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青：我覺得新唐人和大紀元最近做了一系列對中國社會有重大意義的事，比如說前不久開的「紅朝謊言錄」發布會，和現在的「九評共產黨」。這裡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指出共產黨的謊言。
共產黨統治中國最主要的兩個手段和法寶，一個是槍桿子，一個是筆桿子。槍桿子就是暴力鎮壓，筆桿子就是說謊。所以，它幾十年的歷史都是謊言錄。但是有一點， 在對待人權的立場和態度上，共產黨罕有的說過真話，它把人權作為反動、腐朽的東西來批判。在它們最強大的毛澤東時代、甚至鄧小平早期階段，都是把人權當作反動、腐朽的東西加以批判和鎮壓。
它們不講人權，它們叫「革命的人道主義」。什麼是「革命的人道主義」呢？你是革命者才能像人似的對待你；不是革命者，那你就不是人，也就不會像人似的對待你。這種態度不僅用來對待一般的階級敵人、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甚至用來對待它們自己的同志，比如劉少奇。歷史上發生在宮廷鬥爭中的殘忍，在劉少奇的身上都出現了。比如說，漢代高祖皇帝死了，呂皇后就把他的另外一個妃子四肢砍掉，放到廁所裡，讓她在廁所裡慢慢死去。劉少奇臨死之前，幾個月被綁在床上，他當時實際上已經瘋了，死之前活得根本不像人。當然了，劉少奇也不是好東西。他是靠兩點發家的，一是打人，二是吹捧毛澤東。但是他仍然是一個人，應該享受做人的權利。而共產黨對待它們從前的同事和朋友，只要不被視為革命者了就剝奪你的人權。劉少奇也好、賀龍也好、彭德懷也好都死的非常慘的。在這一點上，毛在很多書裡說過，「跟反動分子能談權利嗎？」另外，雷鋒曾經很真實的表達了共產黨在這方面的立場和態度，他講，「對同志要像春天般溫暖，對敵人要像寒冬一樣冷酷無情」。所以，對於共產黨來說，劃分的標準絕不是：人人都有權利或尊嚴，你只有是革命者或者人民，他才給你權利和尊嚴，不是就不給。
但是怎麼給呢？實際上人民也好、革命同志也好， 他說給都是謊言，根本不會給。哪有給的？只有順著獨裁者的意志，那時才會得到吹捧你兩句，比如彭德懷立了戰功，毛澤東就說「唯我彭大將軍」；反過來，彭德懷觸怒了毛澤東，就說彭德懷從小就是野心家，從小叫彭得華，想得整個中華。所以，在整個過程中，完全是隨需要而改變，提人權就是腐朽黑暗的代表，離死不遠了。
但是後來隨著中國改革開放，開始感受到國際上的壓力和譴責。在80年代，美國總統卡特在國際上提出了人權外交，從那之後就形成了國際上的人權壓力。中國改革開放就必須面對這些壓力。早期鄧小平面臨壓力的時候還是拒絕和不接受的。但是後來，尤其是六四之後，這方面的壓力越來越大。它們知道自己在六四事件中喪盡天良、人鬼共憤，所以它們不得不在人權方面作某些妥協，開始逐漸談人權和接受人權。比如說它們也說人權了，還成立了一些人權團體，像「中國人權研究會」。但是它們這種談完全是為我所需，為我所用，與真正的人權完全不相干。
中國最主要的一個人權團體叫「中國人權研究會」。他的所有成員包括會長、副會長、研究員，都是政府官員。比如說會長是朱穆之曾是新華社社長副會長李元頭(音譯)原來是團中央委員，現在是山西省省級領導，而研究員都是在職的司局級的官員。更可笑的是公安部、安全部副部級的官員也擔任「中國人權研究會」的副會長。一個人權組織不僅全體是官員，而且還有公安部、安全部、民政部介入，可想而知它們能作什麼了。
它們做兩點：一是研究國際社會在人權問題上給予的壓力和批評，從中為自己辯護尋找理由，進行反駁；另外研究怎麼利用人權，把人權作為武器，在國內更有效的進行鎮壓，而且逃避譴責。所以它們根本不會認真的談人權。
中國政府在國際的壓力下，簽署了幾個重要的人權公約。有些甚至美國都沒有簽署。像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人權公約，還有社會經濟文化權利公約。美國政府雖然沒有簽署公約，但在實際做法中遵守國際公約中的規範。中國簽約之後沒有比簽署之前改變一點，有些時候比從前更厲害。比如說，胡、溫上臺之後，比江澤民時期對異議人士、宗教人士判刑還重還多。迫於國際壓力，瀋陽的工運領袖如肖雲良、網路上的黃琦等，江澤民時期一直在押，沒敢判。胡、溫在上臺同時就判了這些人。我認為胡、溫想走回毛澤東時代的老路。像胡錦濤曾說，北韓金正日雖然經濟沒搞上去，在政治上是正確的；並許諾古巴獨裁者卡斯特羅經濟上的援助。同時，它們在國內作的一些事情也具有危險傾向。一方面它們對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多了一份關心；另一面它們在政治言論上比過去更高壓。
總之，中國的人權狀況不能指望中國政府，只能依靠社會本身的覺醒，加上國際上的壓力。從中國社會本身來說，人權也經歷了一個變化和發展的過程。從前中國老百姓由於政府對於人權的宣傳和鎮壓，以及對國際社會的人權狀況不瞭解，實際上老百姓怕人權，很多年不敢提人權，甚至跟隨官方的說法批判人權。隨著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國際社會的信息逐漸流進中國，各方面爭取人權民主的力量的增強，現在老百姓的人權意識有了變化，開始敢於去爭人權。比如說我們看到征地、城市拆遷、上訪中，喊的最多的就是人權。以人權譴責和批評政府。另一面，中國老百姓知道國際上的同情支持力量，他們現在更多的與國際人權組織接觸，主動尋求支持和幫助。比方說，我們中國人權隨時都能接到中國很小地方打來的電話，有的甚至在地圖上都查不到。
因此中國人權還是有希望的，但是發展的力量和希望就在於中國社會本身；另一面，國際上除了給予道義上的譴責，也應給予經濟和政治上的支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