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白求恩離去的真相被冷戰塵封了數十年
＊小報告：「我們一向注意到他對上前線有極大熱情」
＊秘密警察的卡莎檔案記錄著她「和法西斯團夥有牽連」
一九三七年初，正當西班牙內戰在被圍困的馬德里城展開，附近街道炮聲隆隆的時候，一位美艷驚人的女士走進西班牙－加拿大輸血隊總部，要求同主任－－ 加拿大醫生諾爾曼．白求恩－－談談。這位女士自稱名叫卡莎，是瑞典記者。她身材瘦削，面龐小巧，留著透紅的金色長發，人前一立，身高近六英尺，俯視著她要採訪的這位醫生。然而兩人心有靈犀，隨即雙雙消失，在一間臥室中共度兩日。其間白求恩的年輕助手特德．阿倫曾經撞見兩位裸裎床笫；白求恩間或出門露一面，對人說該記者正在做深入訪談。
卡莎在輸血隊逗留了數週，也或許是數月。但她並不是當時唯一一位採訪白求恩的記者。白大夫曾向許多記者求歡，鬧得聲望日隆。加拿大人在國內報刊上讀到他的業績，為之陶醉。這是他們的同胞，一個浪漫的淘氣鬼，在被圍攻的馬德里城奔波送血，當其時，法西斯敵人轟擊著各個城門，而只用獵槍和自製燃燒瓶（所謂「莫羅托夫雞尾酒」）武裝起來的平民百姓卻能把他們擋在城外。送血汽車上赫然標著帶有「加拿大」的字樣。加拿大人從未見過這麼惹眼的激情，他們喜歡。解囊相助者數以萬計。
但是，１９３７年４月初，白求恩突然離開了西班牙。兩年以後，他因血液中毒，在中國死去。當時他效力於毛澤東的共產黨八路軍，該軍在同入侵中國的日軍作戰。這位加拿大醫生在中國成了舉國盡知的英雄，又過了多年，才在加拿大成為同樣的人物。中學大學都曾以白求恩的名字命名。去年，加拿大廣播公司ＣＢＣ在觀眾中徵選歷來最偉大的加拿大人，白求恩名列第二十六位（譯註：在百名入選者當中）。
白求恩有其國際形象。然而在西班牙，他初次揚名於國際的地方，他的行藏細節卻始終蔽於一團迷霧。具體地說，他為何離開西班牙？這個被他稱為「世界的中心」的國家，當時正處於最黑暗的時刻，馬德里被法西斯軍隊包圍，內戰前途懸而未卜。
今天，本刊終於揭開了這個答案。這個藏了六十多年的迷，就鎖在蘇維埃共產國際的秘密檔案裡：當年，不是諾爾曼．白求恩選擇了離開西班牙；他是被當時的西班牙政府官員強迫而離去。他們指控他為叛逆和間諜，並且是和另一個叛徒及法西斯嫌疑份子－－即那位瑞典金髮記者和舞蹈家，亦即他的戀人－－相互勾結。
一九三六年，一位名叫弗朗哥的西班牙將軍在納粹德國和法西斯義大利的強力支持下，對民主選舉的左傾政府發起了軍事叛變。當年七月，叛亂起於西屬摩洛哥，隨後擴及西班牙本土。但是，全國大部分地區的人民都起而反抗。他們有的設立路障，有的開著出租汽車衝擊軍隊的機槍陣地，使得軍事政變一時被遏制，西班牙隨即陷入內戰。
在千千萬萬正在經濟蕭條的歲月裡熬煎的加拿大人眼裡，西班牙成了一線亮光。法西斯主義在世界各處肆虐橫行，西方各民主國家對此無所作為，毫不制止。本尼托．莫索裡尼進軍北非的阿比西尼亞，無人阻擋。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國兜捕囚禁猶太人，英、美、法諸國只會一味姑息。但是，西班牙的工人、農民、自由派、民主派、無政府主義者和共產黨人終於昭示了自己的立場。結果，大約有四萬名來自各國的志願者，其中包括一千六百名加拿大人，一起湧向西班牙，為支持西班牙政府而戰。
赴西作戰的加拿大人中，多數來自遭受大蕭條打擊最重的階層。其中幾乎全是窮人，而且約百分之八十是移民。那時節，他們坐在搖搖晃晃的貨車頂上在加國各地奔波，到救濟營、筑路隊和農場找工作，住宿就在流浪者營地或者城區的破舊旅店。到西班牙去打仗，對這些加拿大人既是一條出路，也是個重振生活的機會。
諾爾曼．白求恩卻不同於這些加拿大人。
他出身於富裕家庭。到１９３６年，他已經成為著名的胸外科醫生，在蒙特利爾社交界頭面翩翩，儘管他同時又是鐵桿左派，是個書齋共產黨人。可是，白求恩在加拿大備感壓抑和沮喪。一位原住倫敦、後在西班牙與白求恩密切合作過的加拿大建築師黑森．賽斯說過，戰前，白求恩「非常暴躁，憤世嫉俗，因為這個社會對受苦受難的人無動於衷，而他相信這些苦難是可以通過政治經濟手段連根鏟除的」。
眼見病人康復出院，而後只因窮困生活的折磨再度患病，白求恩感到憤怒。他相信西班牙人民在為將要改變這一切的社會而戰。他急於投身其中，他呼籲朋友們出錢，又自報奮勇為紅十字會工作，均告不果。最後，白求恩從「西班牙民主救援會」得到資助。該會是個集資和議會遊說組織，由「英聯邦國家合作聯盟」（ＣＣＦ）和加拿大共產黨的成員管理。格雷厄姆．斯普萊是ＣＣＦ的領導成員，也是白求恩在救援會的關係。
白求恩從魁北克城登船出發，到達馬德里那天是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３日，正當弗朗哥要攻打這座都城的前夜。前來接他的人叫海寧．索仁森，是一位出生於丹麥的加拿大人。索仁森是作為報紙記者被派到西班牙的，他答應斯普萊到馬德里去調查共和國在醫療方面的需求。索仁森是左派，他精力充沛，靜不下來，總要尋求新知和新刺激。多年以後，他回憶說，「也許我就是好冒險，也許我就是老嫌沒勁，要找點兒刺激。我又不是耶穌基督。」
索仁森說好要帶白求恩轉轉馬德里。這兩人花了好幾天，巡訪各種醫院，想看看白求恩能不能參加進去。但是，那些醫生一概不置可否，最多是些模棱兩可的應承，多數都叫他以後再來。其間有一次，在一個軍事基地，人家給白求恩提出了一個職位，可是最後他說不喜歡那個負責人。他對索仁森說：「我可不能跟那個混蛋一塊兒干。咱們走！」
可能的情況是：在全城受到圍攻的混亂當中，白求恩根本不可能找到一所醫院和醫療機構，讓他施展醫術。但也有可能是他想找到一種較為顯赫的工作，更有可能揚名。當年在西班牙認識白求恩的人，都形容他是剛烈自負，精力充沛，耐心不足。索仁森回憶說白求恩有次埋怨他：「你介紹我時沒把我說得有多麼重要。」
白求恩終於找到了一個目標。那是在他和索仁森乘火車前往瓦倫西亞的途中，兩人對坐，當中隔著個小桌。伴著軋軋車聲，看著大地上的葡萄園和橄欖樹，白忽然一拍桌子：「海寧，有了！」他描繪了一種輸血設施，能把血漿送達前線將士。以前，需要輸血的傷員得等上幾個小時或者幾天，才能登上崎嶇的道路，被送往遠離前線的醫院，經常在途中失血死去。
從西班牙官員和資助他們兩人的「西班牙民主救援會」那裡，他們很快就得到了批准。隨後，賽斯也參加進來，他們在馬德里成立了總部，隨即開始把急需的血漿送往已被打爛的城市及其周圍戰地各處的戰士和平民。為了盡量讓工作有成效，白求恩還繪製了地圖。
自戰事爆發以來，西班牙政府原已相當重視輸血工作，但白求恩敏銳地看到把血漿送到急需之處是何等重要。他的輸血設施是機動的，對搶救生命來說，其意義不言自明。再則，在城市遭到圍困之際，獻血行動本身使馬德里的公民有機會表示與守城將士精誠一致，這個輸血設施也成了他們蔑視強暴的一種象徵。
但是，在輸血隊總部，問題很快就出現了。在蒙特利爾就認識白求恩的特德．阿倫在１９３７年初到達該輸血隊時，發現這位醫生正開始故態復萌。白求恩告訴老朋友說，跟他共事的有幾個懶惰的機會主義份子或甚至是親弗朗哥份子，跟他們打交道，他就得靠喝蘇格蘭威士忌。「有時候我喜歡他，因為他確實了不起；有時候我又恨他，因為他夠不上我理想中的英雄。」多年後阿倫寫道，「我還記得那天晚上，他又被那位一直跟他找麻煩的大夫惹惱了，連喝四杯威士忌，醉了就一拳擊碎前門上的窗戶。」
到１９３７年３月，問題加劇了。當時西班牙共和國政府對在內戰開初數月的亂局中自發興起的若干專門組織實行了整頓，收回管理許可權。其中包括加拿大輸血隊。政府施行的管理和官僚制度不合白求恩的口味，也限制了他的權威。對此，白求恩起初退讓了一下。他離開輸血隊，幾天以後帶了些高級軍官捲土重來。他看不起政府權威。他照樣酗酒。儘管如此，四位曾經在西班牙和白求恩共過事的醫生回首當年，仍然對他表示崇敬。他勇敢得近乎魯莽。他對反法西斯事業的堅定立場不容侮辱。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九日，白求恩給軍隊衛生部門的首腦寫了一封辭職信，信上說，輸血隊在西班牙當局管理下工作正常，不再需要他了，所以他將離去。「我於一月間設想成立的西－加輸血隊，如今作為軍隊衛生部門的從屬機構管理得很好，能夠有效運行，有鑒於此，我在西班牙領導這個組織的職能顯已自然終結。」信裡就是這樣說的。
多年來許多人表示懷疑對當時事件的這種說法。白求恩竟然會在戰事仍在身邊進行時選擇離開西班牙，這很難令人置信。但冷戰把白求恩離去的真相封蔽了數十年。
蘇聯－－通過共產國際和世界各國的共產黨－－組織和資助了國際志願者去西班牙參戰，儘管許多志願者並非共產黨人。通過西班牙政府中的西共成員，莫斯科對該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影響。白求恩的輸血隊裡也有共產黨的成分，就連白大夫本人也是共產黨員。
當戰爭結束時，數十萬件有關赴西班牙（參戰）的外國人的文件，包括關於白求恩的檔案，被悄悄送往莫斯科，在那裡一鎖五十餘年，使西方學者無從查閱。現在這些檔案已經公開。檔案中存有黑森．賽斯和海寧．索仁森的日記，這些日記披露了真相，說明瞭白求恩怎樣告別了這個他本不想離開的國家，怎樣告別了他本想為之奮鬥到底的戰爭。
白求恩和西班牙當局之間產生過嚴重問題的跡象，首先呈現在賽斯的日記和索仁森的私人文件裡。賽斯在１９３７年４月１６日的日記中寫著：「到底讓白同意走了。」索仁森回憶錄對當天有類似的記述：「我們說服了白離開。」而白求恩確實就在幾週以後離開了西班牙。可他還是願意回去。當年五月，他試圖回去建立一間孤兒院，為西班牙當局和他的加拿大同事所制止。到七月間，白求恩下定決心迫切要求重返，竟打算以４７歲的年齡報名參加戰鬥部隊「國際旅」。
可是，西班牙政府中的共產黨當局就是不肯讓白求恩回去。
一個名叫胡安．艾爾琛塔勒的西班牙官員在其寫給上級的報告中解釋了為何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不讓白求恩進入這個國家。這個信件的內容以前從未披露過。艾爾琛塔勒寫道，在白本人的加拿大同事配合之下，白終於被「巧妙地」趕走了，如此則不會影響來自成千上萬加拿大人的捐款，他們捐錢本來是為支持白的輸血隊。
接著，艾爾琛塔勒列舉了白求恩的所謂罪行：
「出於行為不端，和其他原因，他經常酗酒，其身心狀況一向都不適於領導像輸血那樣細緻的工作。
「他曾拿走一些首飾，藉口說是要交給某某，後來又說他要到巴黎去把它賣掉，好為本隊籌資，其實至今誰也不知道他拿那些東西干了什麼。
「他洋洋得意大手大腳地花錢，從來不想想錢是加拿大無產階級為了表示同西班牙的團結，常常是一分一分籌集來的。
「我們一向注意到他對上前線有極大熱情，無論何時，只要有戰鬥任務；但從來不是為了輸血的正當目的。」
然後，艾爾琛塔勒擺出對白求恩的最嚴峻指控：
「根據一份已送交我黨中央委員會和軍事衛生部的報告，白求恩有重大間諜嫌疑。」艾爾琛塔勒在報告結章節附註明，白求恩常接受一位他呼之為「塔莎」的可疑女子的採訪。其實，那就是卡莎，白求恩的瑞典戀人。
卡莎的名字也出現在另一份文獻裡，這是由歷史學家拉里．漢南首先發現的。一個未具名的西班牙官員暗示說，卡莎可能是間諜，因為她有幾次未經批准就跑到前線上去，在那兒還收集過類似軍用地圖的詳圖資料－－這位官員對白求恩也做過同樣指控。報告的作者還暗示：卡莎不大檢點。
這使人禁不住猜想：或許這位西班牙官員只是對那個瑞典女人毫無拘檢的作派和公然賣弄風情大感震驚，因而覺得有理由猜測她可能是間諜。但另一份報告看起來更其不祥，這份報告保存在「軍事情報處」－－一個令人生畏的機構，該機構實際上對蘇聯負責，它執行過許多秘密逮捕，並且暗殺過政治上「可疑的」人士。報告列出她的全名是卡莎．赫琳．羅斯曼，並說她在瑞典時曾作過歌劇院主演，當過家庭教師，而當時是個「托派」－－在該西班牙秘密機構眼中，這和叛徒是同義語。要是對她到底忠於誰還有任何疑問的話，這份秘密警察文件記錄著，她「和瓦倫西亞與巴塞羅那的法西斯團夥有牽連」。
事實上，卡莎 ．羅斯曼既不是間諜，也沒有作過家庭教師；她是位藝人，是個舞蹈家。她曾經在歐洲巡迴演出，直到她的經理人卷款潛逃，害得她一文不名。戰事爆發時，她在西班牙當旅遊經紀，後來轉行作記者。可是當時人不管這些。西班牙當局認為她可能是叛徒。而當他們得知白求恩和這個瑞典美女有染時，疑雲也就降臨到白的身上。
這位加拿大醫生本來就被視為政治上可疑，原因包括他繪製過地圖，他酗酒，而最有可能的原因是他愛發脾氣。和卡莎的關係最終注定了他的命運。
加於白求恩的這項最厲害的指控，其實完全是無稽之談。懷疑他是間諜所依據的邏輯委實禁不住一駁：說他繪製了前線的詳圖，並仔細註明各地距離和往返所需時間。可是白求恩的工作就是要把血漿及時送到前方，他當然需要有詳細的地圖，那正是搶救生命之所系。再說，他的情人卡莎．羅斯曼也不是法西斯份子。當弗朗哥的軍隊贏得戰爭時，她並沒有留下迎接他們，而是和成千上萬懼怕弗朗哥報復的西班牙人一起逃離了那個國家。她在墨西哥找到棲身之所，直到三十年後在那裡去世。
至於白求恩，他摯愛西班牙，深深地關切它的反弗朗哥鬥爭。結果，他卻成了在那場內戰中席捲該國的反間諜妄想狂的犧牲品。他剛烈、自負、也許還是個酒鬼。但他的真正罪過卻只是太執著於如何盡快把血漿送達傷員，再有就是愛上了一位異國女子。
白求恩的同事很可能並不知道西班牙當局懷疑他是間諜。但他們卻明白，這位醫生不得不離開西班牙。他獨立不羈、激情洋溢、蔑視權威－－這些個性曾讓他在圍城馬德里的大亂之中鬧到精彩紛呈，但當他成為更大的軍事官僚機器上的一個齒輪時，這些個性卻也弄得他麻煩不斷。
和他們的西班牙東道主一樣，白求恩的同事畢竟也認識到：他們無法公開趕走白求恩而不損及加拿大捐款。如艾爾琛塔勒所說，他們精明地合謀，「巧妙地」 把白求恩遣離西班牙，幾乎沒有做什麼批評報導，也未透露他必須離去的真正原因。關於白求恩離去的全部情況一直被隱藏了六十多年，白求恩本人對針對他的這場密謀也一無所知，這表明那些人幹得多麼成功。
西班牙使白求恩心力交瘁，萬念俱灰。在寫給前妻的信中，他稱這個國家是「我心上的創傷」。顯然，這個傷口始終沒有平復。白求恩曾兩次試圖重返，兩次都沒辦到。
不過，西班牙內戰也加深了白求恩對法西斯幾乎是私仇般的憎恨。離開西班牙後六個月，當他準備赴華時，白求恩給從前的愛人「伊麗莎白」寫了一封訣別信。看來他在精神上準備著執行最後的、可能是一去不還的使命。他寫道，「我面前的路陌生而又危險。你不能跟我走。在我的生活－－和我的餘生－－當中，我不想再嘗試任何認真的戀情。這類事對我來說已經完結。現在你盡可以親切甜蜜地想念我。就這樣想吧。我愛過你。我對你的情義仍然深重綿長。記著我，就像我會記著你－－帶著平和與珍視。」
原載《加拿大ＭＡＣＬＥＡＮ』Ｓ雜誌，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４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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