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樂將軍也碰到過這樣的勇敢者。那是1965年，法國發生民變，巴黎的學生、市民走上街頭，要求當時任總統的戴高樂下臺。戴高樂黔驢技窮，來到德國的巴登。法軍駐德司令部設在這裡。戴高樂要求駐德法軍司令帶兵回到巴黎平息民變。但戴高樂的兩次要求都遭到那位駐德法軍司令的拒絕，還勸說戴高樂放棄這個命令。後來戴高樂非常感謝那位司令，稱頌那位司令勇敢地拒絕執行他的命令。他還寫信給那位司令的妻子，說這是上帝在他無能為力時讓他來到巴登，又是上帝讓他碰到那位司令。不然，他就可能是歷史的罪人了。
勇敢的定義只有一個，但勇敢的表現卻可能多種多樣。三個應聘者，前兩個堅決執行老闆的命令，好像是無可厚非，畢竟是老闆的命令；但後一個敢於拒絕執行老闆的荒唐的命令，則值得讚譽。至於駐德法軍的那位司令，敢於拒絕執行當時作為法國總統的戴高樂的有違民意、有違民主原則和精神的命令，則是難能可貴。這在專制制度的國家簡直是不可思議的。所以勇敢不勇敢，不只是一種行為的體現，其中也包含著理性，包含著道義。沒有理性的、缺乏理性的勇敢；沒有道義的、缺乏道義的勇敢，充其量不過是沒有頭腦的匹夫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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