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們對舊政客失望、厭煩、膩味、恐懼的時候，便每每期待新救世主的出現。當每一任新人物在政治舞台上登臺亮相，總是伴隨著某種所謂新形象、新口號、新許諾。即所謂中餐館裡的「新人事新作風」。台下芸芸眾生又再次翹首望明月，期盼新舵手將我們領向天上人間。
既然世界上沒有兩片相同的樹葉，不同領導人物，自然擁有來自不同娘胎的不同風格，於是我們便有了期盼的充分理由。這種期待幾乎就是中國人一種堅貞不渝、萬古常新的歷史情結。不妨將審視的目光回眸一下剛從身邊走過的二十世紀，我們從中或許可以獲得某種提神醒腦的答案。
歷史回眸讓我們驀然發現，中國人對「青天」的期待是一次又一次重複著歷史的天真。
在上個世紀開元之際，中國人期待著先行者孫中山將五千年帝制歷史的中國引向共和，結果走向的是蔣家皇朝。也許有人說，那是因為孫中山早逝，只完成了「推翻」，來不及「建立」，如果……。既然是一種假設，那麼它還有另一種「如果」，一種更大可能性的如果。共產黨所以也竟相像它的敵人國民黨那樣鄭重其事地要尊孫中山為「國父」，是因為孫中山的「聯共」政策在共產黨建立初期曾起過助其一臂之力的重要作用，因而使得毛澤東不得不違反自己的「最高指示」：「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也擁護起他的敵人所擁護的對象來，這完全拜孫中山早逝所賜。如果孫中山多活它十年八年，從「推翻」走進「建立」過程，孫中山在他一統天下的新政權裡還會繼續「聯共」，容納與他爭奪天下的共產黨嗎？如果不能，孫中山如何建立「共和」？孫中山在進入「建立」之前告別革命，實在是孫中山得以名垂青史的幸運。
當人民寄寓厚望的蔣介石走向獨裁、黑暗、腐敗的時候，中國人民又將希望投向「大救星」毛澤東，結果迎來的是一場更大的惡夢、更非人的專制、更無天日的黑暗、更深重的災難。
當總設計師從紅太陽手中接過千瘡百孔、瀕臨崩潰的「大清江山」，重新設計它的明天，中國人民又一次充滿了激動人心的期待。總設計師設計了一個「春天的故事」，最後卻用坦克碾碎了春天的童話，做了一件以無法無天著稱的毛澤東也未曾幹過的壯舉。
春天故事的結束，是「第三代核心」的崛起。剛從天安門血腥中爬起來的中國人又有了新的期待。中國人像看舞台劇一樣觀看著「第三代核心」的精彩表演：吹拉彈唱、能歌善舞、出口成詩、無所不能，在世界舞台上出盡大國領袖的風頭與洋相。江核心還能操兩種外語，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位能操外語的國家元首的先河。當人們正要喝采鼓掌，卻發現這一連串精彩表演全與他們的期待無關。這場精彩表演的壓軸戲是鎮壓法輪功。如果說毛澤東鄧小平鎮壓的是「企圖顛覆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分子」，而江澤民鎮壓的卻是些迷戀氣功以求健康長壽之道的老頭老太太，可謂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當歷史走進二十一世紀新時代，我們又有了更充分理由展示一次集體期待，災難深重的中國人又一次迎來了新世紀的新希望，新一代領袖胡錦濤在新世紀的輝煌禮花中昂然登臺，第一個亮相立即獲得一片喝采：勝斗薩斯、新三民主義、胡溫新政……。
是的，新核心的第一個亮相是漂亮的。但在我們剛剛回顧過的歷史中，哪一任「明主」不曾有過漂亮的開端？即使復辟帝制千夫指的袁世凱，也曾有過漂亮的登臺亮相。俗話說：新官上任三把火。為公為私，為建功立業，新上臺的人物都想要表演一番，圖放三把火。但這三把火的最終目的是為了鞏固個人權力，而不是相反。這是由這個政治體制的專制主義性質所決定的。比如胡溫新政獲得一片喝采的第一個亮相：戰勝薩斯，表面上是為國為民，但在其背後，它的最終本質卻是對新掌權者胡溫地位的一場政治考驗，他們能否渡過這一危機，將危及他們剛剛接捧的權力地位。這一權力，總是被覬覦的目光包圍著，而它的前主人江澤民又極不甘心就此交捧給旁系。因此與其說戰勝薩斯是胡溫新政為國為民的一項功績，不如說是胡溫聯手為鞏固捍衛其新權力而戰的一場戰役。
每一位要鞏固、坐牢、擴大其權力的當權者，都必須依靠某種力量去戰勝反對力量。他常常要面對來自兩方面的反對力量：內部，對其權力的覬覦者；外部，來自民間的反對派。當內部反對力量強大的時候，當權者便要從外部、民間尋求支持力量。而一旦內部反對力量被肅清或削弱，當權者便會反過來鎮壓這些支持過他的民間力量，演出兔死狗烹的歷史一幕。從毛澤東對紅衛兵、造反派的利用到鄧小平對西單民主牆的利用都證明了這一點。因為民間呼聲與自由主義最終總是專制主義的敵人。現在胡錦濤提出的新三民主義，也是意在尋求民眾力量的支持。且看內部政治局常委名單，前老大江澤民上海幫勢力佔據著大部分碼頭。胡錦濤若想站穩腳跟，只能師從毛澤東、鄧小平的傳家寶，從外部尋求民眾的力量了。
一切政治的實質都不外是權力問題。關於「權力」問題毛澤東有過兩個著名論斷，一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一個是「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給的」。這兩句關於權力的話語是互為對立的。第一句話說出了毛澤東的權力本質，第二句話則完全是一句謊言欺騙。正是這兩種不同的權力來源劃分出現存世界兩大對立的社會制度：專制主義與民主體制，即所謂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胡錦濤「新三民主義」中的一句話：「權為民所用」，恰好是這一專制主義政權的最佳註腳。權力的遊戲規則是：它來自誰的手上，就只對誰負責，只為誰服務。在民主政體中，權力來自選票，它就必須聽命於選民。而在一黨專制主義體制中，權力來自槍桿子，革命暴力，來自鬥爭與權謀，所以它自古以來、天經地義只為握槍把子的「專制者」、當權者、「勞心者」服務，只對當權者負責，只聽命於握權柄者的意志與利益。所謂「權為民所用」，只是胡錦濤目前需要爭取民間力量的一個姿態，它是一句在一黨專制體制中永遠不可能兌現的謊言。專制主義權力有它自身的運行規則。如同計畫經濟不同於市場經濟規律一樣。美國新上臺的總統立即獲得全權，而剛登臺的「弱主」胡錦濤卻被「槍桿子」指揮著。由於權力交接的非公平競爭性，不可避免會引發許多潛在牴觸與挑戰。因此，胡錦濤目前最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如何鞏固自己的權力地位。而那些民主派、自由主義人士卻期待此時的胡錦濤作出會動搖他權力基礎的所謂政改，實在是一廂情願的單相思。自鄧小平以來就不斷有過政改的躍躍欲試，但每次政改列車還沒出站就立即剎車，為什麼？因為任何政改都會動搖共產黨一黨專制的權力基礎。
從胡錦濤登臺後的第一次正式對外國事訪問，在澳洲國會上發表演說背後的故事，我們便可以窺見胡錦濤的某些玄機，它是比智斗薩斯更能展示胡錦濤真實面的一個亮相。在胡錦濤發表演講前一天，美國總統布希先胡錦濤一步在澳洲國會上發表演講，期間遭到澳洲綠黨國會議員公開抗議。這一幕把中國外交部長李肇星嚇呆了，擔心胡錦濤第二天會遭遇同一場景，於是展開了緊急深夜外交，會見澳洲外交部長。第二天一早，又會見澳洲眾議院主席，要求其在胡錦濤發表演說期間保證不發生類似事件。胡錦濤發表演說的時間是9：30分，而李肇星的交涉直到9點鐘還無法敲定。最後李肇星以放棄胡錦濤的演說為威脅，最終迫使澳洲方面屈服，停止兩位表達抗議的國會議員的參會權利，又禁止應澳洲國會議員正式邀請的兩位藏族人士、一位民運人士進入國會。於是，胡錦濤成了比布希更受「歡迎」的人物，在沒有任何異議聲中「一致通過」了他的演講。
當這個地球上兩種社會制度的代表人物登上同一講壇，我們看見了什麼？一個從容面對自由抗議，即便也不高興亦作出「我愛言論自由」的高姿態；一個則不允許有任何不同聲音與人物出現，這樣一個場景意味著什麼？這證明了胡錦濤什麼？這表明專制主義在民主社會裏戰勝了所謂民主自由，在專制主義面前，所謂自由民主社會居然禁止民主自由。胡錦濤來到一個西方自由民主社會作客他鄉還要頤指氣使設法禁止不同聲音的自由表達，那麼在一黨專制的中國內，我們還能期待胡錦濤進行自由民主的「政改」嗎？如果在西方國家都不能在胡錦濤面前表達不同聲音，那麼胡錦濤的所謂「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牽」是否共產黨謊言的又一次重複？又一次手段的利用？所謂「民」不但包括而且更應該指的是反對派與不同聲音，「民」需要的不是「皇恩浩湯」的施舍。胡錦濤這一次的國際亮相再次宣示了專制主義的法則：權力尊嚴至高無上，在它面前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決不容許任何挑戰。如若中國再次發生四五運動、天安門示威、法輪功事件，可以預見，只要還是一黨專制，他們依然會遭到無情鎮壓。這也說明為什麼胡錦濤上臺近一年，言論自由不但沒有更寬鬆，而是更收縮。因為那些「自由化」言論觸動了專制主義的權力基礎，也是胡錦濤的權力基礎，胡錦濤能夠贊成、支持嗎？胡錦濤能親手推動這樣的「政改」嗎？
在毛澤東誕辰一百一十週年，被認為深藏不露的胡錦濤終於亮出了他的旗幟，他發表了一篇重要講話，其中有一句話：「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我們都要始終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這就是胡錦濤的原面目：新「凡是」派。而一些所謂民主派人士還一廂情願，書生意氣地將胡錦濤比作中國的戈爾巴喬夫。看看戈爾巴喬夫失去權力後的潦倒落魄，胡錦濤決不會去當什麼中國的戈爾巴喬夫，而寧當身後繼續垂簾聽政的軍委主席。
中國人為什麼要千里迢迢去學習外國的戈爾巴喬夫？我們中國就沒有自己的戈爾巴喬夫嗎？不但有，他還走在戈爾巴喬夫前面，他就是蔣經國。蔣經國已然給中國帶來了沒有流血、沒有動亂，從一黨專制和平走向民主政體的曙光，他比戈爾巴喬夫幹得漂亮得多。只要向蔣經國學習就足夠了。共產黨在經濟上落後國民黨三十年後趕上來了，而它在政治上還要落後臺灣多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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