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大以後的中國會有什麼變化？
對於十六大以前的中國，雖然有不少人讚譽相加，主要理由是「經濟發展一枝獨秀」。至於經濟增長不等於社會發展與人民整體福利的改善，以及中國為這種短暫的經濟增長支付了巨大的環境代價這些事實，則很少有人去想。但從十六大前後舉世對中國第四代領導人的高期望這一點當中，已經可以看出人們對江澤民時期的中國情況惡化並非毫無所知。「揣著明白裝糊塗」，也許就是普遍的一種心態。
就在2003年初，一向善於「作秀」、喜愛表演的深圳特區，在世人對它已經漸漸淡忘之際又上演了一出新劇，宣稱自己要進行「政府改革」，於是國際傳媒紛紛竟相報導，稱「這是中國未來政治體制改革的預演與試驗」。一些國際大媒體採訪筆者時，無論筆者如何解釋這只是與政治體制改革完全不一樣的「行政改革」，並試圖說明行政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的區別，但一些媒體無論如何都要將此稱之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預兆」。
其實判斷行政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的標準非常簡單：行政改革的內容主要是對政府各機構事權重新劃分，包括簡化辦事程序、裁汰冗員、裁併機構、下放部分事權等等，但絕對不會觸及政治權力來源問題，亦即政府權力來源的合法性是什麼。這類行政改革中國政府其實一直在做，從1949年以後由中央政府下令進行的就有五次之多，最近的一次就是朱鎔基於1999年下令進行的機構改革，這場改革總共只進行了幾個月，就悄無聲息地結束了。
而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就是解決政府權力來源的合法性，為保證政府權力來源於民選，還得有一個開放的公共領域，尤其是必須有獨立媒體的存在與監督。中共政府的政治權力，其最初來源就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以後的幾次權力交接都是通過上一代領導人指定，即使鄧小平的權力不來自於毛澤東的指定，那也是通過高層政變獲取，而非來自民選。
中國共產黨制定的黨章規定「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中共製定的憲法肯定了黨章的這種規定，黨章與憲法互相賦予對方以絕對合法性，不管這多麼荒謬，但在中國卻是現實。中共政府一直拒絕在中國推行民主政治，並加強對媒體在內的公共領域的控制，就是拒絕政治體制改革的明證。只要中共政府在政府權力來源這一點上沒有進行「改革」，無論什麼樣的行政改革，都不能稱之為「政治體制改革」。
以往對中共政府每一次行政改革，中國官方理論界都有意誤導成「政治體制改革」，還有一些學者亦有意參與唱和，筆者一直不理解這些學者為什麼要這樣做，曾在私下裡問過，得到的答覆竟然是：「我們要做成一雙靴子，哄共產黨穿上去。只要它穿上去不脫下來，就可以慢慢達到目的。」將幼兒園阿姨哄小孩子時常用的方式，如「某某小朋友今天表現很好，我們給他戴朵小紅花，明天他一定會表現更好」，用之於對待一個具有50年執政經驗，且在奪取政權的28年艱苦過程中充分表現了機變與權謀的政黨，這種方式是表現了學者的「智慧」還是這些學者個人別有所求，筆者不想置評。
但事實是，每次都是學者們辛苦表揚了半天，中國社會的公共領域卻收得越來越緊。值得注意的是這次中共政府與以往還不同，就在2003年的兩會期間，乾脆由政府發言人宣布：「這次政治體制改革不是兩會議題。深圳的政府改革只是行政改革，不是政治體制改革」。國際社會的中國學界與傳媒一度討論得非常熱烈的中國政府體制改革，這才算是結束了紙上的行程。
也許是世人盼變心切，對第四代領導人的一顰一笑，任何一位領導者一句平平常常的話都會被解讀出萬種玄機，被認為是預示一項重大改革的先兆。
比如主管中宣部工作的政治局常委李長春視察《人民日報》時順便指責的一句話「不要集中報導領導人的活動」，竟然被當作新聞體制改革的信號來誤讀。其實在中國媒體工作過的人，都知道這不過是一句中國官員表示謙虛的老生常談而已。筆者在深圳一家媒體工作時，幾乎每個月都聽到報社傳達「省市領導」這句訓示（當時李長春正在廣東任省委書記），但事實卻是市長出現在媒體上，市委書記也必須出現在媒體上，兩位的位置，標題字號大小，消息長短根本不能出錯。李長春那句「對領導人活動不要報導過多」，只不過是李長春在廣東常說的一句口頭禪而已。
至於李長春對媒體改革的態度，只要聽聽李長春幾年前在廣東上任伊始時的一席話就知道了。李長春上任伊始就通告廣東傳媒界：「我來這裡的任務主要是整頓《南方週末》《羊城晚報》與《南風窗》這兩報一刊的。我在家就禁止孩子們看《南方週末》這種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很強的報紙。」李長春領導媒體慣說的這兩句話最後被深圳市委書記張高麗照搬，常常掛在口頭。我作為媒體從業人員時，有幸多次聽過這「傳達」。不過這一關於新聞體制改革的「神話」只流傳了半個月左右，就以《二十一世紀環球報導》登載李銳一篇關於黨內民主化改革的文章而被停業整頓宣告結束。
其實要判斷中國第四代領導人會做什麼，並不是難事，只要從常理出發就行了，那就是依據兩點：一是中國的現狀怎樣，因為未來的道路只不過是現狀的延伸罷了。毛時代是「極權政治＋計畫經濟」，鄧時代是「威權政治＋市場經濟」，專制政治從來就不是中共政府要改革的對象，而是他們統治社會的基本手段。從現狀來看，中國目前的局面實在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每一代領導人的能力都比前一代弱，而面臨的問題卻比前任要嚴重得多。從中共政府近幾年的作為來看，只見加強社會控制，未見有任何放鬆跡象。
二是政權的統治基礎構成有無可能改變。一旦統治基礎被制度認可，制度的力量就遠遠大於領導者個人力量。從90年代中後期以來，中國的政治、經濟與知識三類精英的聯盟已經形成，並且對國家公共政策的制定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三個代表」與「七一講話」只不過是為這種強勢集團「俘獲國家」的社會格局正名，並開闢一條制度化通道而已。任何人從江澤民手裡接過權力接力棒，都得依靠現在已經形成的統治基礎，都得容忍強勢集團通過擠壓平民達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奉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市場經濟＋極權政治」體制。這一點只要平心靜氣想想朱鎔基總理上任之初，舉世對他的熱切期望，以及他最後難逃「堂．吉訶德」命運就瞭然於心。
上述分析表明，希望通過中共內部的權力更替來改變中國現在的危局，只是一種一廂情願的想法。認為中國政府完全有能力長期控制局面的分析家們，其分析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中國政府是一支高效團結的「消防隊」，並擁有非常強大的 「消防能力」，如越來越藉助於暴力的政治高壓，越來越普遍的由警察與國家安全部特務共同建立的「安全系統」，越來越嚴格的新聞管制，以及為經濟精英與知識精英開放的一扇分享利益與權勢的窄窄的門。
筆者的看法是：這些不惜工本的投入確實能夠延長中共的統治壽命，但不能從根本上克服危機。而且非常明顯的是，中國共產黨的壽命其實正是通過犧牲中華民族的前途換來的，一句民諺精闢地總結了中國的現狀：反腐敗亡黨，不反腐敗亡國。中共的壽命越長，中華民族付出的代價越大。
筆者的看法是：中國的現實並不是「地面上鋪滿了乾柴」，而是地下在奔突著隨時可能竄出地面燃燒的「地火」，任何最先進的「消防設施」對地火的防禦作用是有限的，中共政府終會有撐不住的一天。而由於中共「黨國一體「的長期統治，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垮臺之時，也就是中國社會陷於解體之日。與以往歷史不一樣的是，由於人口的空前膨脹，生態環境的高度破壞，以及社會道德的整體崩潰等制約因素，經歷過共產黨統治的中國要進行重建，比任何時代的困難還要多，還要大。
我相信，中國人的後代在評價今天的中國歷史時，一定會認為中國的前途是被不負責任的政客、自私自利的知識精英、依靠投機鑽營發財的經濟精英共同謀殺，也一定會驚訝於今天的中國人民為什麼會如此容易被他們愚弄。對歷史，從上一世紀中期開始，我們這幾代人確實難辭其咎。
在美國這個自由國度，能夠很清晰地觀察到海外華人與中國大陸政治之間的脈動，在所謂「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糖衣之下，中共政府的腐敗統治得到了不少「愛國華僑」最大程度的理解與支持。每觀及此，筆者就不由自主地想起美國歷史學家托馬斯．卡萊爾的一句話：「長期以來，每個政府連同其智慧與愚蠢，是它的人民的絕佳象徵。可以說，有其人民必有其政府。」
中國未來的前途只能依賴於人民本身的覺悟，以及他們的政治能力。
（博大出版社供稿，新聞稿標題為博大出版社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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