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們通常都把上世紀50年代的反右派鬥爭視為是1957年的事，有人曾稱之為"
沈重的1957"。其實，反右派鬥爭是1957年發端的，但到1958年並未停止。根據1957年9月中共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反右派"必須克服溫情主義"的指示精神，全國各地仍繼續大抓右派，一直延續到1958年，鬥爭規模比1957年毫不遜色，當時稱為"反右補課"。成千上萬的知識份子，就是在1958年被"補"進右派行列的。
人民日報社也不例外。1958年又抓出了包括副總編輯黃操良(已自殺)、國際部西方部副主任胡騎等一批右派份子。我這個駐上海的記者，也名列其中。
1958年深秋，我淒愴地離開北京，和青年作家藍翎等一起被送往河北唐山柏各莊農場勞動，改造思想。車站上淒淒清清，我的弟弟谷斯湧趕來為我送行，帶來了親人的一絲溫暖。
柏各莊農場是在一大片鹽鹼荒灘上新開闢的一個規模很大的國營農場，我和藍翎等幾個同行人，被分配到農場的三分場，農場工人都是附近各縣的青年農民。先後來到三分場的右派共有28人，與工人們同吃同住同勞動。工人們都很淳樸，對我們這些老右毫不歧視，甚至還多少有些同情，在勞動中對我們十分照顧，使我很快消除了走入一個新環境的陌生感。
我不是勞動人民家庭出身，從小沒有幹過農活，雖說在解放區的大生產運動中也種過菜，擔過水，勞動量畢竟是輕微的。而農場則大不一樣，那裡主要種水稻，又是在鹽鹼地上大面積的種植，勞動量很大、很累。幹了一天活，傍晚回宿舍，人就如同癱了一樣，倒在鋪上不能動彈，連飯也不想吃。農場幹部看我們實在不行，就把一些體弱的人調去幹輕活，比如稻子割完後讓我們在後邊拾散落在地上的稻穗。這在農村是婦女兒童干的活，看起來輕鬆，實則不然，整天彎著腰幹活，一天下來，腰彷彿斷了似的痛，只能一拐一拐地勉強走回農場。我不但幹活不熟練，還有一個致命弱點，就是幹活動作緩慢，這也讓我吃了苦頭。一次，隊上的幹部把我們帶到一片新割的稻田裡拾稻穗，他說今天拾稻穗要開展一個競賽，一人一大塊，看誰拾得又快又好。在農場勞動期間，誰不想力爭在競賽中獲優勝？這可是關係改造前途的。於是，人們都爭著往前趕。有一個同伴拾得最快，簡直像小跑似的往前衝，把大夥遠遠甩在後邊，拾的稻穗堆起一大堆。我使出吃奶的力氣向前追，腰酸痛得好像要斷了似的，也不敢伸一下。可是這樣依然趕不上，眼看距離越拉越大，被遠遠地甩到了後邊。同伴中多數人已經把自己那塊地的稻穗拾完了，站在地頭擦汗休息，我還呼哧呼哧地在那裡拾個不停，足足比他們晚了好幾分鐘才算拾完，走到地頭，人都不能動彈了。隊長走來逐塊檢查驗收。我原以為冠軍肯定屬於那個拾得最快、手腳麻利的同伴。不料隊長指出，那個最先拾完稻穗的人，快固然快可是拾得不乾淨，地裡丟下了不少稻穗，光圖快不顧質量，不能表揚，還要受批評。我拾的這塊地，慢是慢了些，但拾得乾淨，沒發現丟棄的稻穗，因此免於批評。這使我如釋重負。
我們這些只會舞文弄墨的知識份子，來到農場以後，一些重頭農活實在拿不起來，比如挖排水渠、割稻、插秧等等，怎麼也趕不上那些年輕力壯的農工。有一段時間，我被調到農場的菜園勞動。在局外人看起來，在菜園裡侍弄那些白菜、西紅柿之類，是最輕鬆不過的了。其實完全不是那回事。在菜園裡勞動，一要懂技術，心靈手巧；二要有長時間蹲在地上不伸腰的功夫。這兩者我都不及格。尤其是那"蹲功"不過硬，把我弄得狼狽不堪。我在地裡幹活，蹲上半個小時，腰就痛得支持不住，只好站起來喘口氣，伸伸腰。如此一會兒站起來，一會兒蹲下去，自己看看也實在不像樣。帶我們勞動的菜把式是個好人，他看著我這副模樣，只是嘆了口氣，並不批評我。和我一起勞動的右派同伴裡，有幾個都是自小在農村長大，幹過農活，既有久蹲不起的功夫，幹活又麻利，我只能自愧不如。
二
說實在的，從事體力勞動固然累乏，但是倒頭睡上一大覺，第二天體力也就恢復了。像我這種從未參加過體力勞動的人，在勞動中體會人生，改造自己的思想，多少還是有些自覺性的。在農場裡最折磨人的，是沒完沒了的所謂思想改造。
分工管理我們的幹部在會上說："你們到農場來是改造思想的，要脫胎換骨，重新做人，對罪行必須心服口服。"他給我們規定了幾條制度，一個星期開幾次學習會，匯報思想，月末要作改造小結，到年底寫改造總結；要相互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對反改造的言行要展開毫不容情的鬥爭。這樣，幹了一天活，已經勞累不堪，工人們都呼呼地睡了，我們還經常得硬撐著開會，儘管眼皮子打架，也不敢打瞌睡。後來，為了開會方便，乾脆把右派集中起來住在一起。
分到三分場的28個右派，大體上是兩部分人，一部分來自各中央直屬機關，包括中共中央辦公廳、中央機關事務管理局、中央監察委員會、《人民日報》、《中蘇友好報》等單位。還有一部分是文藝界人士，他們人數較多，其中很有些大名鼎鼎的人物，如所謂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二號人物陳企霞，因《電影的鑼鼓》一文而獲罪的電影評論家鐘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