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起來，張德江在廣東的主政時間已經三載有餘，然而這位畢業於北韓金日成綜合大學的高才生並沒有用他的智慧為廣東的老百姓帶來超越以往的輝煌政績，而是帶來了一場場震驚中外的大災難。胡溫上臺後，一直都強調「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新三民主義作風，建構「和諧社會」的新主張，對地方民眾維權事件相當關注。張德江在任時期發生在廣東省內的一系列人間慘劇無疑是和中共最高領導層的執政期望背道而馳的。因此，不能不說張得德江的表現令胡溫失望。據說，連廣東省內的地方官員和知識份子都在今年毛澤東的誕辰日，借題發揮談論毛澤東八十六年前在湖南發動的那場「驅張運動」，將當年那句「張敬蕘不倒，湖南人不安」的口號，戲改成「張德江不倒，廣東人不安」。可以見得，張德江是上下不得人心，這回他若還能原地踏步，甚至於更上層樓的話，那便可以看成是「胡溫」新政的徹底失敗！
也許是張德江時運不濟，剛坐陣廣東，該省就出現了所謂的「怪病」，即後來令全世界為之驚恐的「非典」（SARS）事件。因為起初對疫情的嚴密封鎖，所以錯失了防治的最佳時期，導致此病席捲全中國乃至全世界。不知道是否有天意的存在，並非最早發病地的首都北京繼廣東之後一舉成為了最大的疫區，據說連當時的中共最高領導人江澤民都惶恐得跑到他的舊地上海去「避炎」。讓北京的大官們惶惶不安且不說，此事還導致了張文康等官員的幡然落馬。最先報導「非典」爆發的當然是眾所周知的《南方都市報》，該報的報導對於本想隱瞞疫情的張德江等廣東大員來說無疑是一枚重磅炸彈，這給剛上任的張德江在老百姓的心目中造成了第一個不好的印象，此事非常令張德江不悅。之前的廣東省在社會各領域都有著比較好的口碑，尤其在輿論自由方面更是令其他省市望塵莫及。習慣了底下的媒體違心地按照自己的「旨意」進行報導的張德江這回可是怒火中燒，等到 「非典」風暴基本平息，他便迫不及待地開始了對《南方都市報》的整肅，就這樣，兩位優秀的媒體工作者－該報總編輯程益中和副總編輯喻華峰雙雙入獄，其中喻華峰被以經濟罪名判以重刑，程益中則在海外輿論的壓力下後來釋放。據說，包括前中共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在內的不少中共前高官，都對廣東省當局的做法提出過批評，並異乎尋常地公開呼籲釋放被捕的有關媒體從業人員。任仲夷甚至公開告訴過張德江，不少法學家都認為「南都案」是個冤案，希望當局要認真檢討有關案情，糾正這個錯案。事實上，任仲夷的批評以及法學家們的呼籲對於張德江來說，皆如過眼雲煙。
當然，整肅《南方都市報》並不單單因為 「非典」（SARS）事件，另一件讓張德江騎虎難下的事情便是該報對孫志剛事件的報導。孫志剛事件再一次暴露出了中國社會一直被隱藏的黑暗，《南方都市報》對此事的一系列跟蹤報導給張德江等廣東省的領導施加了無形的壓力，此事最終驚動了中央，最後不得不遵照民意對孫志剛事件進行徹底查辦，並迫使國務院廢除了在當時已經運行了十二年的違憲惡法－－《收容遣送條理》。
在張德江主政廣東的2005年，更可以說是廣東的多事之秋。2005年 7月14日梅州興寧就發生了一起煤礦透水事故，有16人死亡。然而在此次遇難礦工屍骨未寒的情況下，8月7日的興寧再次發生特大礦難，又有123名礦工死亡。經過國務院有關部門派出的調查組詳細調查之後發現，廣東的礦難頻仍是官煤勾結的結果，兩次礦難的煤礦投資者中均有不少的政府官員。出了如此重大的責任事故，奇怪的是，廣東省的大員卻沒有一個人從權力的寶座上跌倒，當然，張德江也是巋然不動。他能在官場上玩得如此穩當，除了他自己的政治智慧以外，當然也和他挂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有一定的關係。
興寧礦難發生的同時，因為土地被強制徵用和出賣而難得合理補償的廣州番禺區魚窩頭鎮太石村民就已經在醞釀一場罷免村官的運動。在完全合理合法的罷免行動中，原先由上級「欽定」的該村村幹部全部被民意趕下陣來。本來此事可以就此作個了結，但當局卻因此感到一種「恐慌」，於是便動用軍警將全村包圍，以武力的方式對村民進行威脅和阻撓，就連前去向村民提供法律援助的人大代表和律師都遭遇到警察的野蠻圍毆和拘禁，對前去的記者同樣沒有心慈手軟。「人民警察」和武警在此過程中都儼然黑社會的打手。
廣東省的慘劇不但沒有因為太石村事件而告一段落，而且愈演愈烈，張德江治下的廣東省汕尾市東洲村，在2005年將要走完的12月6日，再次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軍警屠殺無辜村民的惡性事件。官方媒體報導說只死了三人，而且把事件的主要責任歸咎於當地的村民，但從無數海外媒體的報導中可以得知，被殺害的村民可能達幾十人之多，至少不是官方喉舌們所報導的「三人」。汕尾血案的起因同樣是因為強制征地，得不到合理補償的村民六七個月的維權無果使得官民矛盾進一步激化，不願意讓村民得到他們本應該得到的補償款的地方官員為了保證其既得利益，竟然下令向徒手村民開槍射殺。這顯然是繼 「6.4」之後迄今為止中國的統治者所製造的最大血案。
巧合的是，在東北的吉林大爆炸導致的松花江污染事件之後不久，廣東的北江也難逃被污染的命運。嚴重的鎘污染造成了北江兩岸數城市居民的用水危機，民眾對廣東省委省政府的滿意度再度急劇下跌，廣東作為中國經濟強省的地位毫無疑問會被蒙上以環境污染為代價的陰影，作為廣東省委書記的張德江顯然也難辭其咎！
廣東可以說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省份，鄧小平所劃定的為數不多的經濟特區中，廣東就佔據了一大半，20多年的發展已經奠定了廣東在中國省份的經濟霸主地位。因為有任仲夷等中共黨內鳳毛麟角的開明政治家的執政歷史，廣東不光在經濟上，更是在言論自由方面走在了中國的前列，廣東也因此而成為了其他地方的人一度嚮往的地方。然而非常不幸的是，自從張德江主政廣東，這裡的情況便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通過這幾年這裡所發生的這一切可以看出，正如劉曉波先生的文章中所言：「廣東已經淪為了中國的首惡之區」。在張德江坐陣廣東的短短几年內，發生了如此之多的惡性事件除了張德江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外，最重要的一點還是制度原因。在官權不受制約，媒體監督權力極其有限的現實中國，官員對權力的放縱時刻都有可能引發駭人聽聞的人權和環境災難。一切開明的領導人所帶來的和諧景象都無法得到制度的保障，無法一勞永逸。張德江所領導的廣東省再一次為世人敲響了爭取民主與自由的警鐘，張德江也許會因此而走下中國的政治舞臺，當然，他的表現也足以成為要求他下臺的理由，但走了一個張德江，誰又能保證不會再來一個「張德江」呢？毛澤東發起的「文革」雖然在鄧小平執政時期被否定，但在89 年的6月4日，誰又能阻擋解放軍屠殺學生的子彈？
血腥的歷史永遠與獨裁專制結伴而行，我們在詛咒張德江下臺的同時，更不能停止對民主自由的呼喚和追求！
2006年1月13日
──原載《議報》第23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