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之前，在十六屆四中全會上，江澤民「自動」辭去中央軍委主席一職，終於「全身而退」。如今，《紐約時報》透露，江胡實現「和平交班」背後最大的推手卻是長期擔任江澤民智囊的曾慶紅。由此，江曾關係急速惡化，而胡曾則迅速接近。這也正說明政壇的一條原則：「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江並不是主動辭職的，而是自以為是地接受曾慶紅「以退為進」的建議，最終作繭自縛，心不甘情不願地「別了，政治局」。在獨裁製度下，權力就是生命，權力就是財富，權力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而失去權力意味著立即失去這一切。在獨裁製度下，所有的「政治智慧」都集中在如何獲得和掌握權力上。因此，無論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還是胡錦濤，都被鍛練成運用權力的大師，也都成為權力囚籠中身不由己的囚徒。江絕對不會「主動辭職」，即便是海內外、黨內外、軍內外的壓力大到了難以承受的地步，他仍然會賴在寶座上不走。對於江澤民來說，比起「黨和國家的事業」來，個人在媒體和國際舞台上出出風頭更重要；在考慮到兒子江綿恆的前途的時候，他哪會有「共產黨人的寬廣胸懷」呢？江綿恆無才無德，僅僅因為是江澤民的兒子，短短几年間就在軍界、科技界、商界和政界八面玲瓏、青雲直上。其個人資產究竟有多大規模，「不足為外人道也」，但相信會比大多數「福布斯中國富豪排行榜」上的富翁們多得多。
在江澤民「光榮退休」的時候，人們普遍推測，江雖然無法像鄧那樣隨心所欲地垂簾聽政，但也不會像朱鎔基、喬石等人那樣，一旦卸職便基本不問政事、在公眾生活中也 「杳無音信」，其影響力至少還將保持兩三年時間。雖然已是「強弩之末」，但江還會竭力在外交、安全、軍事等領域發揮影響。近三年以來，海內外輿論一直把焦點對準「江胡之爭」。從薩斯危機到臺灣大選，從開發東北到宏觀調控，從孫志剛之死到蔣彥永獲釋，從壓制上海地產泡沫到調整港臺政策，從打壓趙紫陽喪事到宣稱紀念胡耀邦，諸多政治經濟領域的事件均被放在「江胡之爭」的背景下解讀。無疑，很多人認為，江代表保守的毒瘤，胡則代表健康力量。然而，在我看來，正如《紅樓夢》中《好了歌注》所云：「鬧哄哄我方唱罷你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一個戲子的謝幕並不意味著「優孟中國」會發生實質性的變化－－我們沒有任何理由為「後江時代」的中國樂觀。「江胡之爭」的背後並沒有任何意識形態的分歧。如果說兩人存在差異的話，江更多傾向於功利主義，而胡的身上烙上了毛主義的原教旨主義的烙印。但是，在堅持中共一黨專政、拒絕政治體制改革這點上，二人具有驚人的相似性，他們的紛爭不過是赤裸裸的權力之爭而已。因此，我不同意那些有意無意誇大江、胡之間差異的看法，或者是企圖挑動兩者之間「火拼」以及「鼓勵」胡啟動政改的「話語策略」。
如果說八十年代胡耀邦和趙紫陽兩任總書記與元老們的分歧，確實是「中國要向何處去」的根本性分歧，是改革派與保守派、民主派與專制派的較量，是康有為、梁啟超、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及其爪牙們的較量；那麼近年來愈演愈烈的「江胡之爭」，僅僅是一種單純的「爭權奪利」。對於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中國公民來說，江長達十五年的統治實在是太長、太痛苦也太恥辱了－－我們如何應對子孫們的追問：「你們怎麼能夠在一個戲子的統治下度過青春時代？」所以，出於「兩害取其輕」的考量，人們不得不對胡產生更多的期許。在我看來，這是一種自欺欺人的錯覺，說得刻薄一點，這是「被虐狂」企圖減輕個人痛苦的夢囈。
江是一個比鄧更缺乏想像力與改革熱情的「中國的勃列日涅夫」－－儘管在四中全會讚揚其集中全黨智慧創立「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實現了我們黨在指導思想上的又一次與時俱進，體現了一位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巨大政治勇氣與理論勇氣」－－但這樣的諂媚之詞無法改變江在民間被當作「笑話主角」的事實。而胡的履歷及上臺之後若干施政方略都表明，他將繼續扮演「勃列日涅夫」的角色，而且是一個更接近斯大林的「勃列日涅夫」。胡下令大張旗鼓紀念「鳥籠經濟」的始祖陳雲，已然說明他更願意當陳的學生，而不是鄧的學生。迄今為止，我沒有聽到胡講過一句有個性、有人情味的話，他那背書般呆板僵硬的語言，甚至比江的裝腔作勢還要讓人厭倦－－江的誇張的表演至少還有某種喜劇效應。
胡成為繼江之後又一個「三權集中」的領袖，他接下來的行動不會是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而是獲取並鞏固江退去之後遺留的權力真空。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裏，諸多團派人物已經佔據了從中央到地方的重要位置，氣勢遠遠超過了上海幫和太子黨。從江手中拿過權力來易，好像在退潮的沙灘上撿貝殼和海螺一樣；但要阻擋全球的民主化潮流和國內民眾前仆後繼的抗爭，卻難於上青天。《新京報》發表的社論題為「執政能力關係黨的生死存亡」，充分表明一黨之私利、一己之私利完全壓倒了普通民眾的意願和利益。中共已不具備共產主義原教旨主義熱情，而蛻變為一利益共同體。為了維護「壓倒一切」的「穩定」（也就是保障特權階層能夠舒舒服服地掠奪和腐敗），廣大弱勢群體將繼續受到肆無忌憚的剝削、壓榨和凌辱。
今天的江湖，是江胡對立的 「江湖」。在這個江湖中，「公義」成為稀有金屬，「不公義」則成為社會常態。「不正常」的生活使得人人都受到傷害。當謊言無法持續地充當麻醉劑的時候，當紙再也包不住火的時候，當鴆再也止不住渴的時候，暴力便像洪水一樣氾濫起來。就在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大肆稱頌江澤民「十三年來帶領黨和全國各族人民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時，我在媒體上發現了兩則新聞：據《華西都市報》報導，重慶市江津雙福鎮古橋村發生慘劇，拆遷部門在一塊被征地居民遷出前提前動工，巨大的推土機推倒房屋，將屋內熟睡的三歲幼童活活砸死。記者描寫道：「孩子的一隻小手和半邊臉留在泥土外面，場面慘不忍睹。」這個名叫陳良的小孩與一年前在家中被活活餓死的李思怡同歲。慘案發生地江津，恰好是中共第一任總書記陳獨秀的辭世之地，陳獨秀正是在江津完成了他晚年思想的巨大轉變，由共產主義回歸英美自由主義。另一則新聞是：大連某大學的學生李赫為談戀愛，編造謊言說自己有數百萬家產。當謊言被女方的親揭穿之後，他喪心病狂地用鐵錘將未來的丈母娘砸死，並藏在賓館的衣櫃之中。然後，他謊稱自己打了架，要外出幾天，帶著女孩逃到哈爾濱。直到幾天後李赫被捕，可憐的女孩才得知母親已經被人面獸心的「戀人」殺害。大連由太子黨薄熙來經營多年、被中共宣傳為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雙豐收的樣板，卻發生了這樣駭人聽聞的慘案。這兩個案件只是冰山之一角，卻成為中國現實狀況的最佳註腳。
胡溫及其政治局的同僚們沒有讓國人看到任何希望。生活在有毒的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和心靈環境中，百姓怎麼能過上「正常」 生活呢？我們不能繼續在這樣的「江湖」中生活了。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中談及法國大革命前夕民眾的狀態：「由於幾個世紀以來，人民幾乎獨自承受種種流弊的全部重負，過著隔離的生活，默默地沉溺於偏見、忌妒和仇恨中，因而他們被命運的嚴峻弄得冷酷無情，變得既能忍受一切，又能使一切人受苦。」今天中國民眾的狀態與之一模一樣。當年，法王路易十六沒有預感到危機的迫在眉睫，等馬車開到懸崖前再想剎車卻已經來不及了，馬車的慣性將舊制度及寄生於其上的統治者們統統拉入萬丈深淵。今天的胡錦濤們有超越路易十六的智慧嗎？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二零零五年十月一日，以此文「紀念」中共建政五十六週年
(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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