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托朋友買了袁紅冰先生的兩套書：《自由在落日中》（上、下），《文殤》（上、下）。書到手後，送書來的朋友幫助翻到一頁，說：「看看這前言，看看這前言，」聲音裡滿不常聽到的激情。我放眼看去，是這樣幾行字：
庸人的髒手不得翻看此書，因為，書中峻峭的激情拒絕被充滿物慾的生命欣賞；虛偽、猥瑣的眼睛不得閱讀此書，因為，只有高貴而真實的心才配親吻書中堅硬的血和淚。
任何人或神都沒有資格評論我，只有太陽才能對我作出評價。
我翻回去，翻到封面，那是小說體自傳《文殤》（上）。於是我拿起另一部小說《自由在落日中》，翻過封面，想看看那裡是什麼樣沈重的題詞，卻只是一行平實的小字：
獻給我魂牽夢縈的內蒙古高原
於是我想：中共高官李長春欣賞的肯定是這一部《自由在落日中》，而絕不會是小說體自傳《文殤》，原因是顯而易見的。而引起我非看看袁紅冰先生四部小說的最初願望，就是來自李的一番話，他說：黨和國家幾十年來培養了這麼多作家，為什麼我們的作家就寫不出這樣又文學價值的作品呢？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大意），這話引起的震動超過上面我引用的袁先生那幾行獨白所能激起的感受──但我清楚記得，幾年前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中國官員的激憤反應：「有好幾百個中國作家都寫得比他（高行健）好。」雖然自六.四起，黨官們是不怕「打擊一大片」了，當初被引用的更優秀的「幾百個中國作家」這次也在訓示之列是明明白白的，這些個人會不會反彈是另外一回事（我相信他們會發出自己的聲音）。但兩相比較這些官方言論，你能不讀袁紅冰的這些書嗎？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能讓共產黨高官如此激動說溜嘴的欽犯和他的犯禁作品不多啊！
讀完兩部書，我默然無語，仰望虛空，卻沉思起袁紅冰先生推開的另一種命運──我只是假設，不談其他。
假如，袁先生這次帶團出來又帶團歸去，風平浪靜，無差無失，回國後會是怎樣呢？
假如袁先生真的折節彎腰，真的低眉而順眼，更洗心革面；假如袁先生進而願意依吩咐修改幾十年心血的《自由在落日中》，再經此「出國考驗」一證，當局像是會跟進，比如撤銷前朝對他「永遠不能再回北京」的禁令，比如，不同於當年秘密綁架他到貴州，而會公開地「調動」袁先生回北京大學，再在北大講台上執教，進而在適當的年月日，委任袁先生當北大校長都說不定。如此久經考驗的袁先生，名字筆劃依舊，自然可供當局昭示於其餘安份或不安份的子民，一如「末代皇帝」重新做人的可喜。如今，「胡溫體制」倡導「以人為本」，已經懂《孟子》公孫醜篇的名句：「與人為善，取人為善」… … 「我有善則取以益人，人有善則取以益我。這是處理人與人之間關係的重要原則，亦是處理國與國之間關係的重要準則。」（溫家寶語），開明多了而又進步多了的胡溫體制，該沒理由認為如此重要的準則會把經過重大考驗的袁先生排除在外。
可惜那兒橫梗著四部小說稿，它們是沒有預料到的變數，天長地久地勝過鐵幕政治，於是政客們熟悉的稱量叫賣生命、人格和道義的天平，在這個變數前宿命地失效了。
這是怎樣的一種命運！
袁紅冰的出逃，卻使這樣的兩套書──還會有另外兩部小說──循通常的途徑出現在你我讀者面前。現在──他說，就是把他遣返回去，他也死而無怨了。
一個人，言行能這樣，使你至少想到要去看看如此艱難地用命保存下的小說，他的心血之作；參照著現任中國高官的註解，至少想去回味一下當年何以那樣氣惱《靈山》的不怎麼樣，氣惱法籍華裔的高行健先生（我依稀記得，高行健倒是主張文學遠離政治的）的運道好；而今天對袁紅冰、對他的小說又何以如此無奈和懼怕？
這些人之常情之解答，已經演變成了中國歷史得以發展的一個環節、一個硬節。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要個答案卻是迴避不了的。我卻忽然還想起一件事。幾年前，高行健得獎時，有人把酒問青天，想遊說中國的有錢人，也搞一個類似諾貝爾文學獎的東邊的文學獎，免得中國的作家們，連帶中國的政府去受「一個彈丸之國的評委」擺佈。這構思極好，若不是說說而已，中國的有錢人真願解囊成義舉搞成一個名堂，那樣的話現在就極方便借來一用，就拿袁先生和他的小說一試如何？推薦詞就以那個李長春的感慨開頭，至少袁紅冰他目前還不是華籍澳裔，這一定極有意思。
轉自《大洋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