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姓愛新覺羅
我叫啟功，字元白，也作元伯，是滿洲族人，簡稱滿族人，屬正藍旗。
我既然叫啟功，當然就是姓啟名功。有的人說您不是姓愛新覺羅名啟功嗎？現在很多愛新氏非常誇耀自己的姓，也希望別人稱他姓愛新覺羅；別人也願意這樣稱他，覺得這是對他的一種恭維。這實際很無聊。事實證明，愛新覺羅如果真的能作為一個姓，它的辱也罷，榮也罷，完全要聽政治的擺佈，這還有什麼好誇耀的呢？何必還抱著它津津樂道呢？這是我從感情上不願以愛新覺羅為姓的原因。
上世紀八十年代一些愛新覺羅家族的人，想以這個家族的名義開一個書畫展，邀我參加。我對這樣的名義不感興趣，於是寫了兩首詩，第一首的意思是說，即使像王、謝那樣的世家望族，也難免要經歷「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的滄桑變化，真正有本事的人是不以自己的家族為重的，就像王羲之那樣，他在署名時，從來不標榜自己是高貴的琅玡王家的後人，但誰又能說他不是「書聖」呢！第二首的意思是說，我就像古時戲劇舞台上的丑角「鮑老」，本來就衣衫襤褸，貌不驚人，郎當已久，怎麼能配得上和你們共演這麼高雅的戲呢？即使要找捧場的也別找我啊。我這兩首詩也許會得罪那些同族的人，但這是我真實的想法。
但偏偏有人喜好這一套。有人給我寫信，愛寫「愛新覺羅啟功」收，開始我只是一笑了之。後來越來越多。我索性標明「查無此人，請退回」。確實啊，不信你查查我的身份證、戶口本，以及所有正式的檔案材料，從來沒有「愛新覺羅啟功」那樣一個人。
(啟功先生 2005年6月30日逝世於北京, 享年93歲)
我雖然不願稱自己是愛新覺羅，但我確實是清代皇族後裔。我在這裡簡述一下我的家世，並不是想炫耀自己的貴族出身，之所以要簡述一下，是因為其中的很多事是和中國近代史密切相關的。我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孫。雍正的第四子名弘歷，他繼承了皇位，這就是乾隆皇帝。雍正的第五子名弘晝，只比弘歷晚出生一個時辰，當然他們是異母兄弟。乾隆即位後，封弘晝為和親王。我們這支就是和親王的後代。
◇齊白石總管我叫小孩兒
大約從十五歲到二十五歲，我有幸結識了一些當時知名的藝術家、詩人、學者，如賈羲民、吳鏡汀、戴姜福、溥心、溥雪齋、齊白石等先生。我向其中的一些人正式拜過師。在他們的教誨下，我日後比較見長的那些知識、技藝才打下根基，得到培養。在我回憶成長過程時，不能不提及他們。
說說齊白石（萍翁）先生。我有一個遠房的四叔祖，他開棺材鋪，曾給齊先生做過一口上等好壽材，因此和齊先生有些交情。他專喜歡齊先生的畫，認為凡畫齊先生那路畫的就能賺錢，而我家當時很窮，他就讓我向齊先生學畫。
齊先生有耿直的一面，淪陷時期，國立藝專聘他為教授，他在裝聘書的信封上寫下「齊白石死了」五個字，原信退回。有一個偽警察想藉機索要他一張畫，被齊先生嚴詞拒絕。
齊先生畫的藝術成就不用我多說，我跟他也確實學到很多東西，開了不少眼界。比如他善於畫蝦，沒見他親筆畫之前，我不知他那神采飛揚的蝦須是怎麼畫的，及至親眼所見，才知道他不是轉動手，而是轉動紙，把紙轉向不同的方向，而手總朝著一個方向畫，這樣更容易掌握手的力量和感覺，這就是竅門，這就是經驗。
我最喜歡的是他那些充滿童趣和鄉土氣息的作品，但他有些理論比較怪異，至今我都不太理解，比如有人問「畫樹的要領是什麼」，他說「樹幹、樹枝一定都要直，你看大滌子（石濤）的樹畫得多直」，怎麼能「都」直呢？我現在也想不通，再說他自己和石濤畫的也未必「都」直，所以有人讓我鑑定齊白石和他欣賞的石濤的畫時，我常開玩笑說：「這是假的，為什麼呢？因為樹畫得不直。」
齊先生曾自稱書優於畫，詩優於書。在我看來他的詩確實不錯，但長詩不如小詩，他曾把自己的詩稿交給著名學者黎錦熙，黎先生為他編了年譜及選集，集中選了若干長詩，我覺得還不如不選。齊先生在論詩和作詩時，有時會出現一些錯誤，如他說金農的詩雖然不好，但詞好。我記憶中金農並沒有什麼好的詞作，就問他為什麼。他說：「他是博學鴻詞啊。」其實博學鴻詞是清朝科舉考試的一種門類，和「詩詞」的「詞」毫無關係。他有一首寫給女學生的詩，其中有一句為「乞余憐汝有私恩」，這有點不倫不類了。我這裡雖然挑了他一些毛病，但並不妨礙我對他的尊敬，他也挺喜歡我，總管我叫「小孩兒」，常念叨：「那個小孩兒怎麼老沒來？」就憑這句話，我就應恭恭敬敬地叫他一聲老師。
◇姐姐妻子的賢惠
我的老伴兒叫章寶琛，比我大兩歲，也是滿人，我習慣地叫她姐姐。
自從結婚後，我的妻子面臨著生活的艱辛，沒有任何埋怨和牢騷，她自己省吃儉用，不但要把一家日常的開銷都計畫好，還要為我留下特殊的需要：買書和一些我特別喜歡又不是太貴的書畫。
特別令我感動的是，我母親和姑姑在1957年相繼病倒，重病的母親和姑姑幾乎就靠我妻子一個人來照顧，累活兒髒活兒、端屎端尿都落在她一人身上。成年累月，她日益消瘦，直到送終發喪，才稍微鬆了一口氣。我無以為報只有請她坐在椅子上，恭恭敬敬地叫她「姐姐」，給她磕一個頭。
在「文化大革命」隨時可能引火燒身的情況下，一般人惟恐避之不及，能燒的燒，能毀的毀，但她卻把我的大部分手稿都保存了下來。「文化大革命」之後，當我打開箱底，重新見到那些底稿時，真有劫後重逢之感，要不是我妻子的勇敢，我這些舊作早就化為灰燼了。在她生前我們一路攙扶著經歷了四十年的風風雨雨。
不幸的是我老伴兒身體不好，沒能和我一起挺過漫漫長夜。她在1971年患嚴重的黃疸性肝炎，幾乎病死。到了1975年舊病復發，我急忙把她再次送到北大醫院。那時我正在中華書局點校《二十四史》，中華書局當時位於燈市西口，與北大醫院相距不遠，我白天請了一個看護，晚上就在她病床邊搭幾把椅子，睡在她旁邊，直到第二天早上看護來接班，就這樣一直熬了三個多月。
她撒手人寰後，我經常徹夜難眠。當年我和妻子曾戲言如果一人死後另一人會怎樣，她說如果她先死，剩下我一人，我一定會在大家的攛掇下娶一個後老伴兒的，我說決不會。果然先妻逝世後，周圍的好心人，包括我的親屬都勸我再找一個後老伴兒。還有自告奮勇，自薦枕席的，其犧牲精神令我感動，但我寧願一個人，也許正應了元稹的兩句詩：「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就這樣我孤單一人生活到現在，感謝我的內侄一家精心照料我的生活。
書畫鑑定七大忌
我平生用力最勤、功效最顯的事業之一是書畫鑑定。我從實踐中總結了七條忌諱，或者說社會阻力容易帶來的不公正性，即一、皇威，二、挾貴，三、挾長，四、護短，五、尊賢，六、遠害，七、容眾。簡而言之，前三條是出自社會權威的壓力，後四條是源於鑑定者的私心。
不妨舉一個例子：就拿我尊敬的張效彬先生來說，他是我的前輩，由於熟識，說話就非常隨便。他晚年收藏了一幅清代人的畫，正好元代有一個和他同名的畫家，有人就在這幅畫上加了一段明朝人的跋，說這幅畫是元代那個畫家的畫。我和王世襄先生曾寫文章澄清這一問題，張老先生知道後很不高興。再見到我們的時候用訓斥小孩子的口吻半開玩笑地說：「你們以後還淘氣不淘氣了？」我們說：「不淘氣了。」大家哈哈一笑也就過去了。這雖然是一段可入《世說新語》的雅趣笑談，但足以說明「挾長」、「挾貴」的現象是存在的。
「挾貴」、「挾長」的要害是迷信權威，而迷信權威也包括對某些著錄的迷信。比如端方寫了一本《壬寅消夏錄》，他一直想在書前放一張最古、最有份量的人物像。有一個叫蒯光典的人知道了這個消息，就拿了一張號稱尉遲乙僧畫的天王像，找上門去，在端方的眼前一晃。端方當然知道著錄書上曾記載過尉遲乙僧曾畫過這類題材的作品，於是胃口一下被吊了起來，連忙說：「今天你拿來的畫拿不走了，我這裡有的是好東西，你隨便挑，要什麼我都給你，只要把這張畫留下。」這正中蒯光典的下懷。
後來我在美國華盛頓的弗瑞爾博物館看到這張畫，實在不行，它貼在木頭板上，上面有很多題跋，但假的居多，只有宋人的一個賬單是舊的，記載此畫在當時流傳過，但並不能說明它就是尉遲乙僧的。
(摘自《啟功口述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