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1949年之後大陸歷次政治運動，中共為了造假騙人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極，堪稱古往今來造假騙人的行家裡手和集大成者。以下便是他們最常使用的幾種造假手段。
1、憑主觀臆斷篡改事實歪曲真相
在毛澤東之前，當年中共文藝界的領導給胡風問題定的性不過是「宗派主義小集團」。1955年4月13日，胡風昔日的朋友舒蕪交出了胡風當年寫給他的一些私人信件。很快，這些信件經過整理後，被送呈毛澤東審閱。在看了這些信之後，毛澤東未經任何進一步的調查，便大筆一揮，將胡風問題一下升格成了「反黨反革命集團」。5月13日、24日、6月10日，《人民日報》分三批刊登了《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這些材料不是在外張貼的反革命標語、散佈的反革命言論，也不是槍支彈藥、集團綱領、暴亂計畫，而是出自在胡風及其朋友處抄家得來或主動交出的往來信函。毛澤東一一過目，親自編輯，又親自寫了按語。這些按語堪稱是憑個人的主觀臆斷篡改事實歪曲真相從而強加於人的典型。
舉一例子說，1944年5月13日，在重慶的綠原給胡風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我已被調至中美合作所工作，地點在磁器口，15號到差；航委會不去了。
……這邊美國人極多，生活或者有點改變。我彷彿真的開始做人了，處世確是不易，正如您說的：赤膊上陣不是我們的戰術。以後，我覺得應該學習一點『陰暗的聰明』(？)，我所畏懼的只是我自己……」
對此，毛澤東如是按語道： 「……綠原在1944年5月『被調至』『中美合作所』去工作。『中美合作所』就是『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的簡稱，這是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國民黨合辦的由美國人替美國人自己也替蔣介石訓練和派遣特務並直接進行恐怖活動的陰森黑暗的特務機關，以殘酷拷打和屠殺共產黨員和進步分子而著名。誰能把綠原『調至』這個特務機關去呢？特務機關能夠『調』誰去『工作』呢？這是不言而喻的了。」綠原便被「欽定」為板上釘的「特務」了。
而事實卻是，綠原在復旦大學外文系唸書時，考進了設在校內的譯員訓練班，結業時分配工作，被派去中美合作所。綠原感到震驚和痛苦，便去信給胡風，胡風當即回信：那地方是萬萬去不得的。綠原接信後隨之逃亡，改名換姓落腳在岳池縣一所中學裡。
2、通過搞逼供信製造假口供假材料
所謂「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這頂莫須有的大帽子就是這樣製造出來的。
文革開始後，中共專門成立了劉少奇專案組。調查尚未開始，專案組負責人巫中就劃框框、定調子，肯定劉少奇已經「叛變自首」。他說：「查劉少奇罪證關係極為重大……這是一項戰略任務。有罪證是肯定的，只是查出來查不出來的問題，不存在有沒有的問題。」對調查方法，他明確提出：「要經過鬥爭」，「以政治鬥爭為主，也要採取一定措施，如鬥爭會、小型專政等。」按照這個指導方針，辦案人員對「知情人」採取了種種威逼手段。通過外調方式談話得不到他們需要的東西，就以隔離辦班為名進行拘留審查，剝奪人身自由，用專人監管，施加壓力。一次次的審訊，一次次的威脅恫嚇，直到證人俯首就範，讓說什麼就說什麼，讓證什麼就證什麼，不達目的不罷休，比古已有的「莫須有」手段還要毒辣。
辦案人員對原奉天高等法院檢察處書記官(即記錄員)劉青第的審訊，在1967年 12月14日至1968年1月10日的 27天裡進行了38次。劉青第本來什麼也不知道，只因專案組對他的身份感興趣，所以成了重點「知情人」。在多次威逼下，劉青第受不住了，說：「我想了，沒想起什麼來，你們是不是把那時候的事寫下來，我簽個字行不? 」辦案人員咄咄逼人地說：「你能想起來，你的立場轉變了就會想起來了!」「你打算怎麼辦呀？就打算受處分嗎？ 」又恫嚇說：「是在這兒常住下去嗎？」「你不說，我們有地方把你擱起來！」在反覆的誘、逼、嚇唬下，劉青第照專案組的指點寫了「交代」，幾經修改，形成「證詞」後，立刻被當作戰果帶回北京。
在辦案人員的高壓威逼下，先後有賈文琦、董仁、熊守成、關慶雲四名「知情人」自殺(均未遂)。有的吃藥，有的跳樓，有的用刀片割脖子。
1967 年12月13日晨5時，在嚴寒的晨光裡，一個被關押在公安廳招待所隔離班的人，突然用刮臉刀片割開了自己的脖頸，頓時鮮血淋漓。他叫關慶雲，曾在奉天省警察局行政科當過代理科長。辦案人員在他家中訊問十幾次沒有結果，就將他關押起來。經過多次審訊，仍然無法滿足他們的要求。關慶雲被逼不過，只得一死了之。經過搶救脫險之後，關慶雲血跡未乾，傷口未癒，審訊就又開始了。根據徹查辦主任的授意，辦案人員先向關介紹了1929年的所謂案情，然後讓他自己「交代」。關慶雲欲死不能，不說不饒，被逼無奈，最後表示：「只要能打倒走資派，我就證實，哪怕犧牲我自己。」一份劉少奇被捕後如何叛變、如何出賣黨的機構和同志、造成共產黨多人被捕的假證詞，就這樣出籠了。
3、移花接木張冠李戴嫁禍於人
如六四後中共將因被軍方自己誤傷等原因致死的士兵說成是被暴徒打死的，許多所謂六四暴徒的「暴行」就是這樣造假造出來的。
據知情人揭露，當年一位被封為「共和國衛士」的陳姓軍人，是部隊的宣傳幹事，1989年5月22日，他乘坐軍車撤退，群眾歡呼時陳向學生揮手致意，軍車突然發動，陳當場被摔死，當時各報都做了報導（短消息），但兩天後軍委突然對陳授予「共和國衛士」稱號，他也因此成了六四的第一位「衛士」，軍報並開始宣傳他是被群眾擁擠的人流擠到車輪下的。
另據在澳大利亞留學的前解放軍39軍雷達站上尉站長李曉明透露，六四時他所在高炮團的一名士兵後來被評為烈士，報紙上說是被群眾打死的，其實是在駐地時被身邊一位戰士不小心擦槍走火打死的。團裡領導為了團裡的利益、同時也是為了這位戰士，將他向上級謊報為是被暴徒打死的。李曉明說：「往上報說有暴徒開槍把我們的戰士給打死了。實際上不是那麼回事，是我們自己的槍走火了。我能證明。」
4、斷章取義穿鑿附會羅織罪名
1957年反右運動中「葛佩琦要殺共產黨人」一案便是一例典型。
1957 年 5月24日，在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召開的「黨外人士座談會」，應邀前來參加座談會的該校工業經濟系講師葛佩琦就黨內同志不要脫離群眾，不要看不起黨外知識份子，黨員幹部不能生活特殊化，努力克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等等，給校黨委提了一些批評意見，並語重心長憂心忡忡地簡略闡述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5月26日，《北京日報》報導了題葛佩琪的這次發言，題目是：《葛佩琪（琦）談黨群關係》，文中說，工業經濟系講師葛佩琪（琦）的發言引起人們的注意，他認為「今天的黨群關係比起1949年差了十萬八千里」，他說「群眾為什麼對我們（黨和政府）起惡感呢？因為我們做的事沒有他們想像的那樣好。老百姓的生活沒有提高，提高的只是共產黨」。他甚至提出，現在共產黨工作做得好沒話說，做不好，群眾就可能打共產黨，殺共產黨的頭，可能推翻他。他接著提出：現在學校領導上總愛說這個公式：大家意見很好，能處理的就處理，不能處理的就解釋清楚。他認為有錯就應該承認，當不了校長可以自己申請調動，自己造成的錯誤應該請處分。今天不是再用這個公式的時候了。對《北京日報》的這一報導，葛佩琦沒有提出意見。雖然摘發得生硬、不週全，但這和一些領導人也常愛說的「弄得不好，就會亡黨、亡國、亡頭」的憂黨憂國憂民之情，並沒有本質之不同；而且「群眾為什麼對我們有惡感，因為我們作的事情沒有他們想像的那樣好」，顯然是一個共產黨員的語氣。然而第二天，即5月27日，他看到了中國人民大學內部刊物《人大週報》的報導，他頓即覺得炸了頭。因為它斷章取義橫加篡改地說他說了這樣的話：「不要不相信我們知識份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推翻你們，這不能說不愛國，因為共產黨人不為人民服務。」當天下午，他就面見了學校校長、校黨委副書記聶真，指著《人大週報》的這段話情急氣沖沖地說：這不是有意誣陷我嗎？聶真說：葛佩琦同志，你不要著急；黨是實事求是的，登錯了，可以更正。
可是不但沒有更正，而且風聲鬧得越來越大，越來越離譜，在6月8日全國正式「反擊右派猖狂進攻」之前就對他展開了「批判揭露」。
6 月8日，毛澤東讓《人民日報》發表了《這是為什麼？》的社論，正式吹響了「反擊右派猖狂進攻」的號角，對葛佩琦的批判也隨之白熾化－－就在同一天《人民日報》的第七版，刊登了《中國人民大學教師汪金丁等發言，要跟葛佩琦劃清界限》的長篇報導，其中一段講：葛佩琦說，至今群眾對鳴放還有顧慮，具體反映了群眾對共產黨的話不敢信任，共產黨對這一點應特別重視。因為，「民無信不立」。我還要重述一邊，群眾是要推翻共產黨，殺共產黨人，若你們再不改，不爭口氣，腐化下去，那必走這條道路，總有這麼一天。這也是合乎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只空喊萬歲也是沒有用的。葛佩琦看過這篇報導後，認為文中所引他的講話與原話不附，專門給《人民日報》社寫信要求更正。但事後《人民日報》對葛佩琦的這封更正信不但隻字未提，而且對他的批判更加連篇累牘。結果在黨中央喉舌《人民日報》的帶動下，全國大小報刊迅速掀起大批大揭「葛佩琦要殺共產黨人」的高潮，使他成了「人人得而誅之」的頭號反共人物，被「理所當然」地劃成了「極右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