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確有作為，作出過一些重大貢獻。主要功績是將漢、唐、元以來的中國版圖從此固定了下來，為多民族現代中國的疆域奠定了基礎；以「改土歸流」為代表的加強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直接管理，大大加強了這些地區人民的國家意識、統一觀念和大民族歸屬感等民族文化心理，促進了多元的中華文化的融合與發展。至於其他幾項，按照比較歷史學的觀念，即不僅與自己的過去進行縱向比，更要將對象置於世界範圍內進行橫向比，還需要透過表象進行實質比，則頗可商榷了。
戴逸先生強調，「康雍干盛世是中國歷史上發展程度最高、最興旺繁榮的盛世。」他認為康雍乾時期「生產力高度發展」，理由是當時中國人口已有三億，而西漢盛世時不過五千萬，唐朝開元盛世也只有八千萬左右。「這樣，康雍干盛世的經濟力量就遠遠超過了漢、唐的盛世，而且兩者的差距還很大，」西漢（前206－－公元23）與唐代（618－907）的下限距康雍乾時期（1662－1796）的上限約為1600年和750年，且不說經過這麼久之後這樣的比較能否說明「遠遠超過」，只要想一想漢朝和唐朝在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強大，其世界領先程度遠過於今日美國對於歐洲與日本，想想康雍乾時期清朝的國力與西方不斷發展著的各國相比正在不斷走向衰落，就足以對「盛世」打個問號了。這種人口無限制的增多並非好事，至道光年間人口激增與土地不足的矛盾已極其尖銳，對環境的破壞大大加速。事實上康雍乾時期的經濟發展是明末以來戰亂頻仍之後的一種恢復性發展，而並不是由於新的生產方式和使用新的科學技術引超的生產力革命性大提高。因此當這種恢復性潛力發揮完結，中國經濟的落後與停滯就迅速暴露在世人面前。鴉片戰爭距乾隆末年僅45年，「大清國」竟如此不堪一擊，便是明證。
戴逸先生說：「統一之後經濟發展極其不平衡……利益不同，思想觀念更不同。這就需要強大的中央集權統一管理，而加強中央權力，實際上就加強了皇帝的個人權力，加強了封建專制主義。」經濟發展不平衡即使時至今日也是任何一個大國不可避免的，但將它作為「加強了封建專制主義」合理依據，實難令人信服。「在制度上康雍干盛世的制度創新意義重大，政治制度的改革作用明顯。這是封建專制發展得最完善的時期。」此說非是。制度是否進步或「完善」，主要看它是否有利於社會進步與生產力的發展。康雍干三朝在改土歸流等政治制度上確有一些改革，但是從根本上來說，包括設立軍機處在內的一系列措施都是為了進一步加強本來已經高度集權的封建專制皇權，使清朝數億臣民俯首帖耳聽命於皇帝一人，使各級臣工絕對服從上司，從而使整個國家機器完全僵化，失去活力。這種政治制度的嚴重弊病在乾隆後期已經非常明顯，富可敵國的大貪官和王申之所以在乾隆朝得志數十年而無法揭露，就是一個顯例。鴉片戰爭起中國屢戰屢敗，表面原因是西方堅船利炮，實際上清朝這種極端落後的專制政治制度才是根本原因。甲午戰爭中的北洋水師在艦船本身上毫不亞於日本，卻全軍覆沒，即為鐵證。
戴逸先生指出「盛世的陰影」主要是四個方面，且將「閉關鎖國」置於「重農輕商，禁錮思想，輕視科學」之前。我認為其實最主要的就是一個：極度專制徹底扼殺了中國人的思想活力，舉國奴性氾濫，尤其是使得作為社會精英的知識份子噤若寒蟬。如果不是殘酷地進行思想迫害，那麼在思想活躍的情況下，閉關鎖國、重農輕商、輕視科學等問題都不難發現、改進從而得以迎刃而解。
康雍干祖孫三個，文字獄一個比一個厲害與殘酷。不但不能在文字中出現「胡、虜」等字眼，即使不避皇帝名諱都是「大逆」之罪。涉及「悖逆」文字時不但作者慘遭殺戮，還要連累刻、印、售、購者連坐，「失察」官員降職甚至處斬。康熙五十年已經「寬文字之禁」，但是仍然將真實記載明太子死於獄中的戴名世「從寬免凌遲，著即處斬」，兩個重要人物已故，開棺戮屍：作序者、出錢刊刻者和看過此書而未首告者統統問罪，牽連族人、門生、朋友及其親屬多達三百餘人，其中有平日與他論文的尚書、御史等京官32人。雍正處死他最倚重的大將軍年羹堯，主要把柄之一也是文字。雍正三年二月天空日月合璧，五星連珠，年羹堯也和群臣一樣上疏賀此大吉大利之像，疏中用了「夕惕朝干」四字，語出《周易》，「君子終日干干，夕惕若厲。無咎。」年羹堯本係奉承雍正整天都在自強不息、小心謹慎地為國操勞。此語通常作「朝乾夕惕」，是個並列結構，前後互換並不影響原意。漢語中類似詞語頗多，如「柳暗花明」、「三教九流」，不勝枚舉。雍正卻說他有意倒置，心懷叵測。「羹堯不以『朝乾夕惕』許朕，則羹堯青海之功亦在朕許不許之間而未定也。」（《清史稿•本傳》）。於是這位助他奪得帝位的左膀右臂被捕回京，定罪多達九十二款，其中斬罪三十餘。後來年羹堯哀求「留下這犬馬，慢慢的給主子效力。」雍正「恩准」其於獄中自盡，子被斬，其他十五以上子孫發邊充軍。江西舉人王錫侯即因編字典《字貫》被處死，《東華錄》載乾隆四十二年十月的上諭道：「竟有一篇，將聖祖（康熙）、世宗（雍正）廟諱及朕御名字樣開列，深湛髮指！此實大逆不法，為從來未有之事，罪不容誅！」結果王錫侯立斬，三個兒子四個孫子皆斬監侯。由於「失察」，江西巡撫海成也斬監候，兩江總督高晉降一級，江西第二、三把手從二品的布政使與正三品的按察使俱降級為正五品的同知。乾隆朝的文字獄多達一百三十餘起，動輒斬首、棄市、凌遲、門誅甚至滅幾族，連已經死了多年的都要開棺戮屍！
康雍干三朝尤其是乾隆朝，不但對清朝統治者有所不滿或對明朝有所懷念的書籍統統禁毀，而且連與程朱理學相牴觸的書籍也都不得超生。如李摯的書籍就因為「排擊孔子，別立褒貶……尤為罪不容誅。」因此在西方思想不斷翻陳出新、各種學說競相爭鳴之際，中國在明代中後期稍稍活躍起來的思想文化界頓時變得萬馬齊喑，中國本來就一直受到壓抑的創新精神至此徹底被扼殺。中國官場過去就等級森嚴，「下官」、「卑職」之聲不絕於耳。至清代尤甚，自王公大臣起在皇帝面前口口聲聲自稱「奴才」，唯唯諾諾的奴性瀰漫於朝野上下。
中國落後於西方自然並非自清代始。但是在康雍干之際，列強還沒有強大到足以用堅船利炮威脅中國。如果不是由於康雍干三帝的嚴重失誤，憑當時中國的經濟實力與人才資源，完全可以在幾十年內迎頭趕上並迅速超越。比康熙朝晚150年的日本明治維新即為一例。在1662－1796年的康雍干之世，國外發生了許多改變世界面貌大大推動歷史前進的重大事件和重大發明，為什麼古代有那麼多重大科學技術發明的中國人，有清一代長達268年中在自然科學技術方面不僅幾乎沒有什麼值得一提的重要成果，連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的熱情都直到19世紀末中國面臨被列強瓜分時才高漲起來？我們往往只注意到當時科學家在西方大量湧現，其實更重要的是西方的環境有利於大量產生思想者。而康雍乾時期的中國則根本不允許人們有一點點自己的思想，自然就不會有思想家，因而也就不會有科學家了。
正如有的西方學者指出的那樣，當時的中國屬於表面繁榮而實質停滯，西方則暫時還貧困卻在迅速發展。（參見周寧、梁光玉：《停滯的繁榮與發展的貧困》，中華讀書報2000年4月12日）戴逸先生引用的美國學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一書關於「十八世紀中國的工業產量，佔世界的百分之三十二，全歐洲也才百分之二十三」，並不能證明「從橫向來看，康雍干盛世都是一個非常繁榮發展的時代」。因為歐洲工業革命帶動的新型工業，其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與機器大生產的生產方式這兩個根本方面都比康雍干的清朝先進得多。因此中國由於人口遠多於歐洲而形成的總量上的暫時優勢，不久便蕩然無存。
正是由於康雍干三朝的極度專制，使中國在精神生產與物質生產上徹底失去活力，以至於與世界的差距迅速擴大而且越來越大。中國的儒家思想自孔子、孟子以來雖然有所發展，但從孔、孟思想中最寶貴最核心的成分人文精神來看，實際上一直在不斷失落。漢儒與宋儒、明儒在「仁者，愛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些基本精神上不斷倒退。孔子遊說各國時雖未受到重用，但他在精神上並不低下卑瑣，孟子則多次使國君「王顧左右而言它」，令人感到某種比較平等的氣氛。而清代使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落後成分惡性發展，尤其是奴性發展到極致，思想窒息，活力盡失。龔自珍「我勸天公重抖擻」，並不僅僅是「不拘一格降人才」，而是希望「天公」改變那種「避席畏談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的「萬馬齊暗」的可悲局面。康雍干之世完全沒有漢唐那種昂揚向上、奮發進取、為國建功立業的大漢精神和大唐氣象，沒有班超、李白式的充滿「壯士志」，「為君談笑淨胡沙」的一大批「大丈夫」。杜甫詩以讚揚的語氣寫道：「李白鬥酒詩百篇，長安市裡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如果是在康雍干之世，那麼李白、杜甫都將滅族，連家中藏有此詩者都可能連坐。整個民族精神被壓抑得萎靡不振，
這是中國古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慘痛精神浩劫！
辛亥革命先驅者已經認識到這一點。鄒容在《革命必先去奴隸之根性》一文中指出，當時的中國人無不「言主人之言，事主人之事；倚賴之外無思想，服從之外無性質……伺候之外無精神」。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先驅者著力批判的正是這種誤國誤民的奴性。他在1908年的《破惡聲論》中就指出：「今之所貴所望，在有不和眾囂，獨具我見之士……人各有己，不隨風波，而中國亦以立。」胡適在談到五四精神時說，它的根本意義只是一種新的「評判的態度」，「簡單說來，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別一個好與不好。」（《新思潮的意義》）
古今中外文化史都毫無例外地證明，社會生產力的任何歷史性的大發展都來源于思想解放。沒有歐洲文藝復興就不會有商業革命、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中國在20世紀的兩次巨蠓稍徑莢從謁枷虢夥擰５諞淮問俏逅腦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