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焦國標先生認為「中宣部害了十四種大病」。這個「病」字就是焦先生的錯誤認識。我認為，中宣部的問題並不是一些「病」，而是一些專權行為、犯罪行為。把專權行為、犯罪行為說成是一種「病」，也可以說是一種委婉的說法。但是，這同時也就說明瞭焦先生的思想的侷限性。而且，中宣部的問題，實質上只是整個共產黨專權集團的問題的一部分；中宣部的專權，實質上也只是整個共產黨專權集團的專權的一部分。所以，說中宣部有「病」而要求共產黨為其「治病」，這似乎就是焦先生的意思了。中國社會上也有很多人把當今中國的各種問題都歸結到中宣部、紀委、人大等部門，甚至是歸結到某些具體的領導人、主管的身上，從而要求共產黨去解決這些問題。這就等於是要求共產黨運用它的專權去解決中宣部、紀委等部門的專權。而這就等於是肯定了共產黨的專權。因此，這些都是維護共產黨公權階級的專權統治的思想和主張，這些對於我們都是毫無意義和作用的。其實，中國各種問題的實質根源，就在於中國共產黨的整個專權體系！在於以中國共產黨為主體的整個公本專權階級！
其次，焦國標先生提出的解決中宣部問題的方法是沒有任何作用的，也是不可行的。第一，「撤消各級宣傳部」。對人們的思想、言論等的控制和壓制，是任何專權統治者的必要行為，即使沒有了「中宣部」，也必然會有其它的「某某部」、「某某局」去實施這樣的行為。第二，「制定一部《宣傳部工作法》」。宣傳部的權力，其實就是對新聞媒體、對公民等的專權，就是侵權、犯罪，而這些東西是絕不可能用明文的、完整的法律條文規範出來的。所以，就算共產黨制定了什麼《宣傳部工作法》，它也必定是模糊不清的，這樣的法，有法等於無法。這反而會為中宣部的專權行為披上「合法」的外衣。第三，「為中宣部的功罪盤點」、「建立宣傳部工作日誌制度」、「建立宣傳部工作事故追懲制度」、「增加中宣部工作透明度」。那些「記錄」，即使存在也只能是共產黨專權集團的「內部資料」，而絕不是能夠「公布於眾」的。中宣部的工作本來就是要禁止「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如果能夠把中宣部的那些事公布出來的話，那就充分證明中國已經有「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了，那還要中宣部幹什麼？這豈不是自相矛盾？
中國共產黨有很多的「御用文人」，這些人常常寫一些「中國問題」、「中國改革」之類的文章，這些無非是順應共產黨的要求，給共產黨冠以「改革」、「進步」、「發展」等的「偉大形象」。還有一些人就是「獨立文人」（獨立知識份子），這些人往往是「以事實為依據」，講一些具體的問題，卻還是不得不顧忌共產黨，從而，也就必定會肯定共產黨的專權（而不敢反對共產黨的專權或是根本就不會想到共產黨的專權），這些人也常是共產黨「懇談」的對象。焦國標先生大概就是屬於「獨立文人」吧。不過，焦先生人在內地，卻敢於公開反對中宣部，這就足見焦先生的非凡勇氣及其個人品質的高尚。
共產黨常說：「團結就是力量」。這一句話對於我們來說，也是同樣適用的。我們這些人，還有中國的十幾億人，都是被共產黨公本專權階級侵佔了應有權力的人，我們只是沒有選舉權，沒有言論自由權，沒有新聞自由權，而其他還有十幾億人，卻是那些公本專權者、那些官僚敗吏們的直接壓迫、侵害者。但是，我們這些所有的人，卻都有著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被專權」。我們的應有權力都被侵佔了，我們都是「無權者」，我們都屬於「無權階級」。我們這些所有的人，也都有著一個共同的敵人，就是－－「公本專權階級」！而「公本專權階級」的主體，就是－－共產黨專權集團！
所以，我們不但要「討伐」中宣部，我們還更要「討伐」共產黨的整個專權體系！「當下中國社會文明發展的瓶頸是什麼？」 是共產黨的整個專權體系！「當下中國文明發展的絆腳石是什麼？」是共產黨的整個專權體系！「當下中國為邪惡勢力和腐敗分子撐起最大最有力的保護傘的是誰？」 是共產黨的整個專權體系！
我們不要再相信共產黨的那套什麼「某某主義」、「某某思想」、「某某理論」之類的了，也不要再相信共產黨的什麼「英明領導」了，更不要再為共產黨說好話了，我們要有自己的理論、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文化，我們要勇敢地站出來，高呼：「我們反對共產黨！」
致
禮！
吳中英
[email protected]
2004-04-11
（新世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