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列出了中宣部十四種原罪和討伐其十四種理由，拯救其四種辦法和三個凶頑的原因。可見是他長時期忍無可忍的臨界爆發，而不是心血來潮逞一時之氣的風頭文章。
身為北大的新聞系副教授，可以說是後輩子衣食不愁，焦實在犯不著冒丟飯碗進秦城的風險。大部分中國人被政治運動搞怕了，總是抱著息事寧人的態度，莫談國事。人跟動物的區別就是思想，焦破釜沉舟，官方又能奈他如何?
比起焦國標，我們這些生活在自由國度的人顯得是多麼渺小。.我們享受的是國人沒有的自由，而且大多頂著美籍華人這塊牌子做保護，有的人寫起文章來卻要審時度勢，講話生怕出格。有些人甚至習慣讓人家捉住手來寫些歌功頌德的文字，給他自由反而不習慣。
由此可見，.焦一人敵一國，和腐朽的國家機器對著干是需要莫大的勇氣的。
本人同新聞出版總署的官員打過交道，此人大談某出版社重印了一本外國人百年前寫中國的書，裡面很多觀點不是唯物主義，犯了錯誤，給予懲罰。我一聽立刻提出異議，百年前的外國人知道什麼叫唯物主義麼？如果是印給黨員看，也許不當，可是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講，又有什麼不妥？問得對方啞口無言。旁人一看不對，馬上出來打圓場：你是國外來的，看問題跟國內不一樣。我拿出這個故事來說是為了證明這些官員的思想是多麼地僵化。同時也有一位小女孩不信邪，聲討那位領導，我覺得年輕人才是中國未來的希望。
在這種官本位的國家，新聞管制人員將老百姓劃為三六九等，剝奪了大眾的知情權。除了保密，機密，絕密文件以外，高幹可以閱大參考，普通幹部只可以讀小參考，普通百姓只有看人民日報的份。過去克林頓和江澤民關係不錯，儘管為了女人搞的灰頭土臉，小參考上面挑的全部是正面消息，外國新聞居然也可以誤導大眾。
毛澤東在國共合作的時代擔任過國民黨代理宣傳部長，知道筆桿子的重要。一篇「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控制了中國文壇大半世紀，萬馬齊喑。老一輩像巴金、沈從文封筆甚至改行，跑到海外的文人作品成了禁書。.解放後的第一批大學生又成了右派。到我們這一代遇上文革，對於中國的傳統文化簡直一無所知。哪裡知道五四運動以後中國出了那麼多的優秀文人，同解放後培養出來的作家根本不是一個檔次，因為中國現在正處於文化斷層時代，所以才出現三多怪現象(性、色情、暴力)。五四之後三十年是中國歷史上最自由的時代，容得下魯迅就是明證。沒有一個絕對自由的環境，是產生不了真正意義上的文人的。
中宣部的愚民政策實在功不可抹。在他們的控制下，國產電影千篇一律，觀眾稀少，簡直是糟蹋金錢，小說雜誌質量低下，缺乏讀者。電視連續劇官話十足，題材狹窄。好作品如(走向共和)偏又禁止，評判好壞一直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就是看被不被禁。(往事並不如煙)剛剛傳出被禁。
現在這個年代，禁錮思想已經徹底失敗，壟斷新聞實在太難，不要說網路，收音機，就是香港那些犯禁的雜誌，大部分也是銷去了大陸，否則早已關門大吉。
歷屆中宣部長中，開放派只有陸定一，習仲勛和胡耀邦，再加上一個朱厚澤。數次讓知識份子產生錯覺，以為文藝界的春天即將到來。文人們盼啊盼，等來的只是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同非人的折磨。
在秦城坐牢十幾年的 陸定一復出後痛定思痛。堅決要求批毛，可是他的要求不能見報，擔任過二十年部長(1945-1966)陸的遭遇尚且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 文革後，陸定一曾對於光遠說：「我們中宣部十幾年中，無非是整完這個人之後再整另一個人。」習仲勛素以思想開放聞名，可惜蒙冤達十六年之久，他後來協助胡耀邦，為改革開放作出了很大貢獻。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從根本上否定了毛的所作所為，胡去世之後，第一位去悼念的人是王光美。朱厚澤卻在反自由化運動中被趕下臺。
其他人如：陶鑄、張平化、王任重、鄧力群、丁光根、朱穆之、王忍之、徐帷誠、劉雲山及黨棍姚文元之流，不是左王就是昏官。
焦的檄文肯定會引起中央一場不小的地震，這是毫無疑問的。時代不同了，鎮壓是徒勞的，唯一的辦法是置之不理，這手段也不會靈光。只要有更多的人站出來說真話，人人喊打，輿論的壓力最後會迫使中宣部壽終正寢，文藝復興必將在祖國大地出現。
想像幾十年後孫子問我們，這個中宣部到底是什麼貨色？那個統戰部又是幹嘛的玩藝？那年頭這些違背人類本性的垃圾最終只能成為歷史名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