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與顧雛軍就格林柯爾是否在「國進民退」進程中侵吞國有資產的爭論一直沒有平息。先是張文魁與郎咸平就國有企業產權改革方向是否正確展開了正面交鋒，繼而是張維迎抨擊郎咸平是與對社會做出貢獻的企業家為敵，隨後吳敬璉與許小年也在深圳主動做出了對郎咸平觀點不盡同意的回應。
不論是學術界還是民間人士，甚至是網民，不由自主地捲入這場爭論的人越來越多，爭論本身更已由「郎顧之爭」發展成了一場關於改革方向、路徑的大論戰，爭論的話題同樣也在向縱深發展，我國改革開放以來一些不時提起但始終沒有成為學術界關注焦點的話題也被一再「舊事重提」。
最新召開的這場研討會表明，此番論戰的焦點已經上升到了改革開放中效率與公平的理論高度。
而我們也注意到，出於種種原因，到目前為止，在這場大論戰中官方聲音始終付諸闕如。
本次研討會由《外灘畫報》副總編輯陳濤主持，出席會議的專家有：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的孫立平教授、人民大學行政管理學系主任毛壽龍教授、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的侯若石教授、北京理工大學人文學院的胡星斗教授、中央編輯局研究院東歐處處長金雁女士。
以下為北京理工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胡星斗在本次研討會上的發言。
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胡星斗：我也就公平與效率的問題講一講。
人類的現代政治經濟制度，我認為基本上都是圍繞著公平與效率展開的。資本主義國家是通過這種政治制度－－多黨制，實際上一個規範的多黨制就是兩黨制，兩黨輪流解決公平和效率。基本上可以這麼說。左派政黨更多地強調公平，右派政黨更多地是強調效率－－當然也有強調公平的方面。資本主義通過稅收的方式，通過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的方式，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的方式，通過鼓勵股份共有的方式來解決公平。
但是我們中國不能同時解決公平和效率。為什麼不能同時解決呢？因為我們現在這種體制中有一種對權利和資本制約的錯位，這是不能解決道德和公平的根本原因。我們國家一方面是效率不高，另一方面公平損失也沒有很好地解決。這兩個方面都存在。原因是我們對權利和資本兩個方面都缺乏有效的制約。我們對權利缺乏有效的制約，所以政績工程就出來了；我們對資本不能有效地制約，就沒有真正代表工人利益、農民工利益的聲音。
我想最終的解決之道應該是如何有更高的效率、更多的公平。如何有更多的效率呢？不能像郎咸平說的停止MBO改革，停止產權化的改革，這是行不通的，只會導致效率越來越低，公平問題也解決不了。所以我說中國目前的低效率，一個是國有企業的低效率，不能通過郎咸平跟一兩個國有企業家談了話說，他們很努力，因此得出結論是他們的效率很高；不能從短期、局部的企業得出整個國有企業的狀況，必須要進一步做全局的分析。
前不久國家審計署和其他的有關單位就有這種調查。我綜合了一下，我們國家近幾年國有企業和國有建設項目投資損失率很高。我們國家投資的一些大型項目，一些大型的國有企業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問題：停產、半停產的，達不到設計能力的，出現各種問題的將近50%，這是對資源極大的浪費。為什麼會出現這麼一個情況？實際上在經濟學裡早就說得很清楚了，然而有人不信。比如說存在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存在剩餘控制權，剩餘所有權，國有企業不能很好地解決剩餘控制權和剩餘所有權如何分配到監控者的手中，存在著這樣的一些問題。我們希望中國能夠走出一條發展自己經濟的道路，發展國有企業的道路，似乎中國僅僅依靠國有企業就能夠實現現代化。在我看來是沒有希望的，因為我更多的是從全局來看國有的損失。
毫無疑問對國有企業應當進行產權改革的方向是絕對不能動搖的。從歷史上來看，日本也曾經是大搞國有企業，明治維新之後，因為腐敗才進行了改革，才有日本今日的富強。中國的洋務運動也是官辦經濟，或者是官督民辦的經濟，主要是政府管制或者是政府直接經營企業。最終是怎樣的結果呢？所以國有企業的效率低下，在理論上經濟學家早就解決了這個問題，我想中國人也沒有那樣的特殊聰明才智可以否定經濟學的規律，創造出國有企業達到高效率的奇蹟。
我們國家目前私營企業也存在這種低效率，但私人企業的低效率是由於國家管制過多，以及國有企業對私營企業的影響造成的。比如說私營企業存在的大量的低水平重複建設問題，你到珠三角去看，工廠簡直是漫山遍野，一望無際，但是水平非常低下，因此它們發展不起來。可能東部不明顯，中西部非常明顯：稅收負擔非常重，私企的不公平待遇問題，某些政府官員與企業勾結的問題，以及政府宏觀調控問題，比如說這次宏觀調控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私營企業受損失，這樣使得私營企業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低效率。
還有一個就是不公平的問題。中國目前的社會就存在著非常嚴重的不公平。但是我們又得實事求是地、現實地來看待這個問題。不能因為不公平，因此就否定了整個改革的方向。在一定程度的情況下，不公平也是沒有辦法的，是不能夠避免的。當前的中國改革已經缺乏了動力，在這種情況下怎麼能打破低效率、均衡的陷阱，恐怕也只能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允許某些既得利益者得到好處。當然這也是迫不得已，否則國有企業濫在那裡，也不會賣。所以這種不公平現象的存在非常嚴重，但是又得從中國的實際去實事求是的去看。
第二個問題，最好要採取更多的問題解決不公平的問題。怎麼解決？就要更加透明。應該掛牌進行國有資產的拍賣，應當更多的招標、投標，通過民主參與的方式解決不公平的問題，如果沒有民主參與，我們又搞市場經濟，最終肯定是不公平的社會。就是說沒有民主的市場經濟肯定就是既得利益者控制的社會，肯定是不公平的社會，這是毫無疑問的。因此對不公平問題應該怎麼解決？我認為一個是民主參與。還有就是通過二次分配，通過加大增收財產稅，還有就是要增遺產稅，完善社會保障制度，讓一般的平民老百姓得到更多的社會保障、低保救濟等等。還有就是企業的社會責任，鼓勵更多的私營企業去捐贈公益社會，特別是私營企業家應當更多的在勞動保護、生產條件等各方面的勞動保護和環境保護方面盡到自己的責任，這樣來促進整個社會達到公平的狀態。
什麼是國家所有呢？國家所有名義上歸國有所有，很有可能一些官員利用手中的權利暗暗地、偷偷地把它變成私人，這就是MBO所存在的問題，但是這個問題只能進一步通過產權多元化去解決。什麼是私有呢？私有就是這個財產歸私人所有，但實際上最終是社會財產，最終就像發達國家那樣通過增收遺產稅、社會保障那樣使得整個社會達到公平。這就說明分配差距的大小與所有制沒有必然的聯繫。如果說不公，恰恰是某種過度的國家所有，但同時又是某種高度集權的體制，恰恰會導致很大的不公，而不是私有制所導致的不公。所以我認為有些問題需要從戰略的高度來看，也就是說中國要實現現代化，最終應當怎樣？中國作為一個大國而不是一個小的國家，應當怎麼才能實現現代化？我主張土地應當私有。我堅持這個觀點，而很多人反對。為什麼我堅持這個觀點。很簡單，從目前來說，可能土地私有是做不到的，可能最近一二十年都做不到，但是我想中國要實現現代化最終必須這樣做，否則是沒有實現現代化的可能。你去研究世界上的那些主要的國家的例子，你去看看那些發達國家，特別是大的發達國家，當然像北歐也搞公有經濟，但是那是產權清晰下的原則。
從長遠來說，中國實現產權多元化是一個戰略性的選擇，對中國實現現代化是必不可少。所以我們考慮問題要有戰略的頭腦，而不是說就目前不應該搞產權多元化，產權多元化會出現社會不公，實際上不是產權多元化造成分配不工，所以認識一定要清楚。
中國的改革應該從過渡的追求效率轉向公平與效率的兼顧，中國應該轉向一個人道的市場經濟，就像發達國家轉向人道資本一樣，而我們應該做得更好。
謝謝大家。
（新浪財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