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徵出口稅作為一種方式固然可以幫助中國緩解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但是這並不是惟一的辦法。中國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優勢主要來自於中國大量的廉價勞動力，所以還可以通過提高工人的工資來提高出口產品的勞動力成本。通過人民幣升值和提高工人工資雖然都會使中國出口產品的成本上升，但對中國經濟，尤其是就業市場來說卻會有不同的影響。由於目前中國經濟對外貿的依賴程度，單純的人民幣升值會對中國外貿出口造成極大的傷害，將導致出口減少，很多的跨國公司也會向亞洲其他國家轉移以尋求更低廉的勞動力，中國將因此失去一些的就業機會，這對本來就嚴峻的就業形勢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然而提高工人的工資將會降低如此負面的影響。
中國工人的工資水平整體偏低，尤其是從農村進城務工的 8800 多萬農民工的工資僅僅達到很多城市的最低工資標準，根本不能滿足所需生活工資的要求。比如，廣東省東莞市的最低工資標準為574元，但是很多在此地打工的農民工在每月超過法定工作時間幾十小時的情況下才能達到這個標準；在生產旺季他們甚至要加班上百個小時，所得的報酬最多也僅在八、九百人民幣。這個工資水平根本不是一個能夠維持正常消費的生活工資。造成中國勞動力成本低的另一個主要因素是絕大多數的企業不給農民工購買法律規定的保險和提供社會保障。
較低的勞動力成本使得「中國製造」成了國際市場上廉價商品的代名詞。但是從長遠的發展角度來看，把低廉的勞動力作為優勢的策略是不能長久的。通過犧牲勞工利益為代價來實現產品競爭力不能保證中國的經濟增長呈協調發展，近些年頻繁發生的工人集體罷工、示威事件充分說明瞭勞資矛盾已經成為中國面臨的一個嚴峻社會問題，而且這種狀況長期持續下去的話，將會對中國帶來更為嚴重的後果：不僅會影響勞資關係的穩定，而且會危及政治穩定和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
跨國公司也不願因為工人的罷工影響其在中國供應鏈的暢通，更不願因為社會矛盾激化而影響到中國的政治經濟穩定，從而使他們在中國的投資受到損害。
同時，歐美國家近些年聲勢越來越浩大的「反血汗工廠運動」也將矛頭直指跨國公司以及它們在中國的供應廠商, 指責他們付給工人的工資不是一個生活工資，很多的消費者希望這些公司保證他們的產品不是在類似19世紀的血汗工廠裡製造出來的。提高工人的工資，改善工人的工作條件雖然會使生產成本有所上升，但是可以從很大程度上平衡勞資關係，緩解社會矛盾，而且可以使跨國公司在國內贏得消費者對於其社會責任工作的認可。勞動力成本只是跨國公司在制定其全球發展戰略時考慮的其中一個因素，中國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潛在的巨大消費市場，豐富廉價的原材料供給，以及改革開放以來逐步形成的具有相當規模的生產基地和各項配套設施和一支比較熟練的工人隊伍 － 這些都是很多其他的發展中國家所無法比擬的優勢。因此，這些公司不會單純因為勞動力成本的增加而轉移其投資，從而不會對中國的就業市場帶來很大的衝擊。
提高工人的工資就意味著提高他們的購買力，從而相應地拉動內需。國內市場的開發不能僅僅依靠精英階層的高級消費，畢竟能買得起汽車洋房的還只是少數，絕大多數的普通民眾還是侷限在日常的生活消費。然而，農民工微薄的工資根本不足以維持一個家庭在東部沿海城市正常的生活需求，農業部的調查資料顯示僅有不到7%的農民工是以家庭的形式在外打工的，絕大多數的農民工都是隻身在外打工，將省吃儉用存下的錢寄回農村的家，而不是在城裡消費。中國現在面臨的問題不是商品供給不足，而是很多人消費不起。如果近一億的農民工能夠在當地有一個比較穩定的生活，能夠把妻子兒女接在身邊，能夠有足夠的工資滿足其家庭的日常生活需要，這將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巨大消費群體。同時這些消費也會擴大中國的就業市場。
中國政府現在的確面臨著來自國際社會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巨大壓力，但是從另外的角度來看，這也是一個難得的契機。長期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過多地依賴於對外貿易，國家也採取各項措施鼓勵企業出口創匯，把最好的產品優先用於出口，以至中國的外貿出口總量和外匯儲備都居世界前列。必須要認識到，中國是一個大國，自身的市場規模非常大，但是目前卻沒有得到充分的開發。來自外界的壓力可以化解為調整中國經濟結構的巨大動力。中國應該逐漸降低對對外貿易的依賴性，同時努力開發潛在的國內市場，做到對內對外並行發展，這樣才能保證經濟結構的多樣性，使之朝著更合理的方向發展。
提高工人的工資和社會保障不僅能夠緩解人民幣升值的壓力，而且能夠提高民眾的購買力，帶動國內市場的繁榮，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中國社會現在面臨的一些矛盾和問題。中國政府應該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真正保證工人的勞動能夠得到相應的報酬和尊重，促進中國社會的和諧穩定發展。
李強 美國紐約 中國勞工觀察執行主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