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端端的團中央機關，瞬間成了「修正主義的黑窩」，人心不穩，秩序大亂。胡耀邦戴上了「修正主義黑幫頭子」的帽子，不分白天黑夜，被揪出來掛牌示眾、批鬥。在拳腳交加的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下，胡耀邦已沒有往日那種朝氣蓬勃、精神抖擻的風采了。一個年過五十的人，經得起這樣折騰嗎？自從胡耀邦和一批當權派被關進「牛棚」，他們就在專政組的嚴格控制之下，沒有特殊的理由，是無法接近他們的。或許，只有在飯廳能偶爾見到他。因為他們一般都晚去半小時。
一句問候起風波
那天，我故意晚點上食堂。正好，專政組押著長長的「黑幫」隊伍，在食堂買飯，胡耀邦排在最後。當他掏出飯票交給炊事員的時候，我迅速湊了上去，趁炊事員轉身給他盛飯的空隙，我小聲地問他：「身體怎麼樣？」他大概覺得突然，揚頭看了我一眼，臉上雖然沒有了往日的光澤，但目光仍然炯炯有神。他說：「身體還可以。」我又問他：「吃幾兩米飯？」他伸出兩個指頭說：「二兩米飯，一塊豆腐乳。」這時炊事員把飯遞到了他跟前，我也馬上買了飯菜，轉身走了。
萬萬沒有料到，沒過幾天，在機關禮堂的一次群眾大會上，一個造反派的小頭頭，突然歇斯底里地大嚷大叫道：「我們革命群眾隊伍中出了叛徒。有人現在還關心胡耀邦的健康，問他一頓吃幾兩米飯。革命的同志們，一定要擦亮眼睛，把藏在群眾中的叛徒揪出來示眾……」
我雖然坐在後排，但他的吼叫，仍聽得一清二楚。我傻眼了，這可怎麼辦哪？我沒有經歷過大的政治運動，沒有政治經驗，心裏很緊張，因為造反派是什麼事都幹得出來的。我想，萬一他們以開會的名義，把大家集合起來，逼著胡耀邦當眾認出我來可怎麼辦？越想心裏越沒底，那晚我失眠了。我決定藉故請假回家探親躲避幾個月。還沒正式請假，那天偶爾遇見住在大院內的湖南老鄉伍傑。他解放前是搞地下學運的老同志， 1951年任常德團地委副書記。他把我領到他家裡，說我氣色不好，問我是不是病了，我說沒有。沉默片刻，我突然沒頭沒腦地問他：「胡耀邦的記憶力好嗎？」 他沒加思索地說：「胡耀邦的記性好得很，作報告、講話，一般都不要稿子。」我不著邊際地又冒出一句「他能認出我嗎？」
伍傑沒聽懂什麼意思，愣愣地看著我問：「什麼？」我也覺失言，連說「沒什麼，沒什麼」。伍傑看出我有心事，啟發我把心事說出來，說他說不定還能幫我出點主意。我想了想，把事情全向他說了，還說想回家避一避。我發現他聽後表面上很平靜，可臉上卻掠過一絲讓人難以察覺的快慰和驚異。他寬慰我：「這有什麼，首先你自己要沉得住氣。回家不好，顯得心虛，反而暴露了，沒事的。」我說：「說得輕巧，他們要是逼著胡耀邦認出我呢？」伍傑搖著頭連說了兩個「不會，不會」。伍傑見我還有疑慮，就說：「胡耀邦是長征幹部，什麼運動沒經過？逼他能逼出什麼？機關這麼多人，只有你一個人關心他呀？問他吃幾兩飯，你確信沒有別人問過？」伍傑最後胸有成竹地說：「關鍵是你自己要沉住氣，胡耀邦是不會認出你的，胡耀邦就不是那種『認出你』的人！」看伍傑的態度，我好像吃了顆寧心丸。後來，我聽說專政組多次審問胡耀邦，要他說出，問一頓吃幾兩米飯的是誰，他都說記不清了。
大家的情緒在激動
離開伍傑家，我走到傳達室門口，一輛車篷上印著「青年印刷廠」字樣的吉普車開了進來。這是外單位把胡耀邦拉到工廠批鬥完，又送回團中央機關來了。我看見胡耀邦的臉又青又腫，手上拿著被撕破了的襯衣。顯然，工廠的造反派動了武。見此情景，機關的同志都圍了上來，大家神情凝重，誰也沒有說活，只有投去同情的目光。吉普車一出大門，胡耀邦拐進了南院專政組。人們議論開了，聲音由小到大。有的說，胡耀邦是我們單位的「走資派」，我們最瞭解他嘛，我們有能力把他揭深批透。有的說，外單位揪去批鬥可以，但要同我們協商，經我們同意，而且我們要派人參加，同時把外單位的揭批材料帶回來……所有在場的人，包括那些響噹噹的造反派，沒有一個人說「不」的。我看見大家的情緒在激動，目光在交流，心在往一塊靠近。我心裏好一陣暢快，我明白了一點，我是最笨的，這不比去問問他吃幾兩米飯管用得多嗎？
果然，群眾組織接受了大家的意見，作出幾條決定，其中一條：凡外單位揪鬥胡耀邦，都由團中央出車，派專人「押去」「押回」。兩個「押送」的人，都是一米八高的大個，其中一個是胡耀邦的汽車司機。從那以後，胡耀邦不管去哪裡挨批挨斗回來，臉再沒有腫過，衣服也沒有被撕破過。
胡耀邦在組織上被打倒了，但他在機關絕大多數幹部中仍倍受關注。凡是有關胡耀邦的消息、動向，傳得最快最廣。他在五七干校，北京留守處的人打聽他的勞動生活情況；他回北京，五七干校的人打聽他的健康狀況。
該辦的事他還是辦
那年冬天，我探親歸來，由於眼病犯了，所以沒去幹校而是直接回京治療，當然也想能有機會見到胡耀邦。說來也巧，留守處的軍代表把我和胡耀邦、胡克實編在一個學習小組，學習地點，就在「二胡」的院子裡－－王府井附近的八面槽富強胡同八號。第一次學習，在胡耀邦家附近的另一位書記家裡，大家見面寒暄了幾句後，胡耀邦改不了過去的老習慣，首先瞭解情況。他知道我家在農村，就問我基層黨組織的情況。我說湖南農村黨組織生活極不正常。他說五七干校附近的農村也一樣，帶有普遍性，你們應該寫材料向中央反映嘛！接著他又問我家裡的情況，我說別的還好，就是孩子沒有口糧。我愛人是吃縣裡集體糧的民辦教師，不參加生產隊的分配。孩子不是城鎮戶口，縣裡不供糧，生產隊也不管。胡克實說，這可是個大問題，孩子不能餓著呀。胡耀邦卻沒有說話。
過了個把星期，又一次學習結束的時候，胡耀邦走到我身邊對我說：生產隊按勞動工分給口糧，你和你愛人不參加生產隊的勞動，他們可以不管，但孩子的口糧應該由當地政府解決。他停了片刻又問我：「你認識戴雲嗎？」我說：「不是認識，是很熟。」他說： 「讓他給湖南省委組織部長趙處琪同志寫封信，請處琪同志過問一下你孩子的口糧問題，我簽名。」果然，趙處琪一過問，問題很快就解決了。
戴雲是「文革」前團中央宣傳部的副部長，曾當過胡耀邦的秘書，「文化大革命」中，由於我們對很多問題的看法、觀點比較一致，所以成了朋友。戴雲告訴我，耀邦雖然身處逆境，自身難保，但該辦的事還是辦，該說的話還是說。類似這樣的困難，他幫助過好幾位同志解決了，你的事只是其中的一宗。
去富強胡同報信
1973年底，「四人幫」在教育戰線上掀起了所謂「反回潮」的鬥爭，明槍暗箭射向被視為眼中釘的一些老同志，風聲日緊。當時遼寧省的省委書記毛遠新，在瀋陽說：秋後算賬，回潮的現象到處有，胡耀邦就猖狂得很。他四處串聯，笑我江東無人，竟敢說江青同志獲得的掌聲是廉價的掌聲，狂妄之極。由於毛遠新有特殊身份，他的言行，當時被看作是一種徵兆和動向。機關的一些同志，生怕政治迫害又要落到胡耀邦的頭上。迫於當時險惡的政治形勢，人們雖然言語謹慎，不敢輕易貿然行動，但每個人的神態都透出對「四人幫」的憎惡和對胡耀邦的同情。
那天，我見到了戴雲。他是全機關無人不知的鐵桿保胡派，胡耀邦被黨中央停職反省時，他還偷偷幫胡耀邦寫檢查。戴雲對我說的第一句話：「形勢嚴峻，我正找你。」接著又說：「看來他們為下毒手造輿論了，你去找一趟耀邦吧，我是被人家注意的目標，不方便。」他告訴我，見了耀邦，要很簡單地把聽到關於毛遠新的講話告訴他，叫他最近不要外出活動了，就說是大家共同的意見。最後戴雲叮囑我要盡快去，晚了就沒意義了，不要讓別人知道……
聽說四人幫為監視老幹部的活動，在他們房前屋後都佈置了便衣警察。團中央好幾位書記都住在富強胡同，「四人幫」是不會輕易放過的。我想我是一般幹部，目標小不顯眼，雖然心裏害怕，但為了耀邦也只能豁出去了。正好，兩天前，我愛人帶著出世不久的孩子來探親，為了掩人耳目，我對愛人說帶孩子一塊上街去買東西。時值北京最冷的季節，我愛人按南方人的習慣，用一塊大布把孩子裹好背在背上。愛人在前面走，我在後面跟著。天凍路滑，街上行人不多。我愛人以為真的上街買東西，雖然冷，她卻十分高興，看啥都覺得新鮮，所以很輕鬆。我呢，恰恰相反，緊張得氣都喘不勻，但有一種去完成戰鬥任務的神聖感。雖然多次出入富強胡同八號，唯有這次有「深入虎穴」之感。從胡同口到八號院距離不遠，我卻好像走了很久，還不斷用兩眼的餘光注意觀察周圍的動靜，生怕突然冒出個便衣警察來。到了門口，我讓愛人在門口等著。正好，原來那個看門的老頭不在，我閃身就進了院子。真是「門前冷落車馬稀」，顯然，院子很久無人打掃了，落葉上掩蓋著一層殘雪，踩上去沙沙作響。我直奔客廳。因為事先沒有通報，我見正在跟耀邦談話的一個青年人，見我進來，「嗖」的一下離開沙發退到了裡屋。可見當時人們的警惕性高到了什麼程度。耀邦見我急衝沖的樣子，馬上迎上來。我開門見山，把戴雲說的意思告訴他。再三囑咐要言語謹慎，近期不要出來活動。
耀邦聽後沉思了片刻，說：我一直在家裡讀書，反思過去的工作，哪也沒去，還串什麼聯？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反正要注意點。我愛人在外面等著，我走了。」我轉身出門後，聽見耀邦說了句：「謝謝同志們。」
出了八號院，我如釋重負。我愛人臉凍得通紅，一直跺著沒穿棉鞋的雙腳。也許是因為包得太嚴實，憋得太久了，孩子突然「哇」地一聲哭起來。我領著愛人和孩子沿著八面槽迅速來到王府井，串了兩家商店，買了點不起眼的小東西。回到家，我馬上去見戴雲，戴雲聽了非常高興。
我最後一次見耀邦，是1978年，落實知識份子政策後。當時，我一家進了北京。我欣喜若狂地把這作為一個特大喜訊去告訴他，他不僅沒有為我高興，反而冷冷地說：都擠在北京有什麼好？年紀還輕，應該下去做點實際工作。當時，我並沒往深處想，後來才慢慢領悟到，這是他對年輕幹部深層次的真正的關心。
「文革」期間，團中央機關像戴雲一樣關心胡耀邦的人，實在不少。這能從人們的一句話、一個腔調或者一次無關緊要的表態中，品味出他們與胡耀邦精神上的某種聯繫和對耀邦的崇敬，這是人們發自內心的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