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迫害開後門入團的李博士
祖輩被共產黨所害 避迫害走後門加入共青團
我出生在農村，爺爺因為是地主，在共產黨的鎮壓中被槍斃。而姥爺因為有錢，在土地改造時也被以各種罪名關在監獄，最後冤死在監獄。所以，我們整個家族對中共沒有好感，只有遭受殘酷迫害後的恐懼。因為被人歧視，小時我媽一般不讓我出去玩，專注於學習。我們對共產黨是敬而遠之，從沒想過要加入共產黨或者共青團。
家族中有一位伯父，他認為：要想擺脫共產黨的迫害，就要加入共產黨，成為它的一員。伯父成了我們家族中第一個入黨的人。77年剛恢復高考，家人為了讓我早日脫離農村戶口打算讓我考中專(中級專科學校)，伯父極力推薦我入團，父母也認可了這一觀點。最後，在父母和伯父的操辦下，我沒有宣誓，就成了共青團員。而且為了入團，他們還將我的生日更改，以使我的年齡達到要求。我知道他們費心良苦為此送禮後門，因為對我家那樣成份不好的人這是相當難的。在那個荒謬的社會裏我就這樣加入了共青團。
受高等教育 認清共產黨的荒謬理論、愚民政策、獨裁統治
考上清華大學以後，因為學習成績特別好，是「三好」學生和校級「因才施教」學生，所以系裡的黨組織就留意到我，動員我寫入黨申請書。伯父的「入黨以避迫害」的思想影響了我，於是，我抄了別人的申請書交了上去。但是對入黨的事我從內心反感，總是不積極配合寫思想匯報之類的入黨所需的「積極表現」。
畢業前，考上出國研究生後，我有了時間去閱讀一些社會科學方面的書籍。發現共產黨的那個「理論基礎」──唯物辯證法──實際上是其愚民輿論的工具，從科學理論上講根本不成立，愈發不認同共產黨的那套說教。但系裡的黨組織因我要出國也加緊了對我的「培養」，無奈我反應不積極，而且時不時說一些風涼話，他們就放棄了對我的「努力」。
我後來到美國的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我的導師崔琦教授是貝爾獎獲得者。他對我幾次講過他的父母在共產黨的大躍進時期被餓死在祖籍河南。他當時在美國有經濟條件但卻無法幫助他們，因為中共斷絕了和美國的外交關係。他父母遭受的痛苦和他早年對父母的思念是他不堪回首的記憶。記得我第一次聽說此事時，雖然我沒有參與迫害他父母，但作為共產黨統治下的一員，我感到無以言比內疚和恥辱。
在普林斯頓，我還接觸到了一些著名的民運人士，如劉賓雁、方勵之、劉曉波等，常參加他們辦的講座、討論等，更加認識到共產黨的不合理、不合法。
畢業以後，曾在貝爾實驗室工作，接觸到很多卓有成就的科學家，自己也搞出20多項專利。和國內我接觸的教師、科學家相比，我看到美國的科學家有真正獨立、自由的思想，更有高尚的人格和充實、有意義的人生追求。我於是認識到共產黨的統治對中國的科技發展、人才培養根本沒起到好的作用，更加明確了共產黨那套東西不僅是漏洞百出、而且對中國以至人類破壞極大。那時一想到「祖國的共產黨」就感慨萬分，總覺得中國怎麼那麼不幸，但有自覺無能為力去改變那個現實。
讀《九評》看透共產黨的本質
我一向認為自己早已看透了共產黨的本質，但其實我對共產黨的認識只是侷限在對其荒謬理論、愚民政策、獨裁統治的分析和批判。大紀元時報的《九評共產黨》系列文章，讓我對共產黨的本質有了更全面徹底的認識。我很同意《九評》所述的共產黨是集人類歷史邪惡、流氓之大全的一個邪教，是另外空間邪魔在人類的代表；其理論不僅是個說教，而已經形成了一個變異的「黨文化」，每一中國人都在不知不覺中被其毒害、控制。
《九評》還讓我驚奇地意識到每一個入了黨團的人(哪怕是像我那樣在無知的、被迫的情況下)、每一個認同共產黨理論的人、每一個為了眼前利益而對共產黨出賣良心的人、特別是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了其迫害正義良知的人，都被共產黨邪靈打上了「獸記」。這種獸記就像一個人學會了騎車、開車一樣，一旦學會就深深地留在你的生命中；就像上面提的黨文化一樣，在不知不覺中給人戴上了難以擺脫的烙印。因此，當大紀元開始提供退黨服務時，我毫不憂鬱地申明我退出共青團、以前寫的入黨申請書作廢。我明白這是清理那個獸記所必須的，因為一個人不管在什麼情況下表示過要「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共產黨的邪靈就有理由說你是它的一員，就挾持著你、不放過你。
《九評》讓我看到了中國的希望和出路，以前對共產黨的那種無能為力、甚至懼怕的感覺一下沒有了。這是因為我看到以共產黨之邪、之流氓、之龐大，和它講理、抗爭、甚至用暴力都沒有大用，但讓民眾看清其本質、擺脫其獸記是對其最致命的打擊，而《九評》正在迅速地達到了這一點。因此我對朋友說：《九評》寫得好，是對共產黨最深刻、最徹底、最系統的評判，它將帶來中共的滅亡。確實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