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子吳向東之死，對徐玨女士來說是刻骨銘心的。她曾不止一次向我說起她兒子，說起當年她和她丈夫一起去尋找兒子下落時的情景。後來，也就是在１９９９年「六四」十週年的時候，我們這些「六四」受害者和受害親屬，向最高人民檢察院遞交了一份起訴狀，控告李鵬在「六四」大屠殺中犯下的反人類罪行。為此，難友們紛紛提供了證言材料。在徐玨女士提供的證言中，她對兒子向東遇難前後的情況作了如下的陳述：
「６月３日晚，我和向東父親等待兒子久不歸家，來回於長安大街尋找，並在一家商店門口焦急等候。直到４日凌晨５點左右，仍未見兒子歸來。我們夫婦倆決定騎自行車去天安門廣場尋找。
「在行進路上，我們見一群淒淒慘慘的學生，有的受傷，有的抬著被坦克壓扁的學生。我們心急如焚地只顧騎車向西單方向去，慘狀更是觸目驚心，長安街上到處血跡斑斑，路面被坦克碾壓得印痕纍纍，長安街兩側商店的房牆上被子彈打得千瘡百孔，玻璃窗上到處用鮮血寫著『打倒法西斯！』等斗大的字。再往新華門走，正遇上手無寸鐵的北京市民與橫跨在長安街的坦克、裝甲車部隊相抗衡的壯烈場面，市民高呼『打倒法西斯！血債定要血來還！』
「太慘了！是誰挑起中華大地堂堂首都三十里長安街頭的血流事件？我們拖著顫動的雙腿繞道宣武門直奔前門，一路上房牆上子彈孔密集。到了前門，解放軍早已把天安門圍得水泄不通，路人告訴我們快到各個醫院去找吧！廣場早沒學生了。
「此時已是４日中午，我們在回轉的路上，見到早晨放在街上的軍車現在正冒著熊熊大火。接著我們去了人民醫院、兒童醫院、阜外醫院。每個醫院門口都貼著死傷者名單，都是密密麻麻一片，大家都簇擁著尋找自己親人的名字。我們翻了許久，未見兒子向東的名字，又進到醫院內從無名屍體中一個個去辯認。可憐哪！都是一具具血肉摸糊、睜著大大眼睛的年青人，但仍未見到兒子。
「在眾多市民的建議下，我們輾轉來到復興醫院。這時已是下午５點多，我們見復興醫院的自行車棚外排著長長隊伍的市民正在圍觀著死難遺體。我們看到了一份名單，排在第一個的就是『吳向東』。我還以為是受傷的名單，詢問旁人住在哪個病床？這時一個青年人跑過來說：『這５０多個名單都是放在車棚裡的死人。』我頓時頭腦裡一聲『轟』響，倒下不省人事了。
「等我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醫院一張長凳上，我是被外面一陣亂槍震撼窗玻璃的巨響驚醒的，後來知道這是戒嚴部隊和市民搶奪死難者屍體的抗爭戰。我立即站起來，奔向我兒子的屍體，醫生們扶著我，囑咐我說：『您看一眼就回家去，晚上解放軍仍然會來搶屍體的，他們要來毀滅罪證！』當我向兒子屍體那邊走去，見周圍密集地擺著一具具慘不忍睹死難者遺體。我一見兒子的屍體，發瘋地扑向他，大聲喊著：『向東！你醒醒，媽媽來看你了！』我要擁抱我屈死的兒子，我要親吻我的兒子；他臉色蒼白，雙眼還睜著。但還沒有等我撲倒在兒子身上，幾個壯實的年輕大夫就把我架了起來。我嚎哭著，掙紮著要掙脫他們把我往外攙扶的雙手。
「我看完兒子屍體從醫院出來，來到大街上，眾多市民都上前安慰我，有一個小夥子對我說：『你兒子是好樣的，我們都是你的兒子！血債定要血來還！』一輛出租車免費把我們送回了家。
「７日，在３０萬戒嚴部隊警戒著北京城的夜晚，在眾多單位、朋友們的幫助下，我們冒著生命危險把向東遺體悄悄地送到東郊火化埸急速火化。當時在吉普車內，我看見我的兒子連血跡也未擦掉，在換衣服時，見到槍口是從左邊鎖骨之上脖子射進，從後邊近脊椎處穿出，子彈進口為１－２厘米，射出口為２－３厘米，傷口四周被灼燒成一個圓洞。
「我的兒子就這樣離開他的父母匆匆走了！……我兒子曾在５月的天安門廣場寫過一份遺書，遺書中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就是死了也在所不惜！……。』他以自己的生命實現了生前的諾言。
「九月底，我們在八寶山人民公墓買到一方墓地，入葬那天，他弟弟吳衛東騎著一輛黃色自行車，車後安放著胞兄『吳向東』的骨灰盒，就算是『靈車』。我身著白衣騎車緊跟衛東衛護著向東的『靈車』。一路上，長安街兩旁一隊隊頭戴鋼盔、手持衝鋒槍的戒嚴部隊士兵槍口對著大街，街上不時馳過全付武裝、裝有機槍的軍車。我們是在這白色恐怖下安葬兒子的。」（以上均見徐玨的《證詞》）
徐玨女士退休前是中國地質科學院的研究員。作為一位六十年代走出校門的知識女性，她與所有同代人一樣，執著於自己的事業。在以後的歲月裡，她跋山涉水，風餐露宿，長年奔忙於野外考察，為此幾乎獻出了自己全部的青春年華。因忙於工作，她無法用更多的時間來照顧她的兒子。現在兒子離她而去了，這使她常常陷入一種難以自拔的痛楚與歉疚。為了追回失去的一切，也為了彌補她作為一個母親的愛，她以一種特有的方式來哀悼她死去的兒子。
「六四」屠城後，整個北京城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人們連上趟街都是提心吊膽的，因為北京街頭的戒嚴部隊還是十步一崗、五步一哨，虎視眈眈地監視著每個角落、每個行人的動靜，如果稍有不慎，引起大兵們的疑心，說不定災難會降臨到自己的頭上。
但是，恰恰是在這樣一種險惡的氣氛下，人們也許會發現，有一位身穿白色衣裙的中年婦女，騎著一輛黑色自行車，來回於從東單到木樨地的長安大街。她就是吳向東的母親徐玨。第一個七天，第二個七天，第三個七天……一連到第七個七天；在七七四十九天裡，每過七天她都要這樣騎著自行車來回在長安街上走一趟。她這是在做什麼？歲數大一點的人一定知道，中國民間有一個習俗，家裡死了人，逢「七」要為亡靈招魂。作為一個母親，她想起了這個民間的習俗，這大概是她唯一能為兒子做的事情了。
一個人處於極度痛苦的境地，就會渴望某種精神寄託。在為兒子「招魂」的那些日子裡，徐玨女士的自行車車篼裡，總是放著一隻小貓，這是她兒子生前餵養的。自從兒子離她而去後，她常常與這隻貓作伴；貓也很有靈性，從不離開她一步。她曾對我說過，當時她無法排解對亡兒的思念，於是產生一個念頭，要帶著這隻貓為她兒子招魂。她說，當她在長安街上來回騎行時，貓匍伏在車蔸裡很安靜；但只要一到木樨地橋頭，這個小動物就躁動不安，且發出淒唳的叫聲，非要跳出蔸外，在橋頭的地上來回奔跑走動，像是要尋找什麼。她告訴我，頭「七」那幾天，小貓不吃不喝，流著淚蹲在小主人的靈前，不願離去。
在一個悖理、反常的社會裏，常常是人妖顛倒、人獸易位的。那些殺戮者的人性被獸性所取代，而善良的普通民眾常常連表達正常感情的權利都被剝奪了，人們往往把這種感情轉移到小動物身上，從這些小動物身上去尋找本應屬於人的那一份同情和憐憫。貓通人性，但一個失去了兒子的母親，則把這隻貓看作她死去的兒子的化身。
然而，徐玨女士的苦難並沒有隨著兒子的離去而到盡頭。在兒子遇難的六年後，她的丈夫竟也離開了她。這正應了一句俗語：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從此，她就只剩下了一個遠在異國他鄉的小兒子。作為一個女性，她要承受的痛苦和艱辛是可以想見的；但她是一個勇於向命運挑戰的強者，丈夫死後，她毅然挑起了丈夫撂下的擔子，繼續為生活而奔波著，為尋求正義而忙碌著。
每年的清明和「六四」，她依舊去墓地掃墓，依舊騎著她那輛自行車，但如今她面對的是兩座墳墓，一座是她兒子的，一座是她丈夫的。而且，如今她只能獨自一人往返於墓地了。
記得在９７年的６月３日，她來我家裡看望我時對我說，明天是「六四」，她要給兒子和丈夫去掃墓。我問，有人陪你去嗎？她說不需要。後來我知道，６月４日這一天，她一身黑色穿戴，獨自去了墓地。她從自己的住所，經新街口、西四、西單，轉復興門外大街，一直西行至八寶山人民公墓。自行車的車兜裡裝著鮮花、祭品，兩邊車把上懸掛著兩條白紙黑字的條幅，上聯為「六月雪，六四英魂遊長安」，下聯為：「孤母淚，愛子灑血夫相隨」。她一路緩緩騎車前行，前後左右警車、摩托「護衛」，在她與圍觀的民眾之間築起了一道隔離牆。她照樣騎車前行，她已不再懼怕，因為對她來說，最寶貴的都已經失去了，還怕再失去什麼呢！
多少年來，徐玨女士一面繼續從事著她所熱愛的地質事業，一面與難友們一起，繼續為討回公道、尋求正義而勇敢抗爭。她經常接受海外媒體的採訪，她要把自己及難友們所遭受的苦難昭告於天下，她要把受難母親們的心聲傳達給世人。這些年來，一個堅韌不屈的「天安門母親」群體之所以能在中國這塊到處瀰漫著恐怖與冷漠的土地上站立起來，是同群體中每一位母親的勇於擔當分不開的，而這中間就包含了徐玨女士的巨大付出。
（丁子霖執筆，２００４／２／２０）摘自《民主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