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天津日報》近日披露，自1996年至今十年來，李瑞環以「一位老共產黨員」的名義，對天津市19所普通高校的148名家庭經濟困難的大學生給予資助，累計資助金額達53.3萬元人民幣。
在這批受到資助的學生中，已有62人走上工作崗位，有的進入黨政機關，有的進入高等學校，有的從事高新技術研究。現在仍有86人在校學習，其中24人正在攻讀碩士，4人正在攻讀博士。
李瑞環將《學哲學用哲學》所得稿費再次捐贈給經濟困難的大學生，對青年學生是一個很大的激勵。天津市教委準備用這筆助學金，從今年開始連續三年，在全市近50所高等院校中，每年選拔一百名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予以資助。
新華社曾於2005年8月29日引述現已退休的原中國教育部副部長張保慶指出，包括天津在內的八個省份在助學貸款上沒有動作。其中，有兩個省份一個學生都沒有貸出去。他公開批評「有些地方」對助學貸款政策不夠重視，落實的措施也不夠明確。
中國官方統計數據顯示，2005至2005學年，中國公辦普通高等學校在校生總數為1350萬人，其中，貧困家庭學生約263萬人，佔在校生總數的19%，經濟特別困難學生約122萬人，佔在校生總數的9%。
張保慶當時表示，按照目前高校貧困生的數量和比例，國家助學貸款如果搞得好，每年應該貸出160億元（人民幣，下同）左右，即使每年能夠貸出100億元，這項政策就算基本落實了。但從2000年到現在，才貸出了120多億元。
必須指出，大部分遭教育部批評的省份，都屬內陸較貧窮的地區，海南也在沿海，但其經濟跟其他沿海省份也有距離；奇怪的是，地處北京近鄰，位踞渤海之濱的天津市，竟然也榜上有名。分析認為，中央領導對天津市長戴相龍的政績，早有不滿；這次助學貸款事件，更把兩者關係的張力表露無遺。
可圈可點的是，戴相龍曾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而銀行體系對有關計畫的反彈，據說是整個計畫難以開展的關鍵。
中國財政部之下的《中國財經報》曾於2005年2月18日引述一名不願具名的「銀行方面有關人士」指出，「國家助學貸款一般發放期限長、風險大、收益低，不可預測因素較多，如果還貸情況不佳，就加大了銀行的風險預期值，導致銀行運作不暢」。
該報又引述同一名人士指出：由此必然帶來嚴重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把「苦果」留給正在大學校園求學的貧困生，使他們無法再貸到款，不得不再次面臨輟學。該報又引述銀行人士舉例指出，2002年，西安一家大學因違約率高達50％成為第一所被銀行叫停助學貸款的高校，其負面後果是直接影響了全國大部分高校的貧困學生仍無法獲得國家助學貸款。
另外，《中國財經報》引述權威部門統計指出，目前中國學生貸款逾期不還的比例已經遠遠高於其他類型的貸款。在中國很多所高校都有不同程度地存在畢業生還貸違約問題，有些高校的違約率甚至超過了20％，涉及的貸款金額逐年增加。
中國政府規定，商業銀行的風險最高限度不能超過3％，銀行一般都會將風險控制在1％左右。隨著助學貸款的增多，銀行的風險增大，銀行紛紛表示「一定要慎重對待」。戴相龍作為前央行行長，他是否因為體率舊部的難處而在助學貸款上不動作，已經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
巧合的是，《學哲學用哲學》的一段文字指出：「有一些領導者官僚主義嚴重，不深入實際，不接觸群眾，情況不明決心大，方法不對點子多。」
亞洲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