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身份在中國被歸類為「海歸派」，也容易被認為是「不瞭解國情」，不熟悉「潛規則」。
左小蕾如何解開這道難題？
左小蕾還記得剛回中國的時候，看到台上大證券行的分析師教小分析師讓股民炒垃圾股。她問分析師，怎麼可以這麼做？對方說，美國也是這麼炒垃圾債券。
她回應說，美國的垃圾債券不一樣。美國的所謂「垃圾債券」是小公司發債券，高風險、高收益，評級機構評級很低，因此才叫垃圾債券。中國市場上的垃圾股，只有概念而沒有實質，鼓勵股民炒垃圾股是不負責任的。
對方看了她的名片後，丟下了這麼一句：「怪不得，是國外回來的。」
左小蕾仍不服氣。「從國外回來又怎樣」。
她回憶起當時中國國內的市場亂七八糟的往事時說，難道從國外回來就像是從月亮下來的？講的話對方聽不懂。
「海歸派」
從這裡出去 怎會不瞭解國情？
「從國外回來」，也就是所謂的「海歸」。在中國，「海歸」的一種情況可能是被奉作上賓，有關機構聘請時，看重海外大學的招牌所帶來的價值，給予某個級別，但卻未必給予某些職權。而另一種情況，則是面對實際工作，「海歸」在別人的眼裡，可能是「不瞭解國情」，或者說，不熟悉國內的「潛規則」。
中國《炎黃春秋》雜誌的執行主編吳思曾經撰寫過一本《潛規則》，在中國國內引起相當大的迴響。所謂的「潛規則」，指的是中國社會在正式規定的各種制度之外，在種種明文規定的背後，實際存在著一個不成為的，又獲得廣泛認可的規矩。吳思寫過：「恰恰是這種東西，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規定，支配著現實生活的運行。」
左小蕾說：「我從這裡出去的，我怎麼會不瞭解中國國情？」
她1982年畢業於武漢大學，念本科時原來是數學系，因為文化大革命後，經濟學系發現看不懂國外經濟學的文獻，其中有太多的公式，因此想挑幾個數學系的學生到經濟系去學習。結果，左小蕾和她的先生湯敏被選中了。
過後，兩人到國外學習。因為有規定夫婦不能到同一處，湯敏到了美國，左小蕾則去學習法語，並到了歐洲南希共同體大學。之後她到巴黎國家統計學院，輾轉才又到美國伊利諾大學和湯敏團聚，在那裡修讀了碩士和博士學位。此時，湯敏到馬尼拉亞洲開發銀行工作，而左小蕾則被經濟發展局招攬到新加坡國立大學，在經濟與統計系任教五年，並且入籍新加坡。
原本從美國回到亞洲，左小蕾想在新加坡定居，但究竟因為和先生兩地分離，後來還是到馬尼拉的亞洲管理學院教書，一家人相聚一處。幾年後，湯敏被亞洲開發銀行派中國，左小蕾又來到北京。
現在湯敏是亞洲開發銀行駐中國代表處首席經濟學家，左小蕾則在國營企業銀河證券擔任首席經濟學家。兩人在1998年11月曾經合著《關於啟動中國經濟有效途徑的思考？擴大高校招生一倍的建議》。文章後來被送交國務院領導，為推動1999年中國高校擴大招生起了重要作用。
提建議
協調成本太高
轉了一圈，回到中國。但是，這並不等於有滿腔熱血和抱負，就能夠完全施展。「回到中國」四個字，對左小蕾來說，有可以為培育自己的江東父老做點什麼的幸福感，卻也不是沒有挫折感。因為這裡的工作文化和外國不同，利益分配複雜，改變必須一點一滴。就從個人的工作範疇而言，即使建議什麼改革，往往也會被看作是針對個人，或者觸碰了別人的利益。
而且，提出改革的建議時，還要兼顧如何婉轉地把它變成是原來負責的人所提，才比較容易被接受。
「要改變你過去的做法，一定要把它變成是你自己提出來的才行，而不是我提出來的－－我覺得這個協調成本多高啊！首先，我要讓你知道你這個做法不好、要改進，然後我還要把它變成是由你提出來而不是我提出來的！我又不是想搶什麼功勞，做得好還是你做的嘛，也不是我做的。但是還是不行。一些人會在底下做些小動作啊，公開說靠外國的那套來做事情是不行的，說國有企業有自己的一套規律。要應付這些，有時確實也是蠻累的。」
個人回到中國的親身經驗，讓左小蕾對中國證監會原來從香港請來擔任副主席的史美倫終於離開，更是同情和理解。
「你得改變那麼多人的想法，然後要對著這麼龐大的市場，有時是秀才遇著兵，有理說不清呢。我現在就是經歷這樣的過程。但是我覺得我要做事情，我不能這樣就走。」
信念
推動改革要有「階段性」眼光
左小蕾看到中國的問題，也看到了中國的進步。對自己能夠怎麼貢獻，她有很清楚的信念。
她說，首先必須要有認識，清楚中國的問題出在哪裡的水平，承認所有問題，知道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先做什麼，後做什麼，然後再提出可操作的建議。
她用「階段性」的眼光來看中國的發展。左小蕾舉例說：「比如中國證監會被罵得一塌糊塗，而它確實有很嚴重的問題，有它自身人員的問題、自身體制的問題、自身的定位都不對的問題等等。我看到這些問題，但我知道有些事情是現在沒有辦法徹底改變的。中國的問題都是怎麼改變的？叫作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關係，我現在發展生產力，把周邊的問題解決了、推推推推到一定的時候，那麼生產關係，一定會發生突變。」
這是馬克思的理論，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生產關係主要是指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
左小蕾怎麼會不懂自己國家的國情呢？因為懂，因此她不主張一開始就去觸碰根本的問題。「中國沒有一個改革是從根本問題開始改革起來，你說中國根本的問題是什麼？敢動嗎？一開始就去提出最根本的問題，那你先就走路了，就不要做事了。」
這是個策略的問題。她說，自己回到中國，看問題當然和在國外的時候，或者外國的經濟學家看中國不一樣。比如看宏觀經濟調控，她回到北京，就更能體會對於這個還沒有完全轉型為市場經濟的社會，為什麼需要有所謂的「行政干預」，而不能照搬西方市場經濟的那一套。
潛規則
不能接受 也堅持不加入
她說自己不提批評，而是設法提建議。提了幾次，別人即使沒有採納，但事實證明自己是對的，將能夠推動建議一部分一部分地被接受的可能性。
理解中國是一回事，但這並不表示認同和接受這裡所有的論調和做事方式。左小蕾說，自己可以接受它的漸進式改變，但是對於很多所謂的「潛規則」，她是不能接受的，也堅持不肯加入其中。「潛規則」存在不表示它們就是對的。
「現在的情況是，你要改變這個錯誤的潛規則，就被看作不懂中國的管理，就被認為做不好事－－這是非常錯誤的邏輯，但是現在就是這樣的邏輯，是主流。」
比如對於在證券行工作的人購買股票是有規定的，但是規定卻不一定得到執行。但左小蕾自己堅持什麼都不買，以維護自己的專業精神。
她說，知識是誰都可以學習的，也可以學得比她好，但是個人的品質、信用，卻只有自己才能夠維護。
「很多規則，我知道它有它的來龍，有它的去脈，有它深層的原因，但絕對不是我會去跟從它的東西。對於中國的問題，我也不要用中國的潛規則來解釋它，我不是不知道有潛規則，但是我絕對不接受你的潛規則。我知道我不這麼做已經吃了很多虧，已經『受教』了不少，有時也遭遇不公平，可是我絕對不會因為這樣子而改變我自己。」
她說，這和她在美國和新加坡受的專業訓練有關，這兩個地方對該怎麼做事，都有嚴格的規定。不越雷池一步，已經成了做人的原則。而更重要的是她在巴黎的一次經歷。
當時她在巴黎唸書，有一次上火車時，檢票員來查票，她搜遍了自己的書包，發現自己沒帶火車的月票，正在手忙腳亂時，學生證從包包裡掉在地上。檢票員一看，知道她是某大學的學生，立即表示對她的信任，只是叮囑她下次別忘了。
「誠信是無價的，我當時就跟自己說，對自己所服務的公司或學校，我一定要永遠愛護它的聲譽，也要永遠愛護自己的聲譽。」
新加坡的經歷
專業操守的熏陶
1992年到1997年之間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書，左小蕾最後還是回到中國來。她形容這是幸福的事，「至少我可以為中國做點事情，畢竟是這裡的江東父老培養了我，讓我上大學。中國當時培養一個大學生是很難的。我覺得總有一天我要為它做點什麼。」
而同樣的，她也一直希望能夠為新加坡做點什麼。「因為我在那裡工作過，是那裡的公民，我希望能參與它的工作。現在我在這裡有了聯繫網，對市場的認識也深入了，希望在這方面能夠對新加坡有所幫助。這也算是貢獻，算是回報吧？」
「我在美國的訓練是知識、學習能力的訓練。在新加坡的經歷，對我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是作為一個專業人士，應該怎樣堅持自己的人格、職業精神、職業道德，怎樣努力工作，怎樣有自己的貢獻的熏陶。」
自己在新加坡的五年基本過得愉快，教學投入，而且新加坡的法紀、大學對教師的專業要求，對她都是很好的訓練。
左小蕾說，孩子在新加坡上幼兒園和南洋小學，也喜歡新加坡。他剛從馬尼拉到新加坡時，四歲的孩子第一個觀察是：「這裡沒有警察。」
談到自己的回歸和新加坡，左小蕾說：「我們這一代很多中國人都跑回中國來了，教書也好，幹什麼也好。可能跟中國這個經濟在成長，有事情可做很有關係，在新加坡有什麼問題呢？政府什麼都弄好了。大概很多人也覺得沒什麼事情要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