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從長沙遷往昆明途中，母親在湘黔交界的晃縣患肺炎病倒。我至今仍依稀記得，那一晚，在雨雪交加中，父親怎樣抱著我們，攙著高燒40度的母親，在只有一條滿是泥濘的街道的小縣城裡，到處尋找客店。最後幸虧遇上一批也是過路的空軍航校學員，才勻了一個房間讓母親躺下。
在昆明的三年生活是母親短短一生中作為健康人的最後時期。在這裡，她嘗到了戰時大後方知識份子生活的艱辛。父親年輕時車禍受傷的後遺症時時發作，脊椎痛得常不能坐立。母親也不得不捲起袖子買菜、做飯、洗衣。
1940年冬，由於日寇對昆明的空襲日益加劇，父親所在的營造學社被迫再度西遷到四川宜賓附近的一個小江村 李莊。這裡距揚子江盡處只有三十公里(宜賓以上即稱金沙江)，而離重慶卻有三天的水路，是個名副其實的窮鄉僻壤。我們住進了一處篾條抹灰的簡陋農舍。艱苦的生活，旅途的勞頓和四川冬季潮濕、陰冷的氣候，終於使母親的舊病惡性發作，臥床不起。而同時父親脊椎軟組織灰質化的毛病也變得越來越嚴重。
李莊的生活確實艱難。家裡惟一能給母親養病用的「軟床」是一張搖搖晃晃的帆布行軍床。晚上，為了父親寫書和我們姐弟做功課，全家點兩盞菜籽油燈，當時，連煤油燈都是過於「現代化」的奢侈品。
記得我在這裡讀小學時，冬天除了外婆親手做的一雙布鞋外，平時只能穿草鞋。偶爾有朋友從重慶或昆明帶來一小罐奶粉，就是母親難得的高級營養品了。父親愛吃甜食，但這裡除了土製紅糖之外沒有別的。父親就把土糖蒸熟消毒，當成果醬抹在饅頭上，戲稱之為「甘蔗醬」。整個李莊沒有醫院，也沒有一位正式醫生，沒有任何藥品。家裡唯一的一支體溫計被我失手打破，大半年母親竟無法量體溫。在這樣的條件下，她的病情一天天沈重，卻得不到像樣的治療。眼看著她消瘦下去，眼窩深陷，面色蒼白，幾個月的工夫，母親就失掉了她那一向煥發美麗的面容，成了一個憔悴、蒼老，不停地咳喘的病人。
同父母過去生活相比，李莊的日子真可以說是貧病交加了。然而，就在這樣的境遇之下，母親和父親並沒有被困難所壓倒，而是拼上性命，繼續堅持著他們的學術事業。抗戰開始以來，輾轉幾千公里的逃難，我們家幾乎把全部「細軟」都丟光了，但是，戰前父親和營造學社同人們調查古建築的原始資料 數以千計的照片、實測草圖、記錄等等，卻一張也沒有遺失。只有那些無法攜帶的照相底版，還有一些珍貴的文獻，在他們離開北平前，存進了天津一家外國銀行的地下保險庫。不料1939年天津發大水時，地下室被淹，所存資料幾乎全部被毀。這個消息兩年後才傳到李莊，當父親母親聽到這個不幸的消息時都哭了。
在李莊幾間四面透風的農舍裡，父親同幾位同事，請來當地的木匠，做了幾張半原始的白木頭繪畫桌。他們決心全面系統地總結整理戰前的調查成果，開始撰寫《中國建築史》。同時，為了實現他和母親多年的宿願，又決定用英文撰寫並繪製一部《圖像中國建築史》，以便向西方世界科學地介紹中國古代建築的奧秘和成就。他和母親一面討論，一面用一臺古老的、噼啪震響的打字機打出草稿；又和他親密的助手莫宗江一道，繪製了大量英漢對照註釋的精美插圖。父親的頸椎灰質化病常常折磨得他抬不起頭來，他就在畫板上放一個小花瓶撐住下巴，以便繼續工作。而母親只要稍微好過一點就半坐在床上，翻閱「二十四史」和各種資料典籍，為書稿做種種補充、修改、潤色文字。
這時期，母親讀了許多俄羅斯作家的作品，我記得她非常喜歡屠格涅夫的《獵人日記》，而且要求我當成功課去讀它(那時我只有12歲)，還要我們一句句地體味屠格涅夫對自然景色的描寫；米開朗琪羅傳是英文的，我們實在沒法子讀，她就讀一章，給我們講一章，特別詳細地為我們描述了米開朗琪羅為聖彼得教堂穹頂作畫時的艱辛。她講的時候很動感情，可能因為米開朗琪羅那種對藝術的執著追求引起了母親的強烈共鳴。
母親偶爾也寫詩，但流露的大多是惆悵。在她興致好的時候，間或喜歡讓姐姐和我坐在床前，輕輕地為我們朗讀她舊日的詩、文，她的詩本來講求韻律，比較「上口」，由她自己讀出，那聲音真是如歌。她也常常讀古詩詞，並講給我們聽，印象最深的，是她在教我讀杜甫和陸游的「劍外忽傳收薊北」，「家祭毋忘告乃翁」，以及「可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等名句時那種悲憤、憂愁的神情。
母親非常擅長朗誦。在昆明時期，我大概只是小學二年級，她教我《唐雎不辱使命》，自己讀給我和姐姐聽。一篇古文，被她讀得繪聲繪色：唐雎的英雄膽氣，秦王前踞而後恭的窘態，聽來簡直似一場電影。50年過去了，我仍覺得聲聲在耳，歷歷在目。這位母親，幾乎從未給我們講過什麼小白兔、大灰狼之類的故事，除了給我們買了大量的書要我們自己去讀之外，就是以她自己的作品和對文學的理解來代替稚氣的童話，像對成年人一樣地來陶冶我們幼小的心靈。
1946年8月，我們全家離開了重慶，乘西南聯合大學的包機，飛向北平。9年的戰時流亡生活終於結束了！
梁從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