就有2300餘家，世界上還沒有哪一個王朝能夠擁有如此眾多的著名詩人名垂史冊。唐詩被成為「唐詩氣象」。
《中國歷史通覽》的對每個朝代的概括頗為別緻：漢朝是「華夏方興」，宋朝是「兩京夢華」，清朝是「冷月清風」，漢朝是興盛的開始。宋朝的文化經濟空前繁盛，軍事上卻總是孱弱不堪一擊，被其他民族排擠的抬不起頭來。如今，我們面對宋朝數量驚人的文化成就，想想它卻始終處於窘迫寡弱、驚弓之鳥的境地，讓人感嘆這看似繁華實際飄渺的夢幻。元朝呢，與宋朝恰恰相反，雄才大略被大量的投入無休止的征服和炫耀武功，而荒疏了一些精神層面的需求，使元朝如同貧血一般，這種社會對於歷史難有深遠的影響。至於清朝，撇開民族間的芥蒂，縱有勵精圖治的皇帝，縱有空前廣闊的疆域，在與西方文明的衝撞中也在無奈的逼近著自己的終點，喧鬧中掩藏著末路的危機，時時映現著落日前的悲壯與蒼涼。於是，在這種比較中，我們發現唐朝不論從它承前啟後的歷史地位還是從它較為完善的社會結構來說，都是封建時代真正的顛峰，都是歷史成熟的產物。
唐朝的自由坦蕩，比起魏晉名士癲狂放縱卻虛偽做作的「風度」，它要自然和瀟灑的多。豐腴婦人們不必為「好細腰」的皇帝節食，並且可與男子一同騎馬打球，甚至貴妃有失體統的「爛醉如泥」也成了佳話，還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女皇帝，這在其他任何一個對婦女有著苛刻禁令和病態標準的時代都是少有的。文人們更是「狂妄」。他們有的「笑入胡姬酒肆中」，有的「贏得青樓薄倖名」，最了不得的是敢於同權貴叫板：「天子呼來不上船」，一有不滿索性挂印就走了，也沒聽說皇帝「龍顏大怒」的。這就是唐朝的人，上至王公仕子，下至布衣百姓，都表現出一種可貴的自由意識和開放觀念，甚至是在張揚自己的個性；他們也常常顯示出一種樂觀和幽默的可愛氣質，所以他們總是比較積極和振奮的。人們的思想狀態和生活方式就折射出了整個社會的文化和氣氛，所以唐朝不像明朝，總瀰漫著午門外杖斃屍體腥臭的味道；不像清朝，人們習慣使用謹慎的媚笑和隱諱的筆法；不像宋朝，人們用苟且的偏安麻醉自己，用威嚴的儀仗裝裹枯槁殘軀。唐朝當然也有政治威壓也有特權階層，但相對而言這種政治已經開明到允許人民發出一些自由的聲音，這是可貴的。
英國學者威爾斯在他的《世界簡史》中說：「當西方人的心靈為神學所纏迷而處於朦昧、黑暗之中，中國人的思想卻是開放的，兼收並蓄而好探求。」威爾斯是比較歐洲中世紀與中國盛唐時代的文明差異時，說這番話的。
關於唐朝對外國文化的接納還有兩則趣事。
一是玄宗把羅馬拜佔廷的涼殿，也搬到夏日酷暑難耐的長安。殿內四處積水，水激扇車，雨帘飛灑，座內藏冰，身臨這樣的所處，盛夏猶如涼秋。建涼殿後，京城重臣貴族紛紛效仿，建築豪華住宅，宅內設「自雨亭子」，檐上飛流四注，宛如盛暑中的涼風秋雨。
更有甚者，為了追求時髦，也出於新鮮好奇的心理，一些長安貴族竟把西域民族的帳篷搭在了城市裡。性情豪放浪漫的詩人李白也不甘落後，在自己的庭院裡搭了兩頂藍色帳篷，還在帳篷裡接待客人。唐太宗的兒子承干太子，乾脆在皇宮空地上搭建了一座大帳篷，他本人則打扮成突厥可汗的模樣，坐在帳前狼頭下，親手把煮熟的羊羔肉切成片大嚼大吃。連伺候他的奴僕，也都要穿著西域人衣裳。
長安婦女的化妝，也出現了明顯的變化。她們在眉間貼花鈿，俗稱「花子」，所謂「臉上金霞細，眉間翠鈿深」；在鬢畔畫斜紅；在臉上施胭脂，胭脂原名支，產於河西，是一些色彩艷麗的植物製成的化妝品。匈奴人在河西被漢朝軍隊擊敗，失地之後首先想到的是胭脂，痛心疾首地嘆曰：「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
盛唐的開放也表現在婦女的著裝上。唐朝婦女以豐腴為美，衣著喜歡寬博。喜歡把長裙束在胸前腰下，造成「粉胸半掩疑暗雪」、「長留白雪在胸前」的審美效果。唐朝婦女不拘一格、突出個性的服飾妝扮，反映了唐代文化的博大和超前，社會經濟的繁榮發達。這既是美化生活的需要，也展現了唐代社會開放的氣度和意氣風發的精神風貌。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中，婦女在婚姻、社交等社會生活方面的獲得各種自由最多的時代，這種相對開放自由的婦女觀顯示了唐朝盛世統治者的自信開放、務實進取的性格。
唐朝的文化顯示無比的自信和海納百川的氣度；因其自信，所以唐朝能夠對外部世界進行全方位的開放。唐代的統治階級和知識份子，思想大都比較開明，對外來文化不是盲目排斥，而是積極學習、鑽研、兼收並蓄，外來文化從來也不曾改變中華文化的主導地位，相反這些外來文化都或多或少地中國化了，被用來為中國文化服務。「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是當時士大夫的治學傳統。
曾經統治印度的印度佛教在中國流行的結果，是進行了中國化，印度佛教與中國魏晉玄學結合而形成了中國的禪宗。佛教的藝術和思想大大地豐富了中國文學藝術作品的境界，以致到了「不懂禪不足以論書畫」的地步，中國山水詩畫派的「空靈」的境界，無疑正是禪學思想的貢獻。
猶太文化是世界上最難被同化的文化，而且猶太文化曾經是世界上唯一沒有國家依托而能獨立存在的文化，一旦進入中國，卻被中國文化所同化。唐太宗時期來華經商的猶太人，不但很多人放棄了猶太文化，甚至很多人改姓中國姓，娶妻生子，完全地漢化了。唐朝時期，每年都有數萬波斯人來華經商，並有數萬人長期定居長安，也逐漸漢化。
唐朝時期，中國文化的強大生命力不僅表現在對外來文化的同化和包容方面，而且還表現在從來不拒絕吸收外來文化的先進內容的方面。中華民族自信而不自大。玻璃是由公元前12世紀前北非的腓尼基人發明的，南北朝時傳入中國，被視為珍寶，價值連城，然而到了唐朝，中國人就學會了自製玻璃。早在公元五世紀末，中國江南一些地方就掌握了用甘蔗製糖的方法，但是中國人並不拒絕外來的先進經驗。公元647年，印度半島上一小國叫摩揭陀的遣使來唐通好，向唐太宗誇耀其國砂糖色佳味美，太宗大為讚賞，當即派人前去學習。他們歸國後，選用揚州甘蔗為原料進行熬製，結果砂糖的色味都超過了印度。唐代流行的音樂，幾乎全是西域的胡樂，同時，胡舞、胡服風靡一時，連唐玄宗最喜愛的一種樂器－－羯鼓，也是胡人發明的，甚至當時就曾有人驚嘆中國胡風之盛。然而中國並沒有被胡化，而是通過吸收、消化、升華，創造了輝煌的大唐文化。
唐朝的文化是活的文化，生機勃勃的文化，她從不拒絕吸收任何優秀的東西，從不拒絕改造自己，顯示了最大程度的包容性和強大的生命力。然而，當中國歷史進入明朝以後，這種文化逐漸變質了，喪失了包容和吸收任何先進文化的能力，也喪失了自我改造的能力。
我們看這樣兩件事：（《中國文化精要》）。清朝初年，一個名叫戴梓的人就發明瞭早期的機關鎗－－火器「連珠銃」，一次可填發28發子彈。然而清朝的統治者死抱著「騎射乃滿洲根本」的信條，不僅不採用，還將戴梓充軍關外。1782年，乾隆80壽辰，英王喬治三世派遣特使帶著蒲б瞧鰲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