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幾何時，戴笠、張靈甫、湯恩伯等等在抗戰中聲名赫赫的人物，在大陸成了十惡不赦的反派角色。歷史教科書也這樣一代代地告訴大陸的孩子們。
如今，上海的陵園裡可以有了張靈甫等抗日名將的衣冠塚，而戴笠故居和湯恩伯故居，也已修葺開放。儘管這一切都是靜悄悄地進行，甚至顯得有些偷偷摸摸，好像在幹什麼見不得人的勾當一樣，但往好裡想，無論如何都算是一種進步。
可這不夠。
明年是抗日戰爭勝利六十週年。大陸面臨著如何紀念這一偉大歷史時刻的挑戰。法國紀念諾曼底登陸六十週年的恢弘氣勢已經向全世界展現過了，而明年的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六十週年紀念日，也決不會是在悄無聲息中過去。如何紀念抗戰勝利六十週年，實際上是在向世界顯露當今大陸的政治形象和政治胸襟，而不是簡單的排場之大小問題。六十年一個甲子。老人在故去，新人在成長，黨爭的硝煙越來越遠，因此，對令人信服的歷史真相的需要就不斷強烈。
實事求是地書寫抗戰史，冷靜、客觀地評價抗戰史，解決歷史教科書在闡述抗戰史上存在的問題，已經不可迴避。這是對人們良心和胸襟的考驗。
在抗日戰爭中，按照大陸的說法，自盧溝橋事變至1945年6月，國軍中少將以上的將軍，共犧牲115人。其中上將8人，中將42人，少將65人。而國民政府的何應欽則說是206位將領。無論是一百還是二百，都已表明戰將傷亡慘重。在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火中，軍人傷亡達三百餘萬人。無論政見如何，和在山西遼縣殉國的八路軍左權將軍一樣，他們都是中華民族的英雄。他們的名字留在中國的英烈譜上。任何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過貢獻的人，他們流過的血，出過的力，都不應該被遺忘，被歪曲。任何遺忘和歪曲都是真正的國恥。
遺憾的是，由於種種原因，歪曲和遺忘並沒有不存在。戰犯問題就是耐人尋味的個案。
1981年，抗日名將杜聿明病逝。大陸官方悼詞稱他是「著名的愛國人士」。可這位昔日抗日疆場上馳騁殺敵的戰將後來卻成了「戰犯」。這並不只是杜聿明一個人的遭遇。
1948年12月25日，毛澤東開列了一份43名首要戰犯的名單。僅僅就其中的軍人而言，李宗仁、杜聿明、孫立人、薛岳、衛立煌、傅作義、何應欽、胡宗南、湯恩伯等都是抗日名將。
杜聿明先是關在撫順戰犯管理所。這裡曾先後關押過900多名日本戰犯和溥儀等71名偽滿戰犯，同時也關押過354名國民黨戰犯。在這所監獄，一些為抗戰立下過汗馬功勞的戰將，跟日本戰犯一起接受「改造」。1949年後的大陸，抗戰過的國軍將士和他們的親人，甚至遠沒有日本戰犯那麼幸運，他們有的被鎮壓了，有的則承受著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風浪。在大陸的戰犯管理所裡，一共關押過1062名日本戰犯，其中1017名在1956年分3次被宣判免於起訴，釋放回國；另外45名也沒有一個被判死刑，而且1964年4月全部被釋放回國。
可是，直到現在，改造國民黨戰犯還被當成正面宣傳。比如，杜聿明、黃維就是經過不斷努力才「改造」過來。最後杜聿明就說自己「走錯了路，成為千秋罪人。」而黃維最後則說出了「撫順戰犯管理所是我最懷念的地方」。當大陸在宣傳改造成功的時候，似乎從來沒有想到過，對他們或許根本就不應該有什麼強制改造，甚至根本就不該有戰犯這個詞。
然而在大陸卻沒有發生過這樣的政治和解和社會重建，似乎內戰的血還沒有流夠。因此也就有了雙手沾滿中國人鮮血的日本戰犯和被當成戰犯的中國抗戰將士關在同一所監獄的尷尬。美國有過內戰，卻沒有戰犯。南北戰爭結束後，聯邦政府不曾處罰南方一兵一卒，那是把法律問題和政治問題分開處理的最好例子。在這場戰爭中，共有62萬人喪生。這意味著大約每60個美國人裡，就有一個死於戰火。照常理來說，總得有人為這場殘酷的戰爭負責。事實上，仇恨也沒有隨著戰爭一起結束。在有些人眼裡，叛亂者應該受到嚴懲。然而，政治問題和法律問題畢竟不是一回事。美國內戰沒有產生戰犯，也沒有一兵一卒在未來的歲月裡因為「歷史問題」而遭到清算和迫害，勝利者更沒有用筆墨掀起一場醜化運動以便將反叛者掃進歷史的垃圾堆。南部邦聯總統傑斐遜．戴維斯1889年去世，活了81歲。副總統斯蒂芬斯則戰後不久就被喬治亞選為聯邦參議員，死後墓碑上居然還刻著「一心為公」，他生前沒有被人改造，死後也沒有誰去鞭屍揚灰。即使是1865年4月14日林肯被同情南方的布思刺殺，美國也沒有因此瘋狂，來一次徹底乾淨肅清南部殘餘的斬草除根運動。1870年，李將軍則長眠在了華盛頓學院的小教堂之下。在那裡，他的塑像依然身穿南部邦聯軍裝。
一個知道區分政治問題和法律問題的國家是幸福的，一個理解政治問題和法律問題不同的民族是理智的。而大陸的內戰，卻不如此。不僅有法律的懲罰，還有道德上的貶低。那些曾經為衛國戰爭灑過熱血的國軍將士，因為參加過內戰，就被描繪成匪、賊、寇。比如，吳強在長篇小說《紅日》的「修訂本序言」裡就有這樣的字眼：「張靈甫這個匪徒，……他驕縱、冷酷、矜持、虛偽、狡詐……。為了傳之後世和警頑懲惡，讓大家記住這個反動人物的醜惡面貌，……」
在這樣的政治氛圍裡，這位抗日名將屍骨無存，並不奇怪。但這卻是一種恥辱的不奇怪。
即使張靈甫在內戰中真的是罪惡纍纍，但對中國來說，他絕不僅僅是罪人。張靈甫驍勇善戰，是抗日戰場上的常勝將軍。雖然他在對日浴血奮戰中成了瘸子，但卻從未打過敗仗。就一個職業軍人對國家的效忠而言，他是軍人中的軍人。如果有一天，大陸也為抗戰英烈們建立國家英烈祠的話，裡面就應該有張靈甫一個位置，而不僅僅只是允許上海的陵園裡有他的衣冠塚。這位職業軍人沒有死在日寇的槍炮下，而死於1947年內戰的硝煙中。這是一個缺乏政治和解傳統的民族的歷史悲劇。
事實上，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止一位殉國將士被拋屍露骨。南京靈谷寺裡抗戰殉國的國軍將士的牌位，湖南衡山由蔣介石書寫「忠烈祠」並供奉紀念湖南幾次戰役中犧牲將士的牌位，都先後被銷毀……日本鬼子被趕走了，在他們誓死保衛的國土上，殉國者連個供奉的牌位都不能享受。甚至1958年3月4日大陸內務部在關於撫恤工作幾個問題對陝西省民政廳的批復中稱：「……國民黨抗日陣亡官兵也不需要和不應該由我們再去撫恤」（內務部(58)內優字148號）。那些黃泉路上的日本鬼子，如果知道這樣的批復，一定都會為此含笑九泉！大陸一次次對日本參拜靖國神社義憤填膺，對東條英機等戰犯牌位安放在靖國神社耿耿於懷，可到抗戰勝利六十週年的時候，自己又用什麼來告慰為衛國捐軀的百萬將士的在天之靈呢？
當黨爭和意識形態遮蔽了真相的時候，抗戰史就會難以下筆。比如，要講到情報工作對抗戰的貢獻，就繞不開軍統。可是，在大陸過去的宣傳裡，軍統似乎除了壞事，別的什麼也不干。重慶的歌樂山革命紀念館，就曾名為「中美合作所集中營美蔣罪行展覽館」。而20世紀60年代出現的小說《紅岩》、電影《烈火中永生》和歌劇《江姐》等文藝作品，更是使中美合作所臭名昭著。其實，中美合作所從來就不是一個為「反共」、「反人民」而建立的「法西斯集中營」，而是為反法西斯建立的軍事情報合作機構。比如，日本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的殞命，就有中美合作所軍統局人員在電訊偵測和密碼破譯方面的功勞。它正式成立於1943年4月15日，1946年1月，也就是說在內戰爆發之前就正式宣告結束。後人應該記住中美合作所，記住軍統局對日作戰中的功勛，而不應該因黨爭的原因一筆抹殺。每一個黨派中都能發現正直的和德高望重的人。即使是勢不兩立，也不意味著其中一方必定是魔鬼。「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歷史負擔，早該卸下了。
往者雖已逝，來者猶可追。
大陸的抗戰史需要重寫。當人們一再指責日本右翼勢力歪曲歷史的時候，也不應該忽視大陸歷史教科書中存在的問題。如果說要塑造國家形象的話，怎麼對待抗日戰爭的歷史，真正事關國家形象。
在戰略上，應該積極地看待國民政府1931年後的政策選擇，不應再把國民政府的一些政策和策略簡單化地視為軟弱，甚至是投降主義。9．18事變後，全國學生一致要求抗戰。主戰情緒發展的邏輯很簡單：「日本佔領中國領土，中國必須抵抗，即使是戰敗、戰死都在所不惜。失地是可恥的，不戰而失地更是永遠洗刷不掉的恥辱。」就連德高望重的蔡元培，也因為阻攔學生都挨了頓打。事實上，喊出愛國口號的人未必就不可能是在最不愛國的動機下喊出來的－－比如汪精衛在出任行政院院長之前，其手下也曾發動學生要求對日作戰。愛國也離不開理性。如果只能是兵來將當，水來土掩，不流盡最後一滴血不罷休的話，那一部中國抗日戰爭史就只能寫成國民政府賣國史了。按照這種思維邏輯，蔣廷黻曾致力於阻止提前對日作戰，這位曾經擔任過國民政府駐蘇大使的傑出外交家、學者，就是賣國賊了！
事實上，誰都不能迴避當時中國的作戰準備和作戰能力這樣一個現實問題，比如在軍火製造方面，中國除了來復槍和輕機槍外，還不能生產新式重武器。從財政狀況來看，直到1937年對日作戰前夕，國民政府的全年收入，主要來自商業稅收，只有12.51億元，以三比一折算，約合4.17億美元。歷史學家黃仁宇對此就說：「雖說當日的購買力與今朝不同，這4億是一個極為纖小的數目。」此時的日本是世界一流的軍事強國。面對這樣一個敵手，不可能尋求速戰速決，而只能是持久消耗戰，因此就需要培育持久作戰的能力。最後對決的時刻來得越晚，就越有備戰的時間。國民政府在弱勢和內亂的情況下並不是無所作為，比如，1932年就秘密成立「國防設計委員會」（後改名為「資源委員會」），為未來的戰爭做準備。如果從1931年9．18事變後立即宣戰，意味著中國孤立地和日本對決提早將近六年。自然，這樣做是顯得強硬，顯得愛國，而且政治家也將因此贏得政治本錢和一時的名聲。但是這對整個國家的命運，可能就會像蔣廷黻在《獨立評論》上所說的那樣：倉促對日作戰將遭失敗，現代化的戰爭需要長期準備，然後全國總動員。
1937年8月國民政府提出的「持久消耗戰略」和後來提出的「以空間換取時間，積小勝為大勝」戰略，為偉大的衛國戰爭確立了的正確戰略方針。在「持久消耗戰略」、以空間換時間的方針下，加之敵我力量對比懸殊，出現喪師失地，或者主動撤守恍┑胤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