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人看病不掏錢
如果說世界上大多數文明國家的窮人真有什麼「特權」值得炫耀的話，那就是看病不掏錢！窮人「窮」本身就是「醫療卡」，就是「救命」的盾牌，這項原則即便是對待他們國家的非法移民也同樣適用，任何見死不救的行為，都要付出個人精神上的終身痛苦和莫大的法律代價。這是一個現代國家文明的基本標誌。
其實，無論是經濟發達還是欠發達國家，施行全民免費公共醫療服務的佔多數，他們把「患病」視之為整個社會的「產品」，醫療救助理所當然由整個社會來埋單，這就不存在窮人無錢看病的問題。換言之，為國民提供免費的健康、醫療服務是現代文明國家的一項基本社會福利保障制度，這是文明社會的制度使然，與一個國家的經濟發育程度無關。
這其中或許有醫療條件優劣的差距，比如印度人與北歐那些國家的居民同樣都秉承「國民醫療是免費」的原則，但享受的醫療服務就有不小的差異。儘管，這種醫療條件上的「差異」，與他們經濟上近百倍的差距相比已經顯得不那麼重要了。畢竟，金錢與人的生命相比，錢算什麼！
美國保「三種人」
美國是西方經濟發達國家中極少數幾個不為其國民提供「全民基本公費醫療服務」的國家之一。美國的這種以市場化醫療保險為主的體制，似乎與中國醫療體制改革所追求的目標更相近一些，只不過這種「形似」遠不意味著「神似」，對於窮人而言更是如此。
美國的醫療產業被襯托在一個龐大繁雜的保險市場中。按照法律規定，凡7人以上公司的僱主必須為僱員（甚至包括家屬）購買醫療保險。這意味著大部分美國人的醫療問題由僱主出錢（非工資福利）投保解決掉了;錢多得受不了的人還可以加入其他醫療保險品種，為自個兒的身體加大賭注。不屬於這兩類人的，政府就應負起政府的責任。這些人包括窮人、殘疾人和老人，這三個在社會中往往被視為「無足輕重」的群體，根本不用開列太多的「為什麼」:殘疾人屬弱勢群體、老年人病多開銷大，而窮人「窮」本身，這些都足以構成整個社會為其提供免費醫療的最充分理由。在美國普通人的大腦裡，窮人之所以窮的原因，雖然在政客嘴裡可以有截然相反的說辭，但窮人因沒有錢而得不到醫療救助就是整個社會的悲哀了。這似乎已經形成了一種社會默契。
據統計，美國目前大約有5300多萬低收入者，享受著政府提供的免費醫療服務，佔美國總人口的1/6強。這就是說，享受免費醫療的群體不但覆蓋了美國全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而且絕大部分低收入者也從中受益。美國政府僅此一項年耗資就高達3000多億美元（這還不包括政府為承擔全部職工醫療保險公司提供的稅務優惠）。這個3000多億美元的醫療救助支出大約相當於我國2004年工商稅收收入的總和。
對美國醫療服務體制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美國的醫院急診室被稱之為「窮人救命的去處」，也是至今仍滯留在美國的1200多萬非法移民「治病救人」的最佳港灣。在那裡，任何患者都不會因為沒有醫保卡或者「錢緊」等等雜七雜八的原因而被拒之門外，這是法律的一道基本底線。那些沒有參加醫療保險也無資格享受窮人醫保福利的人，看病後遺留的賬單，最後都由政府情願或不情願地兜了底。
這表面上看似政府的一種「軟弱」、一種「無奈」，很多納稅人也頗有微辭，但社會必須體現這樣一種尊敬生命的普世價值觀。既然社會能夠造就這樣一批連「命」都因窮而得不到醫治的群體，整個社會就要為其負責，並為之付出應有的代價。如果連這塊遮羞布都蕩然無存的話，這就是整個社會的「病態」，終要出大問題。我們來看康涅狄格州高等法院針對在美國打工的無證移民享受醫療福利的一個最新判例。
無證移民茲比格涅夫．謝夫奇克，是在美國靠做木工活為生的波蘭人。因病被送進醫院急診室，在被醫生確診為急性白血病後，手術和化療大約耗費了8.2萬美元醫療費。按照美國的法律，在美國的無證移民只有患急症才有資格享受窮人醫保。康州社會服務局認為，謝夫奇克不是急症，即使他得不到治療，也不會立即死亡，政府沒有理由用納稅人的錢為謝夫奇克的醫療埋單。謝夫奇克為此提出訴訟。康州高等法院2005年9月12日作出裁決指稱，政府醫保應該支付謝夫奇克的醫療費。法官們指出，根據醫生的診斷，謝夫奇克患有很快會致命的疾病，而這種病已經進入危急階段。法官弗萊明．諾克特在裁決書中寫道：「我們認為，（州社會服務局）認定謝夫奇克未患急症的意見是對法律的狹隘理解。」康州高院作出裁決後發布的備忘錄稱，無論何種原因，急症患者必須得到無條件的醫治。這就是原則。
體制有「窟窿」
當然，在西方經濟國家那些被詼諧為「死人也當活人治」的社會福利保障體制也引發了很多爭議。
加拿大的醫療體制就是人們聚焦的一個話題。在加拿大，窮人和富人享受相同的免費醫療服務是其全民社會福利的一項重要內容。加拿大不允許有私人醫療機構，也不允許個人花錢看病。這就是說，想自掏腰包享受醫療服務反而有可能被告上法庭。更具噱頭的是，在加拿大，不但住院免費，而且還能免費享受營養搭配科學、兼顧治療各種疾病的「病號飯」。
但加國目前面臨的問題是，醫院裡那頓「免費大餐」的吸引力太大，以至於人們稍有不適就去看醫生，無病呻吟者眾，導致醫院人滿為患，很多重症病人反而得不到及時治療。而為他人在醫院裡尋找一張合適的床位，倒成了一份收入不錯的職業。
我們看到，即便是在那些富裕的國家，「覺悟」這種東西往往也還是靠不住的。最近，加拿大最高法院作出的一項裁決，有可能為加拿大私人醫療服務市場拉開一道門縫。這項裁決認為，政府禁止私人醫療保險的遊戲規則有違人權憲章之嫌。不言而喻，這一裁決對該國實施公私醫療雙軌制體制奠定了一個法理基礎。
有一歐洲記者2005年9月15日在丹麥發出的一篇報導則更具「幽默價值」，殘疾人在丹麥的嫖娼開銷竟然也由政府埋單。丹麥政府開出的這付「性與殘疾人」的處方，要求丹麥的性工作者以積極的姿態向殘疾人提供性服務。丹麥政府社會服務部門認為：「殘疾人與妓女交流很重要，性工作者可以滿足他們的生理需求。」丹麥政府提出的佐證是，殘疾人由於孤獨、社會歧視和缺少「性福」等原因，患心理疾病的人是正常人的3倍，政府如果每月為殘疾人性需求固定報銷一些費用遠比讓這些人免費看心理門診划算。可是，政府這種做法，讓不少人痛心疾首，丹麥著名心理學家邁克．絲蒂安女士就說:「這樣的護理豈止是病急亂投醫！簡直是亂彈琴！」
不是有沒有錢的問題
現實中，美國的醫療體制也廣遭詬病。美國每年人均醫療費用高達5000多美元，比歐盟國家2000美元的平均醫療費用高出一倍多。而美國政府每年用於醫療救助方面的財政開銷高達上萬億美元，其中又有多少錢被「貓膩」掉了，也是一個說不清道不白的事情。畢竟，這個市場太大了。
《工作的窮人》一書作者大衛．史普勒認為，（美國）產生貧窮的原因並不是很清楚，不過，「如何去評價一個社會，檢測它的自我矯正能力。當令人傷心的錯誤已經犯下，當不公正被發現出來，當活路已經沒有了的時候，需要觀察的是它的政府、商業和慈善機構。它們的反應是一個國家的健康狀況和一個民族力量的指標。」
美國醫療保障協會主席楊大衛認為，窮人的基本醫療保障「想不想負擔，多多少少是一個意願的問題，而非經濟能力問題」。換句話說，窮人的醫療問題不在於有沒有錢的問題，關鍵在於政治家是否有誠意真的想解決這個問題。美國家庭公司高級行政長官波洛克則稱，窮人醫療「從來都不是付得起付不起的問題，關鍵問題是政府有沒有決心做成這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