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數千字，讀數年書，即於先秦至今兩千餘年之普通文字，無不能解，實為極便宜之事，斷宜保存。而欲保存之，則於文字，斷不宜紊亂其自然之規律，而今之簡字，不免於此有背也。……豈可紊亂其自然之規律，而造出苦難耶？
－－呂思勉
自中共用政權的力量在中國大陸推行文字改革以來，在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裏，由於中共壟斷輿論宣傳工具，廣大民眾聽到的幾乎是一片叫好聲，民間反對的聲音一直遭到無情地壓制。但歷史的時針走到20世紀末，沉默了近半個世紀的中國大陸學術界，終於發出了不同的聲音，但發出這聲音的不是年青一代的學者，而是即將走完人生旅程的老一輩學人，著名學者王元化老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關於近年的反思問答》（1994年）中說：
我們的漢字簡化方案，似乎未顧及漢字是訴諸目治的義符文字特點，而照音符文字的規律，用同音假借辦法，使一字兼該形義互異的許多同音字（《九十年代反思錄》第72－7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又過了四年，王元化老先生在接受王麗女士關於中小學語文教育改革採訪時，又一次談到簡化漢字的失誤，這一次就不是僅對簡化漢字的方法和措施表示懷疑，而是理直氣壯地連文字改革的「輝煌成就」也否定了：
我們現在搞的《簡體字方案》，我認為很有問題，它把與音符文字有著截然不同特點的義符文字，納入音符文字的規律去搞，結果鬧了笑話。我的一些有關古典文學的文章，有時需要轉成繁體字排印，這一轉，「子曰詩雲」的「雲」變成天上的「雲」，「後來」的「後」變成「皇后」的「後」，「五斗米」變成五「斗」米，等等，滑稽的多著呢。這就是把它當作音符文字了，凡是音相同都可以假借、通用，所以出現一系列問題。義符文字是目視的，每個字都是單詞，它的語法構造有自己的規律，你怎麼能夠拿音符文字的規律來改造它？你一定要中國人變成一個高鼻子、藍眼珠、黃頭髮的外國人。現在有很多人染了黃頭髮，但你眼珠沒法染，你還是中國人，所以這不是一個理性的態度，科學的態度（《中學語文教育憂思錄》，第84至85頁，教育科
學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王元化老先生對文字改革的否定有一個逐步深化的過程，他是從懷疑而走向否定，但他的否定僅是在技術層面上的否定，並沒有從其他層面作進一步的分析。倒是外國人作為旁觀者看得更清楚。如美國前總統尼克松於20世紀80年代初期推出的回憶錄《領導人》，在《周恩來：官僚出身的革命家》一章中對蔣介石和毛澤東進行比較時，對中國文字改革的評論更具有歷史的眼光：
從內心深處來說，他們崇敬中國的方式也不同。他們都愛這個國家，但是毛要抹掉過去，蔣要把過去作為基礎繼續建築。毛在勝利後簡化了漢字，這不僅是為了便利教育運動，而且也為了摧毀每一個複雜的漢字所包含的歷史內容；蔣在敗北後在他逃亡的船艦上騰出地方裝走了近40萬件中國古代藝術品，雖然許多忠於他的助手和士兵留在了大陸（《領導人》第304頁，白玫譯，盧佩文、隋麗君校，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
尼克松不愧是一位具有深邃的歷史眼光的政治家，他在《領導者》一書中還說：「那些不研究歷史的人必然會被迫重複歷史。」（《領導者》，尤勰等譯，世界知識出版社，1983年第一版）這話說得真有見地。毛澤東的中國重複的就是秦始皇和朱元璋的獨裁統治的歷史，而愚昧的中國老百姓大多數當時根本認識不到，更可恨的是有一部分半吊子學者和文人至今仍然認識不到，真是可悲可憐。毛澤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瘋狂的「革命家」，是一個「革命瘋子」，他相信的是馬克思和列寧的那套「鬥爭哲學」（ 因為馬列主義中具有明顯的暴力傾向，與他對中國進行獨裁統治非常合轍），但馬列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是格格不入的；毛澤東還是一位具有較深的傳統文化素養的政治家（但他研究的主要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帝王將相文化和遊民造反文化，這是毛的專利，別人不許研究，「文革」中毛就詛咒過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翦伯讚研究「帝王將相」，毛還非常欣賞《水滸》上那些遊民「造反派」），他非常清楚地知道中國傳統文化對新生的中共政權來說，哪些是「精華」，哪些是「糟粕」，因而也就非常迫切地希望在「人民」中間能以最快的速度破除「封建文化」，建立無產階級文化（其實是改了頭換了面的帝王將相文化和遊民造反文化，本質上是一種流氓痞子文化）。為了讓所有的中國人都接受馬列主義，他便以「徹底砸爛舊世界」的詩人的激情，像「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一樣橫掃了中國傳統文化－－因漢字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載體，自然也就成了被毛澤東「改造」的對象（毛澤東並不只是改造具有傳統文化色彩的現代知識份子的思想，還要改造他們賴以發表思想言論的工具）。毛澤東的目標在他有生之年基本上達到了：「過去」已基本被「抹掉」，中國的傳統文化已經被斬斷。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說「我們是一張白紙，正好寫字」，後來這句話變得越發富有詩意了：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他不怕中國人窮，他怕的是中國人具有數千年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對西方馬列主義那套「造反經」不予認同，所以他要學秦始皇改革文字，要「抹掉過去」－－他最想「抹掉」的正好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有價值的那部分。而他自己卻遍覽中國古代史籍，研究的正好是最無價值的那部分－－如何實行愚民政治和獨裁統治的帝王將相文化。由於實行這種毀滅性的文字改革，當今的中國人絕大多數已讀不懂古代的典籍了，就是大學和中學的歷史教科書（不僅僅是中國的歷史，還包括世界各國的歷史）也被毛澤東的徒子徒孫們篡改得魂不附體了，青年人學的都是虛假的歷史（在「共和國」的前30年裡，在大專院校的學生、廣大「幹部」和知識份子中通行的中國歷史教科書是：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翦伯讚主編的《中國史綱要》、尚鉞主編的《中國歷史綱要》、呂振羽的《簡明中國通史》這五部，被人們戲稱為「無朵金花」，另外還有周谷城的《中國通史》和白壽彞主編的《中國通史綱要》等，這些中國通史教科書都是根據馬克思的「歷史五階段說」的歷史觀編寫的，都帶有歷史宿命論的色彩，是削足適履，不是中國歷史真實的再現，直到進入21世紀的今天，中國的歷史教科書依然是這些版本的改頭換面。馬克思主義歷史教科書一統天下50年，這真是中華民族的不幸）。毛澤東陰魂不散，把真實的歷史都隱藏起來了。因此，當今的中國人懂得真實的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的已經不多了，就是連剛剛過去不久的十年「文革」，當今的大學生也只有百分之二十左右大體上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對於十年「文革」的詳情已少有人知道了。正因為如此，在江澤民搞「三個代表」、胡錦濤搞「保先教育」以欺騙世人時，已經少有人認識到這是在變相地重複十年「文革」的歷史了。真是文字一改變，歷史全變了。在毛澤東思想的「照耀」下，大陸上的中國人都得了健忘症，連中國當代史都幾乎全忘記了。尼克松的話真值得當今的中國人深思。
強制性的文字改革政策，高速度的文字改革過程
自秦始皇統一文字以來，漢字已經有兩千多年平緩而穩定的發展歷史，在這兩千多年中，漢字基本上沒有大的變動（秦始皇統一文字也並非全是歷史的進步，因為在統一文字之後，許多很有價值的古籍逐漸淹沒無聞了）。中國漢字發展到近代，已經形成一套非常成熟的文字系統，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胡適、錢玄同、劉半農、魯迅等學者雖大力倡導文字改革，並形成了多種文字改革方案，但這只是民間的聲音，並非政府的強制性政策，對漢文字系統衝擊不大。1935年8月，中華民國政府教育部公布了《第一批簡體字表》，收字324個，這個簡體字表只是錢玄同主持編寫的《簡體字譜》草稿中的一部分，但公布以後學術界反應異常強烈，半年後中華民國政府就不得不通令收回。可見，文字改革想藉助政權的力量來「畢其功於一役」是做不到的，它只能由民間的學術界人士來進行緩慢的改革。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才是文字改革的最佳途徑和方法。中共則不然，它的「主觀能動性」一發揮，就像「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一樣，沒有它辦不到的事。請看中共文字改革的速度：
△1949年10月10日，中國文字改革協會在北京成立，這時距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僅過了9天。中共像前蘇聯、越南、北朝鮮等實行獨裁專制的社會主義國家一樣，建國伊始，便把改革文字擺到了文化事業中頭等重要的位置上。
其實，中共暴力集團無視文化傳統且有意破壞文化傳統的「文字改革實驗」，早在延安時代就開始了，據楊東平先生主撰的《艱難的日出－－中國現代教育的20世紀》一書介紹：
不太為人所知的是，在延安時期還進行了一場進行文字改革的新文字運動。雖然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就有要求改革漢字，用拉丁化拼音文字取代漢字的激進意見；但其真正實施卻是由共產黨人在延安進行的，教育家吳玉章主持了這場文字改革運動。1939年之後，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在陝甘寧邊區和華北根據地花費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開展新文字運動。1941年，明令在初小一年試教新文字，隨後在邊區7個縣市興辦新文字冬學。為了培養新文字教員，延安還開辦了新文字幹部學校，出版「新文字報」。受此影響，華北根據地也開展過新文字運動。新文字運動體現了共產黨人激進的社會改革理想，以及對文化傳統加以「革命」的激進態度，這正是新的意識形態的基本特徵之一。對文字改革的熱情一直持續到新中國成立之後，但那時漢字拉丁化的實驗已被擱置，明確將文字改革的重點確定為推廣漢語拼音和簡化漢字(第111－112頁)。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編製了《常用簡體字登記表》。
△1951年6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正確地使用祖國的語言，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鬥爭》，此文雖沒有談到文字改革，但預示著中共要對語言文字動大手術了。30年以後，賊不打自招，中共自己承認了－－1981年6月19日，中共在其控制的《人民日報》上又發表社論：《大家都來講究語言的文明和健康》，仍舊無恥地認為它們的文字改革是為中華民族辦了一件功德無量的大好事：
建國之初，黨和政府又號召「正確地使用祖國的語言，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鬥爭」，本報為此發表過社論。之後，國務院又卓有成效地領導開展了漢字改革、推廣普通話、實現漢語規範化的工作，這對於改變語言混亂的現象，促進語言科學的發展，維護祖國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起了重要的作用。
中國古代的語言文字具有豐富的意蘊，但與生俱來的就是其表意的模糊性，而其表意的模糊性又正好體現了漢字的美學特徵。她不可能具備中共所要求的「純潔」，但卻絕對是健康的，而且是豐富的。其實，語言是不能純而又純的，「純潔」得過了頭，所表達的意義也就不夠豐富（單調）了；同樣，文字也不能絕對的「純潔」，文字改革以後確實達到了中共所要求的「純潔」，但卻大半失去了像形文字的特點。而這卻正好適應了中共當初改革文字的目標：那就是用最簡單（單調）的語言文字去建立一個政黨的簡陋的政治意識形態文化，以適合中共黨徒們那簡單的頭腦（一根筋的腦子）。這裡暗藏的一個險惡的意圖，就是要與中國傳統文化一刀兩斷，用一套全新的語言文字系統來建立起中共自己的黨化文化，以消除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共意識形態的衝擊和影響。應該說中共當初的目標達到了，因為當今的中國大學生看不懂繁體豎排的中國古代典籍已經是明擺著的事實。中共不論幹什麼事情都喜歡「徹底」和「絕對」，語言的徹底「純潔」和文字的徹底簡化與中共的政治意識形態大有關係。中共革命要「革」得「徹底」－－天下打下來，已經坐到江山上了，還要繼續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結果「革」得血流成河，數千萬人命喪黃泉；造反要「造」得「徹底」－－要「造」得天翻地覆天下大亂，毛澤東就說他自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文革」中他真的把天下「造」得大亂了，卻不知羞恥地說要從天下大亂走向天下大治；改造要「改」得「徹底」－－「三大改造」實現了徹底的公有化，連個剃頭鋪子都是國營的，農民養個兔子都要割資本主義尾巴。中共的所作所為可以用一個字概括：絕－－斷子絕孫，對語言文字的改革採用的就是這種斷子絕孫的辦法，使得中華民族數千年的優秀傳統文化後繼無人。當中共半個多世紀以來積累的矛盾一齊爆發時，內憂外患，大限已到，中共自身也就斷子絕孫了。
△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前主席毛澤東指出：「文字必須改革，
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不難領會，毛澤東是把文字改革作為一項政治任務提出來的，這意味著新中國要和舊的思想文化徹底決裂，重新建立一套屬於無產階級自己的文化體系（聶鴻音著《中國文字概略》第237頁，語文出版社，1998年4月第一版）。
△ 1951年擬出《第一批簡體字表》，收字555個。
△1952年2月5日，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成立，在《第一批簡體字表》的基礎上，於1954年底擬出《漢字簡化方案（草案）》，草案分三個部分：① 798個漢字簡化表方案；② 擬廢除的400個異體字表方案；③ 漢字偏旁手寫簡化表草案。
△1952年6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公布《二千常用字表》，收一等常用字1010個，次等常用字490個，補充常用字500個，作為掃除文盲的標準。
△1953年1月26日，毛澤東看了中國拼音文字字母和七百簡體字材料後，有《對文字改革工作的指示及一些問題的回答（傳達記錄）》一文。毛澤東當初想把漢字改為拼音文字形式的斜體字 ：「毛主席認為現在的簡體字不夠簡，……漢字的數量必須大大縮簡，那就要把兩三個漢字合併為一個字，即一個字可以代用好幾個字。……要把字型規律化，就不能按原來通行的。……毛主席認為不必搞成方塊，方塊字千年來害人不淺。字母的筆劃要向一邊倒，『永字八法』要廢除，那樣寫法不合現代化的要求。……主席對這套字母不滿意，無論如何要簡單，要利用原有漢字簡單筆劃和草體，筆勢要一邊倒，這樣才能為人民所接受。……所以不能不改用拼音文字。」（《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年9月，無出版社） 後來萬幸的是毛澤東當初的想法沒有變成現實，否則，當今的中國人就變成黃皮膚、黑眼睛和黑頭髮的外國人了,或許都變成衣冠禽獸也說不定－－因為當今大陸上的衣冠禽獸太多了（近來有人說，用「禽獸」來比喻人類是對禽獸的侮辱，因為禽獸比人類高尚得多，與當今中國這個龐大的劣等人類群體相比，尤其高尚）。
△1954年11月10日，經一屆人大一次會議批准，國務院設立了20個直屬機構，其中包括「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吳玉章任主任委員，胡愈之任副主任委員，韋愨、丁西林、葉恭綽任常務委員，葉籟士任秘書長，委員有邵力子、馬敘倫、黎錦熙、羅常培、葉聖陶、季羨林、呂淑湘、王力、胡喬木等23人。
△1955年2月2日，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在中央一級的報刊上發表《漢字簡化方案（草案）》。
△1955年，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組成標準字形研究組。
△1955年7月13日，國務院成立漢字簡化方案審定委員會，董必武任主任委員，郭沫若、馬敘倫、胡喬木任副主任委員，張奚若、瀋雁冰、許廣平、朱學範、邵力子、張修竹、項南、徐忻、老舍、曾昭掄、鄧拓、傅彬然為委員。
△1955年9月，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根據徵求意見結果提出《漢字簡化方案（草案）》修正草案，經國務院漢字簡化方案審定委員會審定後報國務院備案。
△1955年10月15日至23日，教育部和中央文字改革委員會在北京聯合召開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會議通過了《漢字簡化方案》修正草案，確定了推廣以北京語言為標準音的普通話的方針和步驟。會議通過了決議，建議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把修正後的《漢字簡化方案》提請國務院審定公布實行。
△1955年1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聯合公布《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收異體字810組。該表從1956年2月1日起在全國正式實施。
△從1956年元旦起，全國性的報紙一律改為橫排。此後，我國書籍報刊開始由豎排改為橫排。
△1956年1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文字改革工作的指示。
△1956年1月28日，國務院舉行第23次全體會議，通過了《國 務院關於公布漢字簡化方案的決議》、《國務院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1月31日由《人民日報》正式公布。
△1956年2月9日，根據國務院指示，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發表《漢語拼音方案（草案）》，徵求社會各界的意見。
△1956年9月，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標準字形研究組擬訂出《標準字形方案（草案）》。
△1957年，將《標準字形方案（草案）》在廣泛徵求意見的基礎上進行修訂，改名為《漢字字形整理方案（草案）》。
△1958年1月10日，政協全國委員會舉行報告會，周恩來作《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的報告，指出當前文改革的三個任務是：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制定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
△1958年2月11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批准、公布了《漢語拼音方案》。從秋季起，全國小學開始教漢語拼音。
△1959年1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召開革新鉛字字形座談會，委託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聯合組成漢字字形整理組，於1960年9月擬訂出《通用漢字字形表》。
△ 1960年9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推廣注音識字的指示》。
△1962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再次召開聯席會議，並增加文化部為漢字字形整理組的組成單位，繼續進行研究工作。
△1964年3月7日，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三部門聯合發出《關於簡化字的聯合通知》。
△1964年5月，公布《簡化字總表》，制定《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
△1965年1月，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聯合發布《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收字6196個。
△ 1977年12月20日，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發表了《第二次漢
字簡化方案（草案）》。
△ 1980年5月，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
的第一次全體會議上提出並通過了關於研究和制訂《標準現代漢語用字表》的建議和科研計畫（草案），對「五四」以來的現代漢語用字進行全面的、系統的、科學的整理，制定一套標準現代漢字。
△1985年12月16日，國務院決定把「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改名為「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
△ 1986年1月，召開了全國語言文字工作會議，明確指出：今後，漢字簡化應持極其慎重的態度，使文字在一個時期內相對穩定，以利社會應用。
△1986年6月24日，國務院正式通知：「1977年12月20日發表的《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自本通知下達之日起停止使用。」
△1986年10月10日，經國務院批准，重新發表《簡化字總表》的全部簡化字。
△1988年3月，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和國家教育委員會聯合發布了《現代漢語常用字表》，並規定，今後語文教學、詞書編纂以及信息處理等方面，要以此為依據和標準。
△1990年3月22日，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和新聞出版署修訂發布《標點符號用法》。
△2000年10月31日，九屆人大第十八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通用語言文字法》。
從以上中國文字改革的記錄看，文字改革的速度真是「極為神速」，從1954年設立「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到1964年公布《簡化字總表》，在不到10年的時間裏，中共就把簡化漢字這工作幹完了，真是乾淨利落。至於1977年底公布的《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就像當年以華國鋒為首的中共中央編輯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一樣，是左傾思想的餘波，中共現在已不願再提及這些舊事了。在1949年以後的半個世紀裡，中共做的許多事情，有的自己否定了，像「整風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但有些是決不能否定的，像「鎮反」、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三大改造」、文字改革等，如果連這些也否定了，那中共1949年後執政的歷史就基本上被否定了，這是中共絕對不能接受的。中共十四大後實行市場經濟體制，本質上是對「三大改造」的全面否定，是走資本主義的「回頭路」了，但中共在表面上從來就沒有承認過。文字改革這件事則不然，很難走「回頭路」，要是現在把所有的印刷品全部改成繁體豎排，那麻煩可就大了，這不僅讓絕大多數中青年人變成了半文盲、中小學語文教學陷於半癱瘓狀態，而且是對文字改革的徹底否定了：中共忙活了半個世紀，全是無效勞動，不僅沒有正面作用，而且全是副面作用。因此，中共在20世紀的最後一年，便用立法的形式將文字改革的「成果」固定了下來－－制定了偽《中華人民共和國通用語言文字法》。
文字改革的背景：思想改造和
整風反右打壓知識份子，大躍進放文字改革衛星
中國的文字改革是中共用政權的力量強制推行的，而且文字改革的主要時間段正好是「大躍進」前後。那時中國的各行各業都在「大躍進」，連教育都來了一個「大躍進」，文字改革當然也要來一個「大躍進」了。在這次文字改革的「大躍進」中，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吳玉章和副主任委員胡愈之及委員們具體操作，楚圖南在1957年的五月份也發表了《關於文字改革問題》的文章，為文字改革推波助瀾，在極左思潮惡性膨脹的1958年初，總理周恩來又在政協全國委員會的報告會上作了《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的報告。政府首腦的領導和干預大大加快了文字改革的步伐（現代歷史學大家呂思勉老先生在當年逝世前的1957年9月29日所寫未刊稿《論文字之改革》一文中指出：「要而言之，吾於文字改革，謂簡化漢字，可以不必；拼音字可以徐行，不宜操之過急。……文字改革不能速，亦不能過恃政令之力。」《呂思勉遺文集》上冊第524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9月第一版）。周恩來的報告只從漢字太複雜、太難寫的角度進行論述，不涉及其他方面，楚圖南也主要是從這個角度談（呂思勉老先生在上文中還說：「今之言改革文字者，有一大蔽，時曰畏難。彼輩以為中國之文字甚難，一經改革，即可大易，此乃武斷、臆想之談，非事實也。」這段話既體現出呂思勉先生逆反右鬥爭而行的膽識，也是對周恩來和楚圖南之流別有用心、不可告人的目的的戳穿），並且認為「這也不會涉及不重視中國傳統文化的問題」（《楚圖南文選》第110頁，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年4月版），吳玉章和胡喬木也在同一時期作過報告，「說明文字改革的必要性和方案、步驟等等」（《楚圖南文選》第107頁）。這是當時政府和知識界主流的聲音，但並不是沒有不同的聲音。在1957年5月16日中共「引蛇出洞」前夕這段氣氛相對寬鬆的時間裏，一部分「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在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召開的座談會上，就與主張文字改革的「專家」們進行了激烈的交鋒，5月17日《文匯報》以《漢字要不要改革－－首都學術界爭論異常激烈》為題進行了報導，其中說：
漢字應否改革？這個問題今天在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召開的座談會上展開了激烈的交鋒。首都十多位以反對漢語拼音方案和簡化字表著稱的專家學者，第一次聚首一堂，與主張文字改革的專家們進行爭辯。
作家陳夢家（按：詩人、古文字學家和考古學者）認為幾次簡化字表的公布，完全沒有考慮到廣大群眾的意見，他說，漢字是決不會消滅的，但文字改革委員會杜撰的有欠高明的簡化字，卻引起了一片混亂，至少西北道上怨聲載道。俞平伯指出在漢字的發展上固然是由繁而簡的居多；但也有許多由簡而繁的例子，並且絕大多數是百姓自己創造的。
化學家陶坤說，文字改革委員會至今沒有提出一個令人信服的理由來說明漢字必須改為拼音文字，文字不能僅僅看作是記錄語言的，如果這樣認識，那麼，我們可以不要文字，一切書刊都用錄音帶了。
過去我（記者劉光華）還以為不同意文字改革的只是年紀較大的人，後來接觸到一些年輕的大學生，以及我所熟悉的同事，亦都反對文字改革。有位中學的語文教師對我說：他曾經用拼音字母拼了「毛主席」三個字，讓學生來譯成漢字，結果全班竟沒有一個人譯對了的。顯而易見，拼音文字能不能代替漢字，尚有待考慮。
我們的漢字有許多好處，從我們工作經驗來說，漢字在翻譯和構成科學名詞方面，有其獨特的好處。如「光合作用」、「電磁現象」等都能顧名思義，一看就明白，倘用拼音文字（或直接用外語），隔了行的科學家就一點也看不懂。而今天科學名詞一天不知道要出多少，必須考慮到這個問題。陶坤還說：希望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改名為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因為作為一個既定的政府機構，既定的政策，使人不敢鳴，也爭不起來。錢文浩則指出，這次頒布的拼音化方案沒有經過科學上多方面的考慮。
文字學家唐蘭打了一個生動的比喻：漢字天天用，就像是執政黨一樣，容易被人們看出缺點，有缺點就應當改，但不一定就要推翻，倒洗腳水不能把腳盆裡的小孩倒掉。
他們認為文字改革委員會不接受群眾意見，是命令主義的做法；並要求立即停止再公布簡化字表。
贊成漢語拼音化的專家們也從不同的角度來發表自己不同的論點。
張德慶舉出了漢語拼音化在普及文化方面的巨大意義，認為文字改革還是必要的。
翦伯讚教授說：自己作為一個認得漢字的人，自然覺得保留漢字好些。但是一想到掃除文盲和普及文化的問題，便覺得拼音化還是應該的。
……
不少專家還提出，漢語拼音化方案應及早公布試行，並廣為吸收群眾意見來修正改進。
到會的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韋愨、邵力子、陸志韋、魏建功、高名凱等都還沒來得及發言，由於今天會上發言十分激烈，主持會議的文字改革委員會副主席胡愈之宣布，幾天之內將再召開一次座談會，繼續進行爭論。
五月份的《文匯報》刊登這篇報導，正好是「整風反右」的前夕，這時的學術氣氛相對比較寬鬆，這是因為當時的中共故作姿態地要求民主黨派和知識份子們給它提意見，幫它整風，大多數知識份子沒有想到中共這是在「引蛇出洞」，還以為這是「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因此才敢同文字改革委員會的大員們較勁。他們要命也沒有想到，毛澤東在兩天前（1957年5月15日）已寫了一篇文章－－《事情正在起變化》（《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23－429頁，1977年4月第一版），發給黨內幹部閱讀，準備用政權的力量來收拾他們了。毛澤東在文章中說：「右派有兩條出路。一條，夾緊尾巴，改邪歸正。一條，繼續胡鬧，自取滅亡。」沒過兩個月，與中共叫板的知識份子們就收到了中共贈送的「帽子」－－「右派帽子」。從此，反對文字改革的知識份子們便鴉雀無聲了。
在無言的沉默中，歷史走過了近40年。
中國大陸文字改革的反思：
文字改革毀滅中國傳統文化，共產黨偽政權難逃歷史罪責
對中國大陸文字改革的反思，應從「五四」新文化運動說起。王元化老先生在接受王麗女士的採訪時說：
「五四」最大的問題是對任何東西都沒有很好地研究，對漢字也一樣。當時的口號是「漢字不滅，中國必亡」。我的父執趙元任先生到老了，據說書桌邊還有那麼一幅對聯：「漢字必滅，中文萬歲」。產生這種觀念的原因是沒有把漢字的規律、特點跟西方的語言文字比較研究透。當時正是「西方文化中心論」最盛行的時候，研究任何東西都以西方文化為坐標，對漢語言文字也一樣，用西方語言文字的規律來要求它，合就是好，不合就不好，胡適、魯迅都是這樣（《中學語文教育憂思錄》第84頁）。
王元化老先生對「五四」新文化運動能做出這樣的反思，在中國大陸知識界已洵屬可貴，只可惜太晚了，此時離20世紀結束已經只剩下兩個年頭，但更可悲的是在中國大陸知識界並沒有引起多大的反響，因為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在馬克思主義半個世紀的強行灌輸和熏陶下，大多數頭腦已經僵化，而不善于思考了，對反思「五四」新文化運動已經沒有太多的興趣，他們已經失去了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的責任和良知，因此，王元化老先生的聲音就像深秋裡一隻孤雁的鳴叫，其應者寥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反思「五四」新文化運動方面，港臺地區不但時間早，而且反思得也比大陸更加深入，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反思目前尚處於一個較低的層次，而港臺地區的學者則是對語言文字和文化傳統的全面反思。如臺灣著名學者南懷瑾先生在上世紀70年代著述《論語別裁》時就對白話文作了這樣的反思：
幾十年來親眼所見，中國的教育普及了，知識普遍了，對世界知識的吸收力增加了，無可否認，這些對於國家的進步有貢獻。但是對於中國文化，卻從此一刀斬斷了。什麼原因呢？中國文化庫存裡堆積的東西太多了，幾千年來的文化都藉著古文保留著。至於接受白話文學教育的人們看不懂古文，當然就打不開這個倉庫，因此從中國文化的立場看，就此一刀攔腰斬斷了（《論語別裁》上冊第2頁，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年9月第一版）。
南懷瑾先生又從中外語言文字比較的角度分析中國的語言文字與中國古代文化傳統的關係，並充分肯定中國古代文字的優點：
但是有一點要注意，我們看世界的文字，不管英文、德文、法文，雖然現在的語言和文字是合一的，但是語言大約三十年一變，所以一百年以前的英文、法文書籍，除非專家，否則是莫辨雌雄。
我們中國的老祖宗曉得語言和時代是要變的，所以把文字脫開了語言，只是用很短的時間，經過兩三年的訓練就會寫出來，這個文字就單獨成為一個體系，表達了思想。因此這種文字所保留下來幾千年以上的思想，在幾千年以後的人看來，如面對現在，沒有阻礙，它對於國家有什麼錯誤呢？沒有錯。只是因為教育不普及，大家對於這個國文的修養沒有學好。當時提倡「五四運動」的部分人士，求進之心是對的，在學問修養上，老實講，還有商量的必要，於是這一文學革命就出了問題（《論語別裁》第2－3頁）。
從上面這兩段文字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中共的文字改革毫無必要，純粹是多此一舉，是有意毀滅中國古代優秀的傳統文化，共產黨偽政權是難逃歷史罪責的。
「五四」時期那一代學者對中國文化的見解，在今天看來或許有失偏頗，但他們的出發點絕對是好的，他們都希望盡快建立中國的新文化。為了清除建立中國新文化的障礙，他們才反對中國傳統文化，但他們都衷心地希望中國早日富強起來。這是歷史的侷限，我們不能因為今天發現了他們的失誤，就苛責他們。不論是胡適、魯迅，還是錢玄同、劉半農、趙元任，他們都具有學者的良知，他們與只講功利、不講是非的政治家有著本質的不同。他們如果有失誤，那也是學者的失誤，對社會沒有太大的危害；政治家則不然，特別是取得政權的政治家們的失誤，那將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災難。
文字是一個民族歷史和文化傳統的載體。一個民族的歷史和文化傳統的創立是以千年為單位的，如果這個民族的語言文字改變了，那麼這個民族的歷史和文化傳統就會逐漸消失，甚至這個民族也會逐漸消亡。在世界文明史上，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像地中海沿岸和中東地區的一些文明古國，如古埃及、古希臘、古巴比倫、波斯等，當他們的民族文字逐漸消失的時候，這些民族也就跟著消亡了，今天的埃及和希臘早已不是昔日的文明古國，今日的伊拉克也非昔日的巴比倫，今日的伊朗也非古代的波斯，佛教在印度消亡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梵文的消失（當然，伊斯蘭教的衝擊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像梵文、吐火羅文、巴利文、西夏文這些死去的文字，往往掩蓋著一個民族輝煌的歷史。由此看來，要改變一個民族的歷史和文化，最根本的辦法就是改變這個民族的文字。日本佔領臺灣50年，日語是必學的，學漢語倒受到限制，結果在50年後，許多臺灣人已經不會說漢語了，更談不上知道中國的歷史和文化了，以至於直到今天還有許多具有「日本情結」的臺灣人。「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一些具有「全盤西化」思想的知識份子，也認識到了語言文字的這種作用，因此，在引進西方文化的同時，主張消滅漢字，改用拼音文字。中共取得政權後，毛澤東要「抹掉過去」，因此，也就理所當然地先從語言文字下手。「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反對傳統文化的，但中國的傳統文化並沒有因此而被反掉，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最終沒有能夠改變漢字；而1949年以後的文字改革則不然，漢字最終被簡化，使本來是義符文字的漢字快變成音符文字了，當大部分中國人讀不懂中國古代典籍的時候，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傳統也就離消亡為期不遠了。一種文化傳統被人為地消滅後，根本不可能馬上再建立起一種新文化，須知一種新文化的創立，與傳統文化的創立一樣，也是以千年為單位的。大破並不能大立，破舊也不能立新，1949年以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掃蕩可謂空前絕後，但當中國傳統文化被掃蕩得幾乎蕩然無存的時候，中國當代的新文化並沒有創立出來，西方科學民主的文化也沒有移植到中國大陸，中共想要建立的馬列主義文化和道德信仰，只是一具沒有血肉的骷髏，中國的民眾是沒法接受的。中華民族已經成了一個無根的民族，而一個無根的民族則是一個可怕的民族。
世界上少有人為地自我毀壞文化傳統的民族，有之則是以前蘇聯和中國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國家，而這些國家最終都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和文化傳統是不能割斷的，在沙灘上建立的高樓大廈最終總是要坍塌的，中國大陸與大陸以外的華人世界相比較，是一個很好的證明，大陸中國雖然艱難地跋涉了半個世紀，但還是被港臺遠遠地甩在了後邊，這就無怪乎當中共的文字改革委員會簡化漢字時，曾遭到許多有遠見的知識份子的激烈反對了。中國大陸簡化漢字以後，在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等國家逐漸得到承認，原因是漢語不是這些國家的官方語言，使用漢語的專家學者也不多，因而沒有太大的阻力；港、澳、臺和海外華人世界則拒不承認《漢字簡化方案》，至今仍使用繁體字，從而使他們較多地保留了中國的傳統文化，這不但沒有阻礙他們的現代化進程，反而具有促進作用，也使這些地區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得以協調地發展。同時，這個現象也說明，一個社會只能在已有的基礎上繼續發展，把已有的基礎推倒重來只能使人類回到野蠻狀態。
中共為了在大陸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信仰，有意掃蕩中國傳統文化。他們學的是洪秀全，不是曾國藩和康有為（曾國藩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忠實踐履者，康有為則為重建儒教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洪秀全毀滅中國傳統文化的方式是對孔廟和書院進行「毀」和「燒」，中共則過之而無不及，而且超過了他們的另一位老師秦始皇。毛澤東曾說：
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份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
這完全是一個革命瘋子的語言，神智正常的人無論如何是說不出口的，只有發了瘋的獨夫民賊才能說得出和做得到。掃蕩中國傳統文化的後果是災難性的，中共統治大陸半個世紀，中國人的道德水平降到了中國有史以來的最低點，整個社會的誠信度空前下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真的像「狼對人」一樣了。中國的文字改革是獨裁政治的產物，而中國人一盤散沙的特性同樣也是獨裁政治的副產品（英國學者哈耶克對此進行過論述）。
近40年後的今天，當代的中國人對文字改革的現狀已基本上默認了，很少有人想到它的災難性後果。「三大改造」和「大躍進」對中國大陸經濟的破壞是空前的，但經濟的恢復是以10年為單位的，而恢復一個民族的傳統文化，並使之發展，恐怕就要以100年為單位了。文字改革的災難性後果由此可知。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重視歷史和文化傳統的民族，這個傳統在民國以前基本上沒有改變，真正對中國傳統文化有所觸動的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並不像後來中共宣傳得那樣轟轟烈烈，記得胡適之先生後來曾說過，他甚至連「五四」這個日子也幾乎記不得了。中共是有意宣傳「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破壞性那一面，什麼「反帝反封建」、「打倒孔家店」、「白話文運動」等等等等，其實這些口號並沒有什麼實在的意義。「封建」一詞是現代學者對西方英文單詞的誤譯，秦始皇「廢封建，設郡縣」以後，中國傳統的封建制度就已經不存在了；「孔家店」也並沒有被「打倒」，「五四」時期曾留學歐美的一些現代知識份子絕大多數都是「尊孔」的，因為西方民族沒有自我否定民族文化的傳統，在胡適之博士撰寫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和馮友蘭博士撰寫的《中國哲學史》（上下）中，都對孔子尊崇有加，梁漱溟、熊十力、錢穆等土生土長的老一輩學者就更不用說了，因此，1949年前的中國人絕大多數都把孔子作為中國文化的代表，去打「孔家店」是打錯了地方；「白話文」古已有之，《朱子語類》中就有許多古白話，宋元話本小說更不在話下，胡適之老先生在中學時代就曾用白話文寫過小說，從學術自由的角度講，運用什麼樣的語言寫作那是個人的自由，用白話文？文言文？英文？德文？悉聽尊便。辜鴻銘老先生曾用英文寫學術著作，林語堂博士則用英文寫小說，天才學者錢鐘書到了20世紀70年代還用典雅的文言寫《管錐編》，「白話文」根本就談不上什麼「運動」。真正不尊重自己的歷史和文化傳統的是中共自己及其那幫子御用文人，不是留學歐美的現代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歐美文化是養育不出這等歇斯底里地反傳統的御用文人的。
中國傳統文化中與現代化合拍的東西多的是。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孝悌，忠順，禮義，廉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等等等等，用不了多少改造就能為中國的現代化服務。中共推行文字改革，徹底斬斷了這個傳統。作為文化傳統和思維載體的語言文字改變了，使當代的中國人在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裏，就形成了拒絕歷史的思維定勢，剛剛過去的十年「文革」能夠被當代中國人遺忘就是一個鐵證。
當代學者徐友漁先生去劍橋大學做訪問學者時，發現劍橋的學者對古老的中國傳統文化推崇備至，因此也非常尊重徐友漁先生，但徐友漁先生自己心裏明白：當代中國人早已把自己的文化傳統丟得差不多了。當今的中國人更應當明白：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不是實現現代化的阻力，只有反人性、反人道、反文明、反人類、反社會的共產黨黑幫組織及其崇尚暴力和徹底反傳統的馬列主義才是中國通往現代化之路的真正阻力。
學貫中西、懂得近30種語言文字的現代歷史學大家陳寅恪老先生，主張「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臨終留下遺言：他的著作以後如果出版，必須繁體豎排。今天的中國出版界也一直恪守著陳老先生的遺言。這是對中共的文字改革最有力的抗議和否定了。
文字改革改錯了，恢復繁體字－－這雖然是大陸中國人的一個艱難的選擇，但卻是一個必然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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