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先生晚年多次談及「九.一八事變」時的不抵抗責任問題。他反覆說明，「九.一八事變」時，「我認為日本利用軍事行動向我們挑釁，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對『九.一八事變』判斷錯了」。「是我自已不想擴大事件，採取了不抵抗政策。」
但日本廣播協會的採訪錄認為：「關於不抵抗政策，張學良極力證明並非蔣介石的責任，考慮到他現在所處的立場，不得不如是說。」意指張學良身居臺灣，不能不這樣說。
其實不然，張學良從來都是好漢做事好漢當。一般來說，他不大會屈從於形勢，言不由衷。特別是到了1990年，不僅蔣介石早已逝去，蔣經國亦已辭世，他已基本上獲得自由。假如說，蔣氏父子，尤其是蔣介石在世時，他談及歷史問題還有所顧忌的話，這時他應是可以直言了。也正因如此，他才主動邀請華人歷史學者唐德剛教授「為他的回憶錄捉刀」。1991年張學良在紐約期間，他又主動要求與哥倫比亞大學年輕留學生座談抗日戰爭歷史，由此引發了哥大口述歷史處與張學良合作，記錄他口述歷史的工作。
1991年5月28日，張學良在紐約曼哈頓中城貝公館接受紐約東北同鄉會會長徐松林偕老報人李勇等八人訪談時，有人提問：「大陸拍攝的電影《西安事變》中說：蔣介石下手諭，命你對日本侵略採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沒有這道手諭呢？」張學良立即回答：「是我們東北軍自已選擇不抵抗的。我當時判斷日本人不會佔領全中國，我沒認清他們的侵略意圖，所以盡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給他們擴大戰事的藉口。『打不還手，罵不還口 』是我下的命令，與蔣介石無關。」
張學良不止一次談及「九.一八事變」時不抵抗問題，都是這樣說的。他不僅公開答記者問如是說，在私下對他信任的人也同樣是這樣講的。有文章說：「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蔣介石曾給張學良十餘件電報函件，令其不抵抗。張學良的部下王卓如、閻寶航建議他將這些電報妥為保存。後來張夫人於鳳至將其保存在倫敦匯豐銀行保險櫃中。因為有這些函電，西安事變後，於鳳至以此威脅，使國民政府和蔣介石不敢加害張學良。但據為張學良所信任、替張氏記錄口述歷史的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工作人員張之宇記載：「張氏曾自疚，告訴筆者：我是封疆大吏，中東路、九一八事件、對蘇日關係，平時我有自主權，不能說有了事，推卸責任。外間傳說我有蔣（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諭存在於鳳至手中，是扯淡。於鳳至不是那種人。」
著名華人歷史學者唐德剛記載了張學良回答他詢問「九.一八事變」不抵抗問題的一段談話。張學良說：「我要鄭重地聲明，就是關於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變』不抵抗，不但書裡這樣說，現在很多人都這樣說，這是中央的命令，來替我洗刷。不是這樣的，那個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謂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衝突，他來挑釁，你離開他，躲開他。」他解釋當時為什麼下令不抵抗：因為過去對日本的挑釁，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當時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東北那麼大的事情，我沒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沒想到日本人敢那麼樣來（指用武力侵佔整個東北）。我對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報也不夠。我作為一個封疆大吏，我要負這個責任。」
炎黃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