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的年輕人也愛聽相聲，你到聽相聲的劇場或茶館看看，那裡多一半是年輕人。他們能叫得出演員的名字，有的能點段子，還有的能背下大段台詞。
問他們一個段子聽那麼多次，怎麼不膩啊？他們會反問你：你聽音樂、聽歌曲不是也不膩嗎？相聲是天津人的音樂，天津有孕育相聲的豐厚土壤。
相聲在清代發源於北京。但是卻成熟於天津。所以有相聲「生在北京，長在天津」的說法。而天津被認為是相聲演員成名的必經之地。
光緒初年，一個叫裕二福的滿族人來到天津，在天津的北開市場撂地「畫鍋」，說起了相聲，這是相聲最早來到天津。「畫鍋」是當時的說法，是指早期相聲藝人用白沙子在地上畫個大圓圈，就地現場表演，取靠它吃飯的意思。
至1900年以後，來的人多起來，當時有點名氣的有李德錫(藝名「萬人迷」)、焦德海、馬德祿、張德泉(藝名「張麻子」)、郭瑞林等來津，演出於西城根兒的「明地」。以後有的往返京津之間，有的定居天津，一些人在天津收徒傳藝，成為天津相聲的開拓者。
滿族人說相聲，屬於「清門」，也就是現在說的票友，不是專門靠賣藝為生，與民間的「渾門」演員有些不同。當時的清門相聲演員多是八旗子弟，能夠舍棄面子撂地畫鍋求生存，也實在不容易，生活所迫。那時的天津，三不管是雜耍藝人「撂地」賣藝的重要場所，相聲「撂地」的發祥地就在南市三不管地帶。 「撂地」賣藝的地場分為三等：上等的設有遮涼布棚和板凳；中等的只有一圈板凳；下等的什麼設施都沒有，只有一塊空地。當時相聲藝人自嘲過的是「雨來散」的日子，即「颳風減半」，下雨全無」。一下雨，人一跑，攤子就散了。
「撂地」賣藝掙錢不容易，有時說完一段要錢，觀眾卻一鬨而散。藝人慣耍的「生意口」是：「小哥兒幾個侍候您一場不容易，玩藝是假的，精氣神兒是真的。帶著零錢，您費心掏點兒。帶多了多給，帶少了少給。」「您若身上不方便，沒帶錢，許您白瞧白看，請您站腳助威。」有時為了湊夠整錢，加演小段，湊足以後，再接著演。
進入曲藝場是所有舊時相聲藝人的嚮往，意味著上了檔次。舊時天津的曲藝場有「四海升平」、「寶和軒」；南市的連興茶社、鳥市的聲遠茶社等。20世紀三十年代以後又有劇場式的雜耍園子「小梨園」、「大觀園」等。能進這些地方說相聲，大小也得是個腕兒了。
相聲雖興起於北京，但天津是相聲的「碼頭城市」，藝人只有在天津說紅了，得到認可，他才敢進北京。許多著名的相聲演員都是在天津演出過多年，成名後才走向全國的，侯寶林、張壽臣、郭榮起莫不如此。馬三立先生也是在天津成名的。1940年侯寶林應邀到津，一舉成名，後來紅遍全國。
去聽相聲來天津不能不聽相聲。我聽相聲的地方叫群星劇場。群星過去是兒童劇場，不大，但是也絕對不小，容納幾百人沒問題。劇場一看就是比較老派的劇場，現在兼做群眾藝術館，這地方想必不應該是新新人類或者年輕人去的地方。我以為這裡會很冷清，我以為全是上了年紀的人來這裡。但是，我想錯了。
那天正好是春節前給地鐵職工的一場專場演出，我坐在前排椅子上，回頭一看，幾乎滿座，過去開先進事跡表彰大會也不過如此了。而且年輕人佔了絕大多數。
上場的演員個個身穿長衫，台上的桌子上放著紙扇、手帕之類的道具，一看就是傳統相聲的規矩和習慣。演員說的差不多也全是傳統段子，我也算是愛聽相聲的，但是這些段子我一個沒聽過。
我沒聽過，但是在座的天津人聽過，他們知道包袱在哪兒，他們能接下茬兒。讓他們上臺客串肯定沒問題。天津人對相聲演員的喜歡猶如歌星。每個城市都能列舉幾個自己的大腕，天津最大的腕不是某個歌星、影星，而是相聲演員。天津年輕的追星一族，有不少追的是相聲演員。他們熟悉這些相聲星星們的看家段子和風格，甚至個人喜好。演員返場的時候，他們能點出他們的壓軸段子。天津有一群相聲迷。
後來還跟著朋友又去了一次茶社，茶社比較平民化。在茶社聽相聲比在正規劇場裡隨便多了，也親切多了。燕樂茶社位於和平區一條破舊的街道裡，茶社門口被零散的自行車擁擠著，幾張貼著紅紙的演出告示牌散擺在門外。眾友相聲的條件很簡陋，門票只6塊錢一張。一個大媽算是服務生了。她遞過來一個裝著茶葉的瓷杯和一暖瓶熱水，你自己找個地方坐下就行。劇場很小，舞臺只比觀眾席高幾個台階，距離也挨得很近，十幾個黑色的大方桌已經坐了七八成客人，釅茶味、橘子皮味和煙味在空中瀰漫著，嗑瓜子聲、喝茶倒水聲和聊天聲唧唧噓噓。別小看了這地方，以前馬三立就在這裡說相聲。
相聲本來就是在這樣樸素而低層的老百姓中成長成熟起來的，相聲就該這麼聽，該叫好的時候叫好，該鼓掌的時候鼓掌，該喝茶的時候隨便喝茶，進進出出喧喧鬧鬧，不拘形式。
在天津這地方，即使是個匆匆過客也不會覺得寂寞，因為總是有人逗你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