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這個問題是基於胡錦濤四中全會上關於意識形態的講話，其實，他的話的本質就是要國民對什麼負責的問題。後來在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會上，他又一次講這些話；宣傳口的劉雲山又多次對這些話做了發揮；《人民日報》發表金鏘的《牢牢掌握意織形態工作的主導權》；又發表郁曉的評論；《求實》雜誌的《不斷提高黨的意識形態工作的能力》的評論；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陳奎元發表《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的講話；中共中央還出臺了《關於把學習「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進一步引向深入的意見》、《關於進一步繁榮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見》、《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未成年人道德建設的若干意見》……這都是圍繞著捍衛意識形態所採取的步驟，是胡錦濤的救黨努力。
僅說意織形態我們是不能直解它到底是什麼的，共產黨就可藉著對意識形態的神聖來矇蔽人民，然後用大棒威脅、打擊覺醒者。
若我們對意識形態做出還原呢，一下子就能讓人看清：被共產黨神聖化的所謂意識形態，不就是讓人以什麼來做生命存在（活著）的出發點嗎？或曰：人活著到底應該對什麼負起責任？
讓我們來看看胡錦濤在四中全會上是怎麼說的吧：「境外敵對勢力，媒體大肆攻擊我們國家領導人和政治制度。而國內媒體打著政治體制改革的旗號，宣傳西方資產階級議會民主，人權，新聞自由，散佈資產階級自由化觀點，否定四項基本原則，否定國體和政權。」短短的一段話，胡錦濤就已把他，把共產黨要對之負責的對象表露得清清楚楚----
他要對之負責的對象就是：（1）國家領導人；（2）政治制度；（3）四項基本原則；（4）國體；（5）政權。共產黨要對某些對象負起責任，就要以對另一些對象的討伐為條件，這是他們的二分法和矛盾說所不能擺脫的侷限。
那胡錦濤們要討伐，要犧牲的又是什麼呢？他說的也很坦白，那就是：（1）境外敵對勢力；（2）（國內外的）媒體；
對這些人的何種行為實施討伐呢？那是：（1）他們大肆的攻擊行為；（2）他們宣傳的「西方資產階級議會」民主；（3）「西方的」人權觀；（4）「西方的」新聞自由；（5）資產階級自由化觀點；（6）對中國國體、政權的否定。
從這段話來看，胡錦濤知道他的所好與所惡，也清楚他指的境外敵對勢力是哪些人，他譴責的是國內的哪些媒體。他清楚自己是想犧牲什麼成全（負責）什麼，他也清楚他是向什麼對象提出這種要求的。
可是，他知道他的所好所惡，他要討伐要負起的責任都僅僅是他個人的主觀態度嗎？可任何事物之做為事物並不是由什麼人的態度決定的，而是由事物本身的存在，性質決定的，因而它們之當受討伐還是當受負責應由它們是什麼本質來做判定，是看行為是否違反其本質。任何人的，任何一群一幫人的態度都是個別的，只有自身有效性，而事物的性質卻是普遍的，怎麼可以拿只對自身的有效性來做普遍的標準呢？
他知道他那些「要求」所要加之的對象是已經的，其性質是不變的，因而它們應負的責任早在它們來世界之時就已經被先天地規定了嗎？----
責任就是----「是」，一事物是什麼，就對什麼負責。
他知道「敵對勢力」這個概念的兩面內涵嗎？他不知道！
做為勢力，不管敵對不敵對，都必是一種客體，做為客體它本身只是它本身。
「敵對」僅是評判者的一種態度，或用態度做的評判，並不是它本身的性質，因而是不是敵對不僅可能與它自身有關，也可能是由評判者的立場所決定。
胡錦濤說出這些話來，這些話就轉變成政權的路線而對社會發生影響，因而他首先應該澄清若對他的討伐和責任做還原的話，被他列為「敵對」的那些勢力，他要為之承擔責任的那些對象，將被還原成什麼？這最重要的一點，是胡錦濤的智慧所無能為力的。
他不知道他的「敵對勢力」僅是人的主觀立場，所以判定什麼是「敵對勢力」需要一個根據，一個標準。這個根據是什麼，標準又是從哪裡來的？這些是他所清楚的嗎？他採用的標準能夠還原進做為客體的「敵對勢力」的還原之中嗎？二者是同一個世界中的，具有同一個本質嗎？只有這樣，他的為之負責，他的「敵對勢力」這些說法才能成立。這卻是胡錦濤未曾想過的----
這些思想對於胡錦濤還是天書。
這個問題是一門學問，而胡錦濤說的話卻只是一個個別立場。
學問所面對的是客觀世界中的對象，而立場卻只是主觀的意志。
學問和態度分屬兩個不同的世界，是人的兩個不同能力，各遵循不同的規律：學問仰仗認識能力，追蹤的是客觀對象的因果聯繫，服從的是認識論規律；
而立場只是意志的表達，服從的是選擇律，屬於意志自由問題。
學問要解決的是結論的真偽，學問能保證立場、態度的正當或不當，學問的獲取要依靠求證，而證明所遵循的是人類共同理性的規則（即邏輯原理）。而胡錦濤的責任僅是主觀的，因而就是個別的立場，至多有個頑固或是脆弱，它是任意選擇的，既可以右也可以左，既可能對也可能錯，它沒有普遍效性。
人對自己的意志是個感覺關係，因而意志被體驗為自由。
而學問是對必然關係的求索，所以學問是保證意志正當與否的α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