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1點多，那個穿警服的人和鎮西派出所輔助警薄夫亮又來了。這次，他們拿來了傳喚證。我吃了點飯，於1點半左右到了鎮西派出所。我在辦公室和值班室裡跟值班的警察和輔助警聊天。中間，我看見今天值日表上有名字的所長潘仕虎自己開著一輛警車出去了。
轉眼到了5點左右。按照風俗習慣，今天（臘月二十七）下午要給死去的親人上年墳。父親打電話過來，問我何時回家上墳。我說不知道。於是我用公安內線給臨沂市局政治偵察科（原政治保衛科）科長王政打電話，問怎麼回事，要不，我就回家上墳了。他問："派出所裡的人呢？"我問坐在旁邊的幾個人，說都出去了。我又告訴王政。他一聽值班的都不在，火了，叫人接電話。一個不值班、回所裡玩的警察接了，說了兩句。
5點半左右，所長潘仕虎氣沖沖地進了值班室，叫我到鐵籠子裡去。我問怎麼回事。他說："你竟然敢給市局打電話，把你關到鐵籠子裡。"到鐵籠子門外時，我一看，太髒了，問："能否拿個椅子？"他說：" 你先進去再說。"我進去一試，太彆扭了。原來，這是在樓梯下用鐵門圍成的一個小屋子，習慣稱為鐵籠子。鐵籠子長寬均兩米多，除門口約1米長、3、40厘米寬的一小塊外，其餘部分均在樓梯下，高度比我的身高約短7、8厘米。因此，我只能彎著腰站著。但這樣時間長了，肯定不行，脖子痛得很。地上很多土，還有唾液、鼻涕之類的東西。但我實在沒有辦法，只好在裡面那堵牆的中間部位找了個相對乾淨的地方坐下。地板磚冰冷得我老半天沒回過神來。這個鐵籠子比1999年 2月20日我在杭州閘口派出所被留置盤問時的條件還差。因為，那兒畢竟還有一排水泥板，而這兒則僅有地板。
不一會兒縣公安局政治偵察大隊（原政治保衛科）大隊長盧修田（習慣上仍稱為盧科長）和一個女的來了。他們說剛才去澇坡鎮了，讓我好好考慮一下，等一會要回答問題。他們走後，我繼續被凍在鐵籠子裡，而且肚子餓了。
約8 點40分，一個輔助警打開鐵籠子，把我帶到辦公室。盧修田和那個女的在。盧修田介紹說："這個女的姓楊（後知其名楊玉霞），是寇裡剛來的指導員。"簡單說了兩句，盧修田開始一邊問我問題，一邊說我整天弄這些事幹啥。楊玉霞也同時跟我講著。盧修田問我最近有沒有幹什麼法律不允許的事。我說："我很奇怪，一個人的行為是否違法，只能由法庭做出判決。現在，沒有任何法庭判決我的行為違法，那就說明我沒干違法的事。你作為一個從事法律工作的警察，竟然問出這麼低級、無知的問題，實在令人莫名其妙，……"他打斷我的話，問我叫什麼名字。我說："你知道，還問幹啥。"他又問我年齡。我說1972年出生的。期間，楊玉霞說要跟他們配合。我說："憑什麼配合！你們為什麼不跟我配合？我現在又餓、又冷、又困，連你們提的問題，我都想不起來了。"盧修田問我幾月生人。我說： "忘了。"他又問我哪年上的學。我說："忘了。"他火了，說："你怎麼搞的？"我說："我現在又餓、又冷、又打盹，想不起來了。"又爭論了幾句，他說：" 你什麼時候能想好？"我說："不知道。"他說："那你就先想一想吧。"我爬在桌子上迷糊了會兒。他們倆則談論著其他一些事。不久，盧修田問我："想起來沒有？"我說："沒有。"他說："那你，先回鐵籠子裡想吧。"我問："能否告訴我的親人，拿些衣服來？"他說："不行！"
9點45分左右，我又被關進了鐵籠子裡。我站一會，坐一會，好不容易熬過了一個小時。10點45分，他們又把我叫到辦公室。盧修田問我。我說："仍想不起來。"最後，盧修田拿記錄讓我看。我指出，詢問記錄與傳喚證上的訊問不符，應改正。他說，就是詢問，並要我簽字。我當然不簽。他說，那你就回鐵籠子裡繼續想吧。我再次提出衣服的問題。他說："不行。"
我回到鐵籠子裡，苦苦熬過了一夜。期間，我時兒坐會兒，凍痛了就站起來，站一會兒脖子又痛，就到門口倚一會兒，……想著外麵人家都在忙年，我卻在這兒連覺也睡不成，而父母也在替我操心勞累，不覺又對共產專制制度更加痛恨。對極權主義的走狗、尤其是盧修田、潘仕虎之流的警察，除了覺得他們恬不知恥、凶殘暴虐之外，我直懷疑他們是否還有一丁點最起碼的人性？因為，不知有多少老百姓被他們這樣折磨過！何況盧修田還指示其部下抓了那麼多法輪功學員！
好不容易到了早上8點多。盧修田又來了。這次他單刀直入，問我是否通過網際網路在《北美自由論壇》上為"犯罪份子"王有才簽名呼籲。我說，我只知道王有才是個受到非法剝奪自由的守法公民；他的行為並未觸犯法律；倒是審判他的那些人做了違法的事。盧修田說，"為犯罪份子呼籲本身，就是違法。你知道不？"我說，"我不知道。而且，王有才並未犯罪。"盧修田又要我隨時等候口頭或書面傳喚。我說："我只認書面傳喚。每次必須開出傳喚證。"他又說了幾句無理的話。我說："從現在起，我拒絕同你的一切合作。一切後果由我承擔。"我將記錄看了一遍，註明詢問與傳喚證上的訊問不相符之後，簽了字。
大約9點，他說我可以回去了。我說："家離這兒10里路，讓我怎麼走？"他說："你花兩塊錢坐個三輪車走。"我說："我沒帶錢。"他說："那沒辦法。"我說："你們怎麼這麼不講理。"他就走了。我一看派出所院子裡也沒有車，就對值班警察說，等車來了再把我送回去吧。幾分鐘後，潘仕虎過來，惡狠狠地讓我趕緊走；說這是他的辦公室，不准我再待下去。我說："你就隨便把人叫來，然後再隨便把人趕走？"他說："對，我就這樣。"我一看他如此不講理，就自己走了。
前不久我跟林牧談起浙江湖州範子良老先生遭到警察虐待的情況。林牧在電話裡激動地說，對那些侵犯公民人權、特別是侵犯低層老百姓人權的警察，一定要將他們的名字和罪行公布出來，並記錄在案，以後對這些人是絕不能客氣的。我這次被傳喚約20個小時，滴水未進、粒米未吃，凍得關節隱隱作痛，也未能睡成覺，又走了一遭人間地獄。我想，這樣的地獄我還是要經常走的，說不定哪一天會葬身裡面。我死無所惜，但死前我要把劊子手們的名字及罪行公布出來，讓世人記住他們的醜惡嘴臉。
(2001年1月22日，於獲釋5小時後）
(民主論壇20010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