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如何為殘暴辯護?

作者:熊培雲 發表:2005-06-15 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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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左傾以後的魯迅先生,最叫我反感的地方,就是他不斷地為蘇俄和共產革命中的血腥和殘暴辯護。他明明知道蘇俄的肅反中大規模殺人、關人,許多人-- -包括許許多多的知識份子---被整得家破人亡,流離失所,然而他卻告訴青年們說,像這樣對反動派決不憐憫的無情打擊,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最為正當的」「正確的戰法」,是有「堅強的意志的戰士」所不能不採取的鬥爭方法。

  決不對反動派實行費厄潑賴,雖然是魯迅先生很早就有的思想,然而這在早期,卻是激於血的教訓,出於對殘暴的反感,其中尚有人道的立場,還不至於公開讚揚GM的殘暴。那個時候,他本人對殺人和殘暴---不管是「革命」的殘暴還是「反革命」的殘暴---都保持著極度的反感與不安。後來魯迅先生靠攏了共產黨,「費厄潑賴應當緩行論」與共產黨的階級鬥爭理論揉和到了一起,階級論就壓倒了人性論,人道色彩也愈見稀薄。於是,在1933年10月寫的《「解放了的堂吉訶德」後記》中,魯迅先生就公開鄙夷人道主義了:

  對於慈善者,人道主義者,也早有人揭穿了他們不過用同情或財力,買得心的平安。這自然是對的。但倘非戰士,而只劫取這一個理由來自掩他的冷酷,那就是用一毛不拔,買得心的平安了,他是不化本錢的買賣。

  魯迅先生極為推崇盧那察爾斯基所作的《解放了的堂吉訶德》,因為這部十場戲劇深刻地揭露了人道主義者---而且是那種奮不顧身的真誠的人道主義者---的反動,「甚至於毒害」。

  這個劇本當中,在革命之前,吉訶德出於人道立場,用謀略和自己的挨打救出了革命者。然而當革命起來之後,專制者入了牢獄,這位人道主義者又把他們當做新的被壓迫者,為之奔走呼救了。吉訶德還譴責那些變成了當權者的革命者,說他們「新的正義也不過是舊的正義的同胞姊妹」,指革命者為魔王,和先前的專制者同等。

 魯迅先生告訴青年人說,像吉訶德這樣的人道主義者,起的作用極壞,乃是幫著奸人「使世界留在黑暗中」,「放蛇歸壑,使他又能流毒,焚殺淫掠,遠過於革命的犧牲。」

  作為吉訶德的對立面,魯迅先生最欣賞的是劇中革命者德裡戈(DrigoPazz)為革命後的專制和殘暴所作的辯護:

  「是的,我們是專制魔王,我們是專政的。你看這把劍--看見罷?--它和貴族的劍一樣,殺起人來是很準的;不過他們的劍是為著奴隸制度去殺人,我們的劍是為著自由去殺人。你的老腦袋要改變是很難的了。你是個好人;好人總喜歡幫助被壓迫者。現在,我們在這個短期間是壓迫者。你和我們來鬥爭罷。我們也一定要和你鬥爭,因為我們的壓迫,是為著要叫這個世界上很快就沒有人能夠壓迫。」(第六場)

  這就是典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只要是為了將來建立一個沒有人壓迫人的社會,今天的任何「專制」、「鎮壓」和「殺人」都是應當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逼,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中更是絕不能聽吉訶德之流的廢話。對此種理論,魯迅先生表示了高度的讚許,認為「最為正當的」:

  「德裡戈的嘲笑,憎惡,不聽廢話,是最為正當的了,他是有正確的戰法,堅強的意志的戰士。 」

  指出了此點之後,魯迅先生結合蘇俄革命之初大規模肅反的背景,指出吉訶德這樣的人,雖然並非整個是現實所有的人物,然而卻確實存在,像托爾斯泰派、羅曼羅蘭、愛因斯坦都是,甚至高爾基也一度犯了吉訶德式的錯誤,附和著反動派的種種謠諑,非議革命的殘暴,並且幫助反動分子者逃亡:

  「不過這裡的吉訶德,也並非整個是現實所有的人物。原書以一九二二年印行,正是十月革命後六年,世界上盛行著反對者的種種謠諑,竭力企圖中傷的時候,崇精神的,愛自由的,講人道的,大抵不平於黨人的專橫,以為革命不但不能復興人間,倒是得了地獄。這劇本便是給與這些論者們的總答案。吉訶德即由許多非議十月革命的思想家,文學家所合成的。其中自然有梅壘什珂夫斯基(Merezhkovsky),有托爾斯泰派;也有羅曼羅蘭,愛因斯坦因(Einstein)。我還疑心連高爾基也在內,那時他正為種種人們奔走,使他們出國,幫他們安身,聽說還至於因此和當局者相衝突。

  魯迅先生嘆息,像德裡戈那樣為專制和鎮壓所作的辯護,以及像他對反革命者的凶殘和獸性所作的預測,在當時世界上人們未必相信,「因為他們以為一黨專政的時候,總有為暴政辯解的文章,即使做得怎樣巧妙而動人,也不過一種血跡上的掩飾。」然而共產黨為一黨專制所作的辯護和預測卻是正確的。魯迅先生提出的第一項證據就是:

  「然而幾個為高爾基所救的文人,就證明了這豫測的真實性,他們一出國,便痛罵高爾基,正如復活後的謨爾卻伯爵一樣了。 」

我讀到這裡,心中一陣發冷:天啊!就因為反革命們一出國就痛罵高爾基,蘇聯肅反中那無數的迫害、流血和眼淚,就被證明是正當的了?!那種建立在「血跡上的掩飾」,就變成完全正確的了?用受迫害者事後的痛罵,來證明迫害運動的正當,魯迅先生的這種理論,可以一字不改地用來為新中國的歷次政治運動作辯護。

  當年新生的蘇俄,有許多文學家受到迫害,以致喪命,魯迅先生並不是不知道。左傾之前,他就很同情橫死的蘇聯詩人詩人葉賽寧。這位寫出了許多優美田園詩的偉大詩人,革命後遭到殘酷迫害,被人拷打以後吊起來,偽裝成自殺身亡。然而,在《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中,魯迅先生卻告訴青年人,葉賽寧之死,不是因為革命的殘暴,而是因為他自己跟不上革命的形勢:

  對於革命抱著浪漫諦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進行,便容易失望。聽說俄國的詩人葉遂寧,當初也非常歡迎十月革命,當時他叫道,「萬歲,天上和地上的革命!」又說「我是一個布爾塞維克了!」然而一到革命後,實際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像的那麼一回事,終於失望,頹廢。 葉遂寧後來是自殺了的,聽說這失望是他的自殺的原因之一。

  魯迅先生告訴青年人說,葉賽寧這樣對革命失望的人,以後也有可能變成反動,「有些人甚至成為新的運動的反動者」。他教育青年要改造思想,以免成為跟他們一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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