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飢餓年代，本人六至八歲，且在江南富庶的杭州城裡，吃苦不大，但仍有一些烙印很深的記憶。長成後，聽到不少有關這場大飢餓的民間議論，驚心不已。
在我親身有關大飢餓的直接記憶中，最清晰最有典型意義是「一斤雞蛋」與「一箱土豆」。一九六O年「六一兒童節」，我所在的幼稚園每位幼兒沐恩領到一斤雞蛋，母親用籃小心翼翼提回家。正值上海外婆來探親，珍惜不已，直說這斤雞蛋太珍貴。我至今還記得外婆那雙盯看雞蛋的驚喜眼睛。其時畢竟年幼，尚不知外婆所謂「珍貴」之意，後來才明白那是因為她餓，因為「市面上啥格都勿沒得賣」，這一斤雞蛋才會成為「兒童節」最珍貴的禮品。
一箱土豆度飢荒
至於「一箱土豆」，那是一九六一年小舅舅從東北寄來的「抗災禮物」，大約十五公斤左右。這位小舅舅乃五O年代的財經學院大學生，由於家庭出身不佳，從財政部下放到安達（現大慶），得知魚米之鄉的江南居然挨餓，他那邊正好土豆敞開供應，便火車托裡來一箱救命土豆。得知一箱土豆已從安達寄出，母親便早早記掛起來，那時火車託運很慢，等了將近一個月，才盼來這箱東北土豆。第一次煮吃，全家激動不已，父母臉上放著光。東北上豆很粉很香，實在好吃！很長一段時問，這箱上豆成為全家記挂之物。母親每次取吃，都數著點著，盡量延長其「服務期」。不過，一箱土豆還是很快就吃完了，那只木箱卻一直成為收藏品，成為那段日子的見證。母親直說：「那段日子，全靠這箱土豆！全靠這箱土豆！」
由於營養嚴重不良，全家四口三人患有肝病，父親與姐姐是肝炎，我為「肝腫大三指」，注射了整整一個學期的「葡萄糖」，每天下課後背著藥劑去醫院打針。當然，在那災難的歲月裡，作為杭州城裡的「祖國花朵」，我是十分幸運的，僅僅「肝腫大三指」。相比豫皖魯川隴秦等重災區，杭州畢竟地處杭嘉湖平原為糧區，屬於全力保證的城市，尤其是重點大城市的主副食供應，城市終究關乎臉面問題。杭州市民的日子還算好過。
八十年代初，一位來自四川的同事回憶起「三年自然災害」，已經三十六、七歲的他立即動容：「我們村裡很多人餓死，不少人家甚至都絕戶了。隔壁家一位老婆婆向我家求食，真可憐，我是真想幫她，給她一點吃的，但實在是無力呵！自己也餓得不行啊！有什麼辦法呢，只好眼睜睜看著那位婆婆餓死！」那時，這位工農兵學員出身的省級機關幹部還不知道造成大飢荒的原因，嘆著氣說：「真不知道怎麼會搞成這樣！社會主義怎麼還會餓死人？」
三千萬餓殍交了「學費」
一九七O年代下鄉後，我多次聽到同一版本的「憶苦思甜」。某村按上峰要求，舉行當時十分流行的「憶苦思甜」，指定某位「苦大仇深」的老貧農上臺訴苦，臨上臺前，村幹部怕他搞混年代，一再叮囑：「千萬記住了，今天是訴蔣介石的苦，舊社會的苦，不是六O年劉少奇的苦，勿要搞錯了！」（劉當時是國家主席）不料老貧農上了臺，還是實話實說：「我這輩子吃了那麼多的苦，但最苦的還是劉少奇的苦！劉少奇的苦，那是叫真苦！真是一點吃的都沒有。以前替地主扛活打工，至少還能吃飽飯嘛。不吃飽肚子，怎麼替他家幹活？……」
村幹部急忙上臺，將貧農老大伯勸住，哄著弄下臺，連連埋怨：「你怎麼搞的？告訴你不要訴劉少奇的苦，怎自還要訴呢！」純樸真誠的老貧農一臉不解：「不是讓訴苦麼？劉少奇的苦就是最苦的苦嘛！不訴他的苦，訴誰的苦？」
那幾年，我岳父江蘇老家富庶的常州地面也挨了餓。鄉親們為找活路，來杭州投奔當了幹部的岳父。其時，岳父年僅三十出頭，十八級副處，月薪八十餘元（已屬高薪），但他能做的，只有「出大血」讓鄉親們吃一頓館子。然而，七十餘元的餐費，只能吃一桌全素席。然後，再給鄉親們一點盤纏，讓他們回鄉。據妻子回憶，那時每人一月有一斤糕餅票，珍貴極了，大人都捨不得吃，全省給子女吃。這麼多年過去了，丈母娘一提起「三年自然災害」，第一念叨的便是「糕餅票」。
另有一位親戚，當年在瀋陽讀大學，二十剛出頭的女生，胃口按說不會怎麼大，但她有關大飢餓的濃縮記憶是：就想吃饅頭！每次上食堂吃飯，她眼睛就直直地盯住賣飯窗口裡那一隻只白面饅頭，最大的願望就是什麼時候能沒有限制地吃那一蒸屜饅頭，她相信自己能吃下蒸屜中所有的饅頭！還有一則經典情節：一飢餓者一口氣用杓狂吞滿滿一罐豬油，約一公斤。當天晚上，這位食油者狂泄不止，拉得連腸子都快下來了，可第二天卻希望能再吃！
現在，事情當然很清楚了。這場完全由於瞎折騰而引起的大飢荒，居然長期推因給「三年自然災害」，另附上「蘇修逼債」這樣的「客觀原因」，就是不主動檢討瞎折騰的主觀原因。所謂「交社會主義的學費」，那可是至少三千萬餓殍的生命呵！河南信陽、安徽鳳陽、陝西夾邊溝……當年那些可憐的餓斃者，他們會願意就這麼成為「學費」麼？歷史不會僅僅只是隨風飄去的日子，一切總會得到歷史的審判。最最重要的是：我們能失去這一段重要的記憶嗎？
二OO五年八月十五日於上海
(開放9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