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沒有讀王鼎鈞的文章了，讀了他漫寫瀋陽內戰人物的〈也曾看山是山〉，恍如故人重逢。王先生是山東臨沂人，抗戰時期投筆從戎，到了臺灣長期在廣播公司、電視公司和報社做事，著作多得不得了，退休後旅居美國，人健筆健，偶然寫些憶往文章，更是精彩不減當年。我在臺南求學的時候老早做了他的讀者，二十多年前編雜誌求他賜稿，一度通信頻仍，很為他豐沛的人生和豐沛的筆力傾倒。依稀記得當時臺北一位老前輩跟我聊起孫立人練兵的往事，說是找王鼎鈞這樣熟悉東北舊事的作家寫寫老去的將軍一定好看。我給王先生的信上好像提過幾句，終於沒了下文。也許那時候那段歷史還不夠老，寫來難避人事捍格，我自然不便催促了。
有些事情很快變成歷史；有些歷史歷久還像眼下景象。造物常愛這樣弄人。給我從新竹帶來王鼎鈞文章的小謝說，前幾天那位香港的全國人大常委在晚宴上忽然高歌中共建政初期的革命名曲《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聞下時光一下子倒流，歷史一下子復活，那份激情跟某大員要大家投進宋美齡香香的懷抱一樣惹人亢奮：「你聽聽：他建設敵後根據地，他實現民主好處多！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香港，對不起共產黨的香港人是有虧臣道啊！」小謝說。
那句「有虧臣道」其實也是王鼎鈞文章化出來的。王先生說的是孫立人：「他是英雄，看歷史另有見地，終於捲入『兵變』冤案，幽居終身，親信部屬遭到無情的整肅，千古痛惜。《荀子》一書暢論君道與臣道，現在檔案數據逐漸公開，孫將軍臣道有虧，蔣先生君道有失，都付出慘痛代價」。香港人跟共產中國建立君道臣道關係才六、七年，不料臣道去年七一先有五十萬人練兵之「虧」，君道今年開春乃有愛國愛港檢閱之「失」，雙雙都蒙冤，最後難逃幽居、整肅的恐怕還是倒霉的臣道了，怨不得代表君道的人大常委忍不住要握拳高唱名曲。
王鼎鈞筆下第二則故事說東北潰敗，國民黨四十萬精銳幾乎全軍覆沒，某軍長隻身逃到葫蘆島對記者發脾氣說：「我們這場戰役簡直是共產黨指揮的！」一言驚醒夢中的南京：主管作戰的次長和廳長原來都是共諜！香港人還有多大的幻想空間？
羅孚：香港左派，難道你比共產黨更加共產黨？
首先挑起愛國不愛國爭論的人大常委曾憲梓，又在帶頭挑起愛黨不愛黨的爭論了。
曾憲梓在他挂頭牌的中總晚會上，大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首半個世紀前的老歌，面有得色，絲毫不覺得老套。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是事實，更是歷史。有了新中國但沒有共產黨，這卻是香港的歷史。直到今天，香港在法理上說，依然是沒有共產黨的世界。共產黨雖然在中國是領導一切的力量，但在中國的一部分領土的香港，卻沒有合法的存在。它的存在，一直只是一種地下狀態。今天已是回歸快七年了，它還是地下狀態如故。
回歸以前，香港的共產黨就是新華社，新華社就是中共在香港的地下工委。回歸以後，香港的地下工委成了中聯辦。
在法理上，是沒有中共的地位的。《基本法》上並沒有寫上共產黨。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但新中國君臨香港以後，你大可以說香港並沒有共產黨。
香港是中國的香港，但香港是唯一沒有公開打旗號的中國共產黨的地方。
至少在法理上，可以說沒有共產黨也一樣有香港，在這上面，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但卻是不等同中國的。
在香港，法理上不存在共產黨的問題，也就不存在愛不愛黨的問題。在香港，你可以愛黨，也可以不愛黨。你可以大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頌歌，也可以完全不歌唱歌頌共產黨。
香港雖然是中國的一部分，但卻是中國特別的一部分，一個特別行政區。它的特別，就在於不像中國的實行社會主義，而是實行資本主義。香港可以發展資本主義，愛資本主義，而不必愛社會主義。
也就不必愛宣稱堅持社會主義的共產黨。
在香港，沒有愛共產黨的問題，只有可以不愛共產黨的問題。
像曾憲梓這樣的大資本家，發了資本主義的財，卻要人去愛共產主義、共產黨，這是他老人家雙重人格的表現。他固然有愛的自由，也有不愛的自由，但他沒有強迫別人去愛的自由。而且他老人家應該明白，他口中的這首歌，最好留到北京人民大會堂去唱，那才是適當的地方，不過，是不是還是適當的時候卻是另一回事了。那應該這半個世紀以前的事吧。
在香港，連共產黨本身也不肯自己拋頭露面，指手畫腳，而寧願改頭換面，以新華社、中聯辦之類的冠冕出現，曾憲梓之流卻硬要把它拉扯出來曝光，讓它接受不能沒有它的盡情歌頌，這只能使人感到十分可笑！
黨都不叫你愛它，難道你比共產黨更加共產黨？
（蘋果日報/作者為資深報人著名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