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說母親的身體一直不好，我的心理也早有所備，但說走就走我還是不情願接受。特別是她今年的3月還是支持蔣彥勇醫生「呼籲為『6．4』正名的簽名響應者」。我還期望她「好死不如賴活著」地能夠熬到「正名」的那一天呢！此時此刻馬上就要面對生離死別的選擇，我真的有些不知所措而非常地痛苦。
為了減少母親身體的病痛之苦，也為了讓母親安穩地在妹妹的家中平穩地離去，我同意迅速把她從醫院轉移回家，在家中等待和觀察母親的最後（按照規定，如果在醫院去世，我們將不可能在家裡擺放遺體等）。
9號的清晨，我從成都出發，中午來到了母親的遺體旁邊。看著母親光滑的膚色和安詳端莊的面目，我更加感覺母親離開得太早。還沒有和我們分享到自己的勞動成果就這樣離開，真的是終生的遺憾。
因為是「6．4」敏感期，我擔心我的突然離開，會給本地和外地的朋友增加心理的猜疑和不必要的負擔，便給幾個朋友說了我的去向和原因。結果，沒有給自己和朋友帶來減少痛苦與麻煩，反而還給我的朋友引來失去自由的限制和被人跟蹤的騷擾。
南京的張玉祥聞此不幸的消息，首先是給我的母親送來悲痛和鏗鏘的而且是意味深長的輓聯，讓我和我們的家人得到一絲籍慰和寬心。其次又在6月12日下午突然接到他的電話說，將要利用星期天休假日，專程來到上海憑弔我的母親，並約好讓我13號的上午等他的到來。此時獲得這個消息的還有當時就在現場、也是來看望我和我母親的上海朋友李國濤和戴學武等人。我感激萬分，感到了人世間那種純樸的友情和信仰支撐的手足之情。
13號的中午13點19分，我收到了張玉祥「過了無錫馬上就到」的中文簡訊息後，就耐心地等盼。1個小時，沒有到；兩個小時，沒有見，其間他的手機也處於什麼「聯通的來電保」業務狀態，無法和他進行正常的話語溝通了。我們還是簡單和純潔地認為他可能是遇到了什麼不可抗拒的「自然災害」，仍在認真地等待。下午4點是這樣，下午6點還是這樣。我們開始懷疑這個不正常的連續性現象，根據唯一可以證明他的去向的手機始終處於「來電保」狀態，我們分析斷定：他肯定被人劫持了！是誰？為什麼？就不得而知了。咯噔，原本就很傷感的情緒又多了一個心病：張玉祥到底哪兒去了？他是平安、還是遇到了不測？是不是突發了他的老毛病（高血壓又是天氣很悶熱的時刻）？一股陰影籠罩在我們的心頭。
14號一天杳無音訊。我們仍然沒法證實他的去向。南京的楊天水沒有得到任何信息。工作單位也沒有任何有價值的消息傳來。南京的家裡還是那枯燥的沒有人接的回鈴聲。苦苦焦慮，傻傻等待，怨天尤人，性情焦灼，忍性到達了極限。這是雪上加霜的煎熬。這是傷口撒鹽的疼痛。這是精神深處的折磨。這是痛失親人又感欠債的幽靈獨嘆。
15號清晨，我連續3天都保持24個小時開機的手機突然響起了玉祥的來電。我心情惶恐又激動，不小心按錯了鍵碼，結果給斷掉了。我趕緊撥過去，結果他又正在撥過來。我們兩個人始終都是處在佔線的忙音中。終於，我們還是接通了，5分鐘的交流，我終於可以放下心來，也終於知道了他這兩天的心路歷程。他又遇見了在「6．4」前在溫州遇見的「貼身保鏢」和「手機跟蹤」的同樣待遇。不過，這次更無理、更野蠻、更說明他們的虛弱和強制。
我心底的石頭落地了。他沒有因為為我母親奔喪而遭受身體疾病的肆虐（這樣我就是歷史的罪人了），而是遭受了非法拘禁的人身非禮；沒有因為出門的不便遇到天災，而是經歷了人為策劃的準備充分的惡人構陷的人禍；他不是因為心智不全或者精神失常，沒有了思維或辨識能力而不能趕到目的地，而是再次領教了沒有人性、沒有任何顧及的鐵權獨夫的高壓看管。這次要比上次的「溫州經歷」和「溫州模式」還充滿無奈和強制，甚至還更有故事情節。
他們滿意了，而我們卻更加地痛苦了，因為，他們阻擋了我們想盡孝道的善心愛意。這是對幾千年華夏文明習俗的挑釁。他們高興了，而我們卻更加地難受了，因為，他們阻隔了我們情同手足的血淵深情。這是對華夏之邦血濃於水的歷史諷刺和戲耍。他們的目的達到了，而我們的情仇更深了，因為，他們給我們的一生都留下終生都沒有機會可以彌補的終生的憾事。
我哭泣，我抗議，剩下的還有我的抗爭！
（2004年6月15日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