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弱女子在文革中的非凡之舉

作者:葉永烈 發表:2004-10-01 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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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20多年前,從傅聰的舅舅朱人秀那裡得知了她的非凡之舉。後經多方打聽,終於在上海一條普通的弄堂裡,找到她的家。

我再三誠懇地希望她談一談。她說:「如果你不對外透露我的姓名,我可以談。」我答應了。

她與傅家毫無瓜葛,但她從小喜歡讀傅雷的譯作,從書中認識了這位大翻譯家。她也喜歡彈鋼琴,看過傅聰的演出。1966年9月初,她正在鋼琴老師那裡學琴。鋼琴老師的女兒是上海音樂學院學生,帶回一個難以置信的消息:「傅雷夫婦雙雙自殺了。 」她聽罷,心潮久久無法平靜。後她又聽說,「傅家屬於黑五類,又是自殺的,死了不准留骨灰」。這些消息,使她坐立不安,夜不能寐。

一種正義之感、一種對傅家厄運的不平之情,驅使她勇敢地挺身而出,進行了一系列秘密行動--這一切,當時連她的父母都不知道!

她出現在萬國殯儀館,自稱是傅雷的「乾女兒」,無論如何要求保存傅雷夫婦的骨灰,她說得那麼懇切,終於打動了工作人員的心。她從殯儀館登記本上查到傅聰舅舅家的地址,在傅聰舅舅的幫助下,終於把傅雷夫婦的骨灰盒,放進一個大塑料口袋,轉送到永安公墓寄存。為了避免意外,寄存時骨灰盒上寫傅雷的號--傅怒安。

就這樣,中國著名的翻譯家,一位正直愛國的知識份子,雖然含冤而死,卻被一個忠誠的讀者,冒著生命危險,把骨灰保存下來。

她出於義憤,給周恩來總理寫信,反映傅雷夫婦含冤離世,聲言傅雷是愛國的。信末,她沒有署名。在當時,27歲的她,還是一個「無業者」--在父親身邊充當繪畫助手並照料父親。

她原本在上海市第一女子中學高中部讀書,門門成績優秀,步入大學校門應不成問題。然而在1958年的「反右派運動」尾聲中,學校裡「右派份子」還「不夠數」,便把一位女教師打成「右派份子」。可女教師的「右派言論」仍「不夠數」,便一定要與女教師關係密切的她「揭發」。由於她不願從命,結果在畢業鑑定中被寫上「立場不穩,思想右傾」。這八個大字斷送了她的前程。於是,她只得居家從父繪畫。

她沒有想到,寫給周恩來總理的信落到上海市公安局的造反派手中。公安局經過反覆調查,確定她背後無人「指使」,才沒有給她戴上「現行反革命」的帽子。但是,她卻因此在「反革命」的陰影之中生活了12年之久!

1972年,她的父親去世,她被分配到裡弄生產組工作,那時她已經33歲。那「反革命」的可怕名聲耗盡她的青春,從此她與愛情無緣。直到1978年傅雷冤案得以平反,她終於走出陰霾,卻已經三十有九……我發表了報告文學《她,一個弱女子》。我信守諾言,通篇只用一個 「她」字。

更令我感動的是,她對於傅家的感謝之情,退避三舍,淡然處之。傅家不忘她當年的正義之舉,總想找機會報答。她卻說, 「我與傅家毫無關係」!1997年10月,傅雷次子傅敏來到上海,希望會晤從未見過的她,她同意了。當傅敏剛要表示謝意時,被她馬上制止了。那天我帶了照相機,想給她與傅敏夫婦一起拍一張合影,她也謝絕了--她從來不讓我拍照。這些年,她唯一答應我的要求,是允許公開她的姓名--江小燕。

(《中國婦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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