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院，濫觴於先秦私學，名之於李唐。春秋戰國禮崩樂壞，官學敗落，學術下移，私學競起。後雖秦以吏為師，以法為教，禁立私學，但私學卻禁而不絕，至漢晉再興。迄唐代，私學漸漸衍生出書院。袁枚《隨園隨筆》有言：「書院之名起於唐玄宗時，麗正書院，集賢書院皆建於朝省，為修書之地，非士子肄業之所也。」至於真正承續私學統緒，作為教育機構的書院則來自民間，如皇寮書院、松州書院等，儘管當時這類書院還不普遍，且規模小，尚未定型，但一種新型的教育範式畢竟已破殼而出。
北宋初年，一批頗具規模和影響的私人書院，如嵩陽書院、岳麓書院、睢陽書院和白麓洞書院等脫穎而出，彰顯天下。及至南宋，借重理學傳播，書院更發達，數量之多，規模之大，制度之完善，可謂空前，幾乎取代官學而成為主要教育機構。至此，中國教育便呈官學、書院、私學三軌並行之勢。
河北歷史上的書院興起較晚。唐宋時期，當南方書院的發展如火如荼之時，河北的書院卻寥若晨星。北宋時，河北境內見諸記載的書院僅三處，即封龍書院、中溪書院、西溪書院，悉在元氏封龍山中，後在北宋與遼、金的戰爭中廢於兵火。到南宋，河北書院更是闃然無聞，直到金後期，才見到一所，即重修的元氏封龍書院。
元建都北京之後，河北書院迎來了繁榮發展的局面。據史書、方志記載，元時，河北書院已有17所，明代發展到78所，及至清時猛增至172所，其發展速度與規模在全國各地名列前茅。
檢視河北書院的歷史，雖數量可觀，但多屬平庸之輩，只有區區少數在歲月滄桑中留下了自己的一抹光影，其中的佼佼者要數封龍書院、漳南書院和蓮池書院。
二
封龍書院，坐落在元氏縣境內封龍山南麓。原為漢李躬、唐郭震講學處，五代時真定名士李昉(宋時入相)創為書院，是河北地區見諸記載的最早的書院。元憲宗元年，著名學者李治回歸故里，「買田封龍山下，學徒益眾」。後在鄉民及真定路都元帥史天澤、督學張德輝、著名學者元好問的支持下，重修封龍書院，聚徒授學。在這裡李治除傳授趙復、許衡之學外，還致力於數學的教學與研究，對「天元術」的發展和普及做出了重要貢獻。李治主持書院期間，元好問、張德輝等常來講學，元曲大家白樸、著名元雜劇作家李文蔚等都曾隨學於此。李治之後，藁城籍著名學者安熙入主封龍書院。由於李、安兩人的精心經營，封龍書院湧現出不少後來頗有作為的人才，封龍書院也成為北方的著名書院。
漳南書院，位於河北肥鄉縣，由清初一所義學發展而來。康熙三十五年(1696)聘著名思想家顏元任山長。顏主持漳南書院期間，力行「實文、實行、實體、實用」的實學思想，堅持「寧粗而實，毋虛而妄」的原則。顏元通過漳南書院對書院教育進行了全面的改革，在教育內容上，主張堯舜周公時代的「六府」(水、火、金、木、土、谷)、「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三物」(即「六德」：智、仁、聖、義、忠、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 「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漳南書院設六齋，即文事齋、武備齋、經史齋、藝能齋、理學齋、帖括齋。這些學科設置的目的在於造就學有所長、全面發展的經世之才。與教育內容和學科設置相適應，顏元實行「習行」、「主動」的教學方法，主張學生走出去，親身實踐，在自然和社會中陶冶身心。然而，天不遂人願，顏元主持漳南書院不過數月，漳水氾濫，書院堂舍悉被淹沒，顏赍志而歸，漳南書院從此一蹶不振。
蓮池書院，創建於雍正十一年(1733)，因位於當時直隸首府保定古蓮池「南園」，故得名。蓮池書院伴隨清王朝由盛而衰，歷經170年，於光緒三十年(1904)改為校士官，結束了其作為書院的歷史。蓮池書院屬於書院官學化的產物，自然要為科舉制服務，但亦有自己的風格在。其課程除官方規定的科目外，經史子集均廣為涉獵；尤為可貴的是，書院後期在張裕釗、吳汝倫的執掌下，適應時變，實行改革，設「西文學堂」和「東文學堂」，引進新學、實學。蓮池書院歷任院長中宿學大儒屢見不鮮，如章學誠、祁韻士、黃彭年、何秋濤、王振綱、張裕釗、吳汝倫等等。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風格別具的施教方法以及名師擔綱，使得蓮池書院聲名鵲起，其地位和影響在全國官辦書院中屈指可數。
三
回眸河北書院發展的歷史軌跡，封龍書院、蓮池書院曾翹立當時，領文教之風騷，漳南書院雖僅僅存在了幾個月，但卻以其短暫的生命揭櫫了劃時代的意義。它們對河北乃至中國的教育史、文化史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
首先，封龍書院、蓮池書院在其發展的鼎盛時期形成了河北地區的文化、教育中心。封龍書院在李治、安熙的努力之下，達到蓬勃發展的全盛時期，成為元代真定文化、教育的中心，為繼承和傳播中原學術文化，促進戰亂之後北方文化的復興立下汗馬之功。而蓮池書院則是由最後一任山長－－－吳汝倫將其推上發展的頂峰，進而成為北方文化、教育中心。從而一改河北地區文教學術萎靡落後的面貌，「教化大行，一時風氣，為之轉移」。
其次，它們在不同程度上對中國的書院史、教育史產生了影響。李治在主掌封龍書院期間，將數學作為主要教學內容之一，封龍書院因而成為全國惟一以自然科學見長的書院；而他在封龍書院教學過程中所寫的「天元術」普及本《益古演段》一書，以其語言淺顯、通俗、明晰而成為深受人們歡迎的數學教材，對 「天元術」的普及和傳播，對後來的數學教育發展功不可沒。李治的這些努力奠定了封龍書院在中國教育史和科技史上的地位。顏元在漳南書院開展的體現實學精神的教育改革，賦予漳南書院在中國教育史上以劃時代的意義。它所展示的教育理念、教育方式，對中國傳統教育向近代教育轉型具有重要的啟蒙作用，開了近代教育制度改革的先聲；即使在當代，漳南書院所體現的德育、智育、體育全面發展的思想，對當前素質教育也不失其借鑒意義。而吳汝倫應時局之變，在蓮池書院所實行的一系列革新，使代表舊式教育的蓮池書院呈現出愈來愈濃的新式教育的氣象，推動了書院的近代化進程。
再次，它們不僅體現而且傳承和光大了河北文化的經世致用精神。獨特的生態環境和歷史境遇賦予河北文教學術以濃重的經世致用的實學精神。這種精神鮮明地體現在封龍書院、漳南書院和蓮池書院的教學訴求之中。李治畢生鍾愛科學，他批判程朱理學對科技、數學的輕蔑，強調「六藝」中「數」在「人事」中是最重要的學問，致力於數學的研究和教授，因此他所主持的封龍書院便顯示出實學教育的傾向。在蓮池書院的歷史上，對其發展形成重要影響的幾位山長，幾乎都以實學見長，且都力圖將實學精神貫徹於其書院的管理之中。而吳汝倫尤重經世致用之學，提出中國不可「窳守舊術」，而必須關注新學，向西方學習變法自強。漳南書院更是處處都滲透著顏元實學思想價值的訴求。
這三所書院對實學的追求，體現了河北文化傳統中的經世致用精神，體現了書院發展的河北特色；而因著向教育的落實，經世致用的文化精神也在更廣大的知識群體中播揚、涵育，獲得更廣泛的認同和接受，成為更普遍的價值選擇，從而得以更切實的傳承和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