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25日，《陝西日報》第三版以《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為題，刊登了紀念毛澤東《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發表20週年的有關文章，第四版刊登的是「毛主席檢閱首都百萬革命大軍」的圖片。兩版都是「宣傳毛澤東思想的版面」，按說應該夠「革命」的了，不料卻禍從天降。
當天下午到26日，西安交大、公路學院等院校2萬多「革命師生」，聚集並包圍了陝西日報社，痛斥這天報紙第三版標題《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中的「帝國主義」和「紙老虎」幾個字正好對準了第四版毛澤東像的頭部中央，「反動派」幾個字正好對準了陳伯達(時任中央文革組長)的頭和脖子，認為這是「以偷天換日的手法，對我們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進行的惡毒侮辱」，「是對我們無產階級的猖狂進攻」，「是一個精心策劃的反革命事件」，並將此事與西北局和陝西省委聯繫起來，向報社提出「六項要求」：1、在報社門口召開聲討大會；2、立即安裝喇叭，佈置會場；3、劉瀾濤(西北局第一書記)、霍士廉(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參加大會，但不得發言；4、由代總編輯李一鬆(陝西省軍區副政委)交待問題，如交待不好，即封閉報社；5、起草電報發往中央，不得延誤；6、兩日內必須報導「西安交大等院校聲討省委黑幫大會」的消息。甚至高呼「砸碎報社」、「封閉報社」、「接管報社」等口號，「衝進報社，佔領報社編輯部辦公樓，控制對外電話，限制報社人員出入，打爛貼報櫥窗和樓門玻璃，闖入辦公室，拿走和抄錄文件及社論草稿、報刊雜誌和鋼筆、文具等」，最後還發展到「到處抓人，非法搜查兩位副總編輯的辦公室和宿舍，翻箱倒櫃」。有些人還要強行摘掉李一鬆的紅星帽徽和紅領章，讓李戴高帽子遊街，將李批鬥長達7個多小時，陝西師大和北京工大赴陝戰鬥隊有人還貼出「西安一毒草，長在中山街(即今東大街，陝西日報社時在該街)，施肥自有省委人，根子實際在小寨」(指陝西省軍區)的街頭詩和 「立即改組陝西省委，立即改組陝西日報社」的大幅標語。
查封報社
面對造反師生的咄咄攻勢，風雨飄搖中的西北局、陝西省委深感壓力巨大，不得不在造反師生的強烈要求下，組織由「革命學生、革命工人、革命幹部」組成陝西省委「《陝西日報》社印發傳單問題」檢查團，於11月2日進駐陝西日報社，進行所謂「檢查」。12月14日，《陝西日報》被迫就印發傳單做出檢討，同一天，陝西省委也做出了公開檢討。
但是，檢查團認為，陝西省委和陝西日報社的檢討極不深刻，結果，「8．25事件」成了陝西日報社、陝西省委乃至西北局怎麼也擺脫不了、洗刷不清的「罪惡」。隨著「鬥爭」的逐步深入，1966年12月31日，陝西日報社終於被「紅色造反者」查封，陝西省委、西北局大權被奪的日子，也就屈指可數了。
人人自危
李松晨等主編《輝煌50年 －－－共和國檔案》之三《文革檔案》的「文革花絮」引用一位資深編輯的文章說，當時《解放軍報》「當一版有毛主席照片時，就必須保證一版的其他照片上沒有人把槍口對著毛主席的方向，甚至在文字上有『毛主席』的字樣出現時，一定要透過光線看看二版上的同一地方有沒有貶義詞……後來只好做一個報紙透視箱，一個玻璃桌子，桌下安幾個電燈。報樣出來後，一版和二版、三版都放在玻璃板上，玻璃板下頭打開電燈，進行透視，以檢查毛主席照片和名字前後，有沒有貶義詞。經嚴格檢查後，沒有貶義詞才能付印。」另外，當時「新聞界還有一種風氣叫『對表』，大概第二天有什麼比較重要的新聞，全國各地許多報紙夜間都要打長途電話到北京，主要打給《人民日報》，其次打給《解放軍報》，詢問某一條重要新聞安排在版面的什麼地方，用什麼字體，標題佔多少欄。這樣即使版面處理得不妥，也可以不負責任。」其實這種「透視」的做法和「對表」的風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吸取了陝報「8．25事件」的教訓而時興起來的。
摘自《新聞信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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