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特曼花了兩年時間在美國完成《失去新中國》這本書。在中國逗留了3年後，葛特曼回到老家美國，一次他和爸爸在房子的前園閑談，他說了很多關於他在中國的經歷，父親聽後對他說，「看來你可以出一本書！」據葛特曼來說，因為「他經常批評我」，加上父親是當教授的，所以那句話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之後葛特曼打電話去尋找出版商，結果他打聽到一間新的出版商「The Encounter Book」，他拿到電話後，第一次打進去便找到了出版商的編輯，葛特曼在電話上說了5分鐘，然後是良久的沉默，接著對方說，這不是一本學術性的書，這是你的心路歷程！
被要求寫一頁建議書
當天他們談了40分鐘，葛特曼最後問出版商是否對他的建議書有興趣，對方要求他寫僅僅一頁的建議書（一般的建議書可以有幾十頁紙）。葛特曼用了幾個星期去寫那一頁紙！
葛特曼說，寫這本書原是以美國人為對象，並未想到中國人也會有興趣看，開始的時候，葛特曼不敢去想像《失去新中國》的讀者反應，後來他接受了「美國之音」的採訪，在中國也可以聽到翻譯後的採訪內容，之後他接到由中國大陸打來的電話，讓他知道在中國大陸也引起了「意外的反應」，他認為，這是因為該書讓中國大陸人民在個人層面上有了如下的思考：「人們在期待一本真實反映中國國內情況的書；不只是反映美國人的想法，也同時反映中國人想法的書。」
談到《失去新中國》需時兩年去完成，葛特曼透露，其實有半年是「浪費」了，他說，在開始寫作的大半年後，他感到很大的壓力，使他缺乏前進的動力。那時候他感到每寫一句句子就像燒掉他一條通往中國的橋（他在中國時與上層社會所建立的關係）。葛特曼說，過程中讓他體會到也許這是其中一個原因為何人們不願意去談這些事件－－他們可能害怕會失去中國，這也是這本書名《失去新中國》在個人層面上的意義。
在一個更廣闊的層面來看《失去新中國》，可以看到美國已不能掌握在中共控制下的中國從商情況，而中共正在邁向法西斯的傾向。
外商聯合拒中共要求
據葛特曼表示，中共官員都是非常直接而又很明確的告訴這些和他們會面的美商關於當局要求他們如何去配合的條件。葛特曼認為，美商可以和日本及歐洲商人聯合組成同盟去與中共交涉，這樣可以免於被迫要在一些要求上配合中共。在《失去新中國》一書內，葛特曼也描述過中共曾經要求外資公司交出他們公司的程式原始碼（source code）－－有了這原始程式碼，中共輕易監視公司的一切資料，最後美商和日本商人聯署向中共反映，很快停止了中共的要求。
雖然葛特曼在中段的寫作時出現阻礙，幸好出版商的編輯意識到他的情況，在鼓勵他，另外，他的太太在他寫書的期間懷孕，是他們的第一個孩子，他知道孩子出生後可能沒有時間再寫，因此也成了他繼續寫書的動力。另外，葛特曼在寫書期間留意到中國局勢的最新發展，發現他所指出的不良趨勢如科技輸送，在繼續發展，他覺得自已有個人及社會責任去完成那本書。
在出版《失去新中國》的過程中，還遇到其他困難，美國人正在經歷恐怖主義危機，他和出版商剛完成出書的合約就發生了「9．11事件」。2004年4月，這本書面世，當時很少人關心這本書因為正值在進行激烈的選舉，而且美國正參與在伊拉克的戰爭。
未有真正面對歷史
現在一般人都認為，中國經濟在起飛，葛特曼有這樣的看法：「在經濟方面，中國過去是有進步的，但那是國家控制的資本主義，現在在國內做生意確是比90年代初容易得多。不過，掉過來說，（政治改革）是沒有進步過，從來未有發生過，只看到舉行過一些村落的選舉，但都不是認真的。我們仍然可以看到的輿論控制，也看到中共不能容許民眾直面其沈重的歷史包袱如文革、『六四』，去談及這些恐怖的中國近代史、去面對才可以繼續向前走，否則，在中國民眾政治方面是不可能有發展，也不可能成熟起來……還有西藏、其他弱勢社群的問題未有解決，就好像是這些問題並不存在，貧窮問題被忽視，社會又缺乏申訴的渠道。我們看到的一個惡性循環，現在在北京，大部分的有識之士會說，中國未有準備好去迎接民主，不可能有選舉；中國政治未成熟起來，但中共從未提出可以走向政治成熟的途徑。因為中共害怕，為了維護一黨專政，它拒絕走向民主的道路，也不容許民眾通過網際網路與世界接軌。通過壓抑政治改革，中共把所有的問題都政治化。
在美國，黑奴，還有內戰問題，人們由於這段歷史涉及的爭論和騷動而嘲笑美國人，但正因如此，在美國受到威脅時，整個國家的人民能夠團結起來，因為已經不存在潛伏的內在矛盾；所有的矛盾都已經談過，處理過。」
葛特曼補充，說中國的經濟進步，在某種程度上，現在中國的人的確比以前有更多的錢，但若從這個角度來判斷中國比以前進步是很危險的；拿電影「The Matrix」來比喻，在電影中的事物都看似很真實，就像一個現代社會，但其實它並不是一個現代社會，它是虛擬的、是一個投影，它並沒有實質的東西。同樣，中國社會欠缺了民主和價值觀，沒有社會可以在欠缺價值觀而繼續存在。
北京前門的大柵欄仍保存很多古老建築物
北京近年大力發展城市，把很多古老、珍貴的建築物如四合院、胡同拆毀，
建設高樓大廈。圖中一名女士駕著三輪車，經過兩旁都是舊平房的街道。
葛特曼說，從個人層面來看，很多中國人都有其價值觀，在他居住的胡同附近，他看到很多人在很困難的環境下，努力工作，在他住所的樓下就住了幾十名外勞，他們的生活水平以國內的標準已經算不錯，對待大家也挺寬容。不過，從社會層面來看就不是一回事，超越個人利益的事情從不推動，而是「建設中國」，但不是在個人層面上建設民眾的未來，非常少（按：葛特曼認為，要社會進步首先要在個人層面上培養公民），他舉例說，北京申辦奧運，中共並非關心舉辦奧運對中國社會在這方面的精神提升，「它們（中共）完全是虛假的……不要忘記這是中國的光榮而不是中共的光榮」。
他說，這就是為什麼《九評共產黨》之六是整個系列社論最重要的一評。《九評》之六說到中共如何破壞中國的傳統文化，最重要的是中共對傳統文化的偷換概念。葛特曼指出，中國社會對價值的渴求是中共不能提供的，它們堆砌一些可笑的字句如「精神文明」，那是很滑稽的。中國要有本土價值，當中也包括了一些普世價值，但一定要有屬於本土的價值。
葛特曼舉例說，以前不明白環保學，其實也聽過很多關於環境污染，及其延伸的問題，如中國人的生育率下降等，但現在《九評》之六談到人和大自然的關係，讓他明白到環保學是一門很實在的學問。問到美國人對《九評》的評價，葛特曼說，很多在美國的人尤其是研究中國的，都知道有《九評》
至於美國人在中國若與中共同流合污是否對美國也有影響？葛特曼說，在Cisco事件，從他們處理反對意見的手法可以看到中共恐怖的本質：「在北京我曾寫過一篇文章關於 Cisco事件，引起了美國商界的關注，他們不只想辦法讓我失業，而且還想把我列入黑名單，讓我不能在商界找到工作，我公司支持我，我沒有被開除，但升職就不用想了！這就像中共對待年青人，它們不用把他投進監獄，它們只需『毀』他，讓他失去生存能力，包括讓他無法找到工作。」
葛特曼說，人人都在說中國已經進步了，因此也想成為當中的一份子，但那裡的體制是法西斯；現在沒有一個中國人可以說出中國對世界的貢獻，中國人可能會說是中國歷史或中共代表了中國，但他們沒有一些東西可以代表中國人對世界的貢獻，一些代表中國的、獨特的、全世界都珍惜的貢獻。葛特曼認為，中國人有很多優點，問題出在圍繞他們的體制。
(大紀元記者吳雪兒香港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