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京華時報》介紹：1955年春天，中國派出以周恩來爲團長的代表團參加在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周原計畫4月11日乘坐印度航空公司的包機「克什米爾公主號」，從香港起飛經印尼首都雅加達前往萬隆。但「克什米爾公主號」在4月11日離開香港4個多小時以後，在下午6時30分左右因爆炸失事，機上8名中方人員和3名外籍人士全部罹難。所幸周臨時改變計畫，從昆明取道仰光到達雅加達。這就是震驚世界的「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
在「克什米爾公主號」失事的第二天，中國外交部發表嚴辭聲明。聲明稱，1955年4月10日上午9點30分左右，中國政府曾要求香港英國當局採取措施保障飛行安全，但陰謀依然得逞，英國負有嚴重責任。中方要求英國政府對參與這一陰謀的特務分子逮捕查辦。聲明還表示，「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是一起美國和蔣介石的臺灣特務機關導演的謀殺案。
英國在飛機失事後立即出動力量搜索。中方發表聲明後，香港英國當局在4月12日、13日連續發表聲明，稱中方人員和行李上機時均有中印人員在現場監督，當局也立即採取額外預防措施。聲明還指出中方事先沒有將可能發生的陰謀性質詳細告訴英方。
1955年9月2日，英國駐華代辦歐念儒當面將《關於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破壞案的警察調查綜合報告》遞交給當時的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報告詳細披露了香港警方事後調查的詳細過程。
「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失事以後，香港警方隨即調查了68名曾接觸飛機和行李的工作人員，但沒有得到任何有價值的線索。1955年5月12日，香港警方接到材料說爆炸可能發生在一個行李箱內，5名香港航空工程公司的工作人員引起警方的特別注意。警方兩次詢問主要嫌疑犯周梓銘(化名周駒，又名周貴)，但沒對他產生任何懷疑。
中國政府提供的情報明確指出，國民黨「保密局」的「香港情報站」策劃了這次謀殺，主謀叫趙斌成，直接指揮者是金建夫，具體執行者是地勤人員周駒。周駒使用的定時炸彈是從基隆秘密運到香港的。
香港警方根據中方情報搜查了周駒的住址，周駒當時已經在逃。1955年5月18日，香港航空公司向警方報告，臺北辦公處稱有一個不知姓名的中國人潛藏在該公司5月18日上午飛往臺北的航班上，他已被移交到臺北移民局拘押。事後確認，此人就是周駒。此後香港警方搜查了所有中方提供的地址，最後拘留了周駒的父親周瑞維和同房間的周仕學。6月2日，兩人被拘後供出位於廟街的就記電料行。警方監視該電料行，並在6月30日搜獲情報,使店主關就記供出有來往的臺灣情報員張耀靈。
7月3日，又有一個姓關的在電料行被捕。事後，兩個關姓人的供詞勾勒出周駒和謀殺案主謀趙斌成之間的關係鏈。原來，1955年3 月份，趙斌成經張耀靈認識關就記，問關就記是否有親友族人在機場工作，關就記說沒有。於是他介紹了另一關姓人。這位關姓人推薦了周鑽如，周鑽如向趙斌成推薦了包括周駒在內的三位族人。7月6日，周鑽如被捕，供稱主謀3月底和周駒頻頻接觸。起初周駒不敢干，他認爲破壞共產黨的飛機太危險。趙斌成開出60萬港幣的優厚獎金並保證周駒在臺灣的安全後，周駒才答應下來。另一方面，在6月中旬，周仕學和周瑞維都供稱周駒曾在嗎啡的作用下自述親手在「克什米爾公主號」 上安裝了一枚有輕微滴答聲的定時炸彈。
在這篇報導的末尾，記者還公布瞭解密檔案中所顯示的除機組人員之外的11名遇難者名單，他們是：新華社對外新聞編輯部主任瀋建圖；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新華社對外新聞編輯部記者李丙衡(李平)；廣播事業管理局對外廣播部副主任杜宏；中央新聞記錄電影製片廠攝影員郝鳳格；總理司機鐘步雲；對外貿易部三局副局長石志昂；外交部情報司科員(擬提副科長)李肇基；越南代表團工作人員王明芳；奧地利記者嚴斐德；波蘭記者斯塔來茨。
看完這樣一篇報導，筆者對於特務人員的暗殺傳奇並不覺得意外，而是對於中國共產黨特務機關創始人周恩來殺人不眨眼的冷血作風深感震驚。
周恩來之所以玩弄金蟬脫殼計改道而行，當然是因爲他及時掌握了第一手情報。在這種情況下，他並不是出面制止暗殺行動的繼續實施，而是將計就計，把包括自己的貼身司機在內的11名中外精英送上了不歸之路。包括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外交部情報司科員(擬提副科長)李肇基在內的11名中外精英，本身就是沒有接觸到第一手情報的情報人員，他們僅僅是爲了掩護情報總管周恩來的暗渡陳倉，在不知不覺中奉獻出了自己不可替代的寶貴生命！！
由「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曾經專門研究過「第三黨」歷史的筆者，又聯想到北伐名將葉挺的悲劇。
葉挺，字希夷，1896年出生於廣東，1919 年初投身於孫中山領導的針對中華民國的暴力革命，同年加入中國國民黨。1921年任孫中山陸海軍大元帥府警衛團第二營營長。1922年6月，粵軍總司令陳炯明的部隊炮擊大元帥府，葉挺奉命守衛總統府前院，掩護孫夫人宋慶齡脫險。1924年，葉挺赴蘇聯學習，同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2月轉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9月回國。1926年，葉挺在北伐戰爭中率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充當討伐吳佩孚的先遣隊，在湖北汀泗橋和賀勝橋等戰役中屢建奇功，從此成爲北伐名將。1927年8月，葉挺參與發動南昌起義；同年12月又參與由共產國際直接操縱指揮的廣州起義，擔任了3天工農紅軍總司令。工農紅軍的名字就是由此而來的。廣州起義失敗後，葉挺因受中共廣東省委領導的責難和共產國際代表的冷遇，於1928年第二次抵達莫斯科。在莫斯科期間，他受到黨內批鬥，一氣之下與中共脫離關係，加入由國民黨左派鄧演達、陳友仁、宋慶齡發起組織的「第三黨」，先是追隨鄧演達等人流亡歐洲，後來又到澳門隱居。抗日戰爭爆發後，葉挺出任主要由國民黨提供給養武器的新四軍軍長，實際上卻要接受副軍長兼中共東南分局書記、中央軍委分會主席項英等人的「黨指揮槍」。因爲與項英關係緊張，葉挺曾經兩次出走、四次辭職，直至1941年1月在皖南事變中被國民黨軍隊逮捕扣押。1946年3月4日葉挺獲釋，立即要求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3月7日被中共中央批准。1946年4月8日，葉挺與中共情報頭子王若飛等人同機前往延安，因飛機失事而遇難。同行的另一架飛機和飛機上的周恩來等人卻安然無恙。
在周恩來的革命生涯中，像這樣借刀殺人和大難不死的傳奇故事數不勝數；而葉挺之死的根本原因，只在於既不能讓他爲國民黨所用，又不能讓他到延安掌握軍權。試想，連中共東南分局書記、中央軍委分會主席項英都容不下這位中共歷史上的第一任工農紅軍總司令，毛澤東和周恩來又如何能夠容得下葉挺呢？！
在中共歷史上，董存瑞的炸碉堡和黃繼光的堵槍眼，所表現的不過是以犧牲個人來成全革命事業和革命領袖的神聖美德；連未成年的農村姑娘劉胡蘭，都可以被黨組織利用來充當「生的偉大，死的光榮」的犧牲品。周恩來爲了所謂的國家利益和自己個人的生命安全，在掌握情報的情況下蓄意犧牲飛機上的11個人的寶貴生命，走的正是這種「存天理滅人欲」的專制路子。可恥的是，泱泱10多億人口的中國人種，卻從來沒有人肯追問一句：毛澤東爲什麼不去捨身炸碉堡呢？！周恩來爲什麼不去捨身堵槍眼呢？！
令人欣慰的是，歐美基督教文明中以人爲本和人人平等的普世公理，在2004年3月終於被寫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至於這樣的憲法條款會不會像既有的民主自由那樣流於自欺欺人的紙上空談，還需要拭目以待。但願像周恩來那樣蓄意犧牲同志和戰友的寶貴生命的人道悲劇，能夠在中國歷史就此打住、不再重演！！
作者爲自由撰稿人，居中國
(7/20/2004)
《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