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所陷於的危機恰恰是它違背了這個原理，共產黨把自己定義成國家的領導力量，不承認自已是構成社會制衡的一翼，它就不是社會內的一個制衡力，而是社會之上的駕馭力。但是社會的本質就是人類理性只有相制才能相衡，所以社會制衡的內在原理是建立在諸力量的相互對抗上，而不是超然的駕馭，不承認或意識不到這一原則，政黨就要由它所具有的客觀功能去創立對抗對象。
1、它會在被駕馭者那裡尋找出對手；
2、它也會在自己營壘內尋找出對手。
共產黨的歷史就是這樣的----人類意識沒有辦法不是既同一又相對立的。
我們已經研究了什麼是機制力量----相互鉗制、相互作用，一方的變化必引起相對各方的變化，這樣的聯繫是機制關係；處在其中的任何力量的作用都不是狐立的本己的，而是互為的。
我們的研究也證明了政黨是機制事實、發揮的是機制能量----即任何一個真正的政黨都是諸黨之中的；雖然黨以人為材料，卻並不以人為自已的類；黨以黨為類。即政黨只能也只應該把別的政黨當成自己的類，只在自己的類裡活動----對著他黨發生作用並被他黨所作用。美國的民主黨與共和黨，英國的工黨與保守黨，臺灣的蘭軍與綠軍的互動都是很好的例子。它們並不陷於危機。
全世界執了政的共產黨從篡政那一天就陷於危機，當然這危機也是一個從播種走向表現，再到最終完成的階段式進程，而人類的實際歷史也正是這幅圖畫：世界總共建成十五個共產黨政權，終結了蘇、保、羅、啊、捷、匈、南、波、德、蒙、柬十一個，只剩下中、朝、越、古四個，再綴上個扭扭捏捏的寮國，也都處在墳口上，隨時準備直奔黃泉。
近代世界史有兩個問題是共產理論所無法自圓的：一是四百多歲的英國兩黨，二百多歲的美國兩黨為什麼它們從蹬上政治舞臺就不往危機裡陷，且雖歷久也還是不陷；二是六、七十年代共產黨高唱「亞、非、拉」，發揚國際主義精神援助的那些幾乎還處在原始部落水平的民族，它們比中國更落後，可是一經西方政治的洗禮，短短的幾十年其社會秩序就進入了正常，也不陷於危機。有幾百年歷史的政黨不陷於危機，為時較短的政黨也不陷於危機，偏偏這共產黨不論有五、六十年歷史的還是剛剛成立的卻都陷於危機或完蛋？這兩種情況的區別之點到底是什麼呢？
這區別就是一切是政黨都是機制事實----即黨天然就是用來對抗的。
只要黨被釗立了，讓它對抗不讓它對抗它都得對抗。理解了政黨的本性，則可以保證它的對抗是發生在同類對象裡，是合理對抗，造成社會平衡，產生積極價值；不理解呢，政黨就由著對抗功能建立類外對手，破壞社會平衡，產生災難。任何一個政黨都以他黨為自己存在的條件----如民主黨與共和黨，工黨與保守黨，蘭營與綠營都是這樣----
對手必然在同一個類裡。
政黨對抗或攻擊的目標是做為理念事實的他黨，與對手屬於同一個類。
而所有篡了政的共產黨都因沒有自己可藉以存在的類，就不能在同類事實裡找到對手，不能對著他黨展開活動，在實踐上就必然地轉換到以國民為對手，黨與黨的攻擊就落到人身上，變成了人對人的攻擊。
其實，政黨做為名詞無疑就是相互攻擊的組織形式。
政黨並不是以人為條件，而是以人的理性為條件，所以政黨的對同類事實所發動的攻擊，事實上是理性在攻擊理性，因為黨是由理性的形成和存在所造成，而理性間的攻擊能夠是什麼呢？
非無就是對自身的證明和對對手的證偽。
這種攻擊除了造成社會總體的澄明諧和，別的什麼也造不成。
也許有人會問：共產黨不能不攻擊人民嗎？請不要忘記這組文章的中心概念：
政黨是機制事實，政黨擁有的力量是功能的。
所以，政黨一經被創立出來，它就處在機制中，天然地服從理性的時抗規律，若不是處在合理的理法關係中；就必定處在一種不合理的理法聯繫中，總之政黨先天的就是機制事實，先天的就是用於對坑的，所以它是非對抗不可的。
誰也不能讓政黨不對抗！
自覺到這一點，會保證所創立的政黨始終處在合理機制中；不自覺到這一點，政黨會在人意之外由功能推動著在法理外創立機制。
當政黨不能對抗相對的政黨時，它必定就要對抗人了。人雖是有理性的，卻是物質的事實，對人身的對抗會是什麼呢？這就是我們所經歷的那一些。
在共產黨篡奪了政權的條件下，它是非以人民為對手不可的。彭德懷是夠冤枉了，可他冤枉的人也不少啊！鄧小平有三落，可他整人時也不是不毒不辣。
我們都輕易地就注意到毛澤東、張國燾、王明、向中發、劉少奇、林彪、康生、鄧小平、江澤民這些人的用心是多麼惡，多麼毒，多麼流氓無賴，可我們忘了在他們背後還有一根看不見的牽線，是他們所不自覺就服從的力量----那做為機制功能的黨，黨所具有的功能力量----只要黨互了，就不能不對抗，在一個黨這有同類對等力量可抗的條件下，夕不去對抗人民那才叫奇怪呢。
我們在這裡建立了政黨機制說和功能論，所證明的就是政黨一經誕生，它是非對抗不可的，不對著對手黨既不能成立，還不能維持。
若不能對著合乎理法的對手，就只有對著理法外的對手。
從政黨被「資產階級學者」所發現的那一天，它服從的就是人類理性中的對抗律。通過政黨這種形式，使因理性的運用所帶來的矛盾從人身中升華出來，轉移到專門的表現渠道----政黨，限制在理性範圍內，黨與黨的對立所造成的卻是社會的平衡統一，而不是對人的對抗。一個黨對別一黨的攻擊是就路線、對策、成敗方面發動的，當然不傷害人，相反卻必定是成全人的。因為人的存在服從什麼律早在人來世時已經包含了，那就是用行為來實現生命，在生命被行為所實現是直接聯繫，不存在間隔，可能產生錯誤的只有理性，因為互相對峙就是照著錯誤去的，對手的弱處被發現被改擊，事實上就是社會總體錯誤的克服與避免。
一個政黨對著另一個政黨發動的攻擊實際是一個理性對另一個理性的攻擊，這種攻擊是以糾正為結果的。在政黨出現之前，人還是一元的，故社會矛盾的克服是靠人對人的攻擊來完成的，政黨的形成（創立）就使攻擊變成理性與理性之間的事業，同一性理性通過政黨完成統一，再來與不同理性相對抗----互相間尋找對手的弱點，對著弱點發動攻擊，實際上是在為全社會去偽存真，是社會整體理性的澄明，實現了社會制衡，推動著社會前進。
馬克思通過《共產黨宣言》，強調階級鬥爭他所完成的是什麼呢？他抹煞了的恰恰是理性與理性的對抗性----因為他用共產黨的「共同性」（實質上就是唯一性）代替了政黨本性的機制性，就抹煞了理性間的對制性，實際上取消了人的二元性，只剩下唯一的生命性，它就成了用共產黨這個共同理性分別地來對抗個人人身。
讀者朋友你不認為是這樣嗎？
因而共產主義學說一旦進入到實踐，就不能不以恐怖主義為手段。這裡邊也有一個機制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