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後留給他們的就是21年的勞改生涯。聰明人從小在農村長大，一些重活累活還能吃的消，就是苦了他年輕的妻子。她妻子從小生活在城裡，從沒下地干農活。可是現在要泥裡水裡風裡雨裡，怎麼辦？剛開始的一兩年，年輕的女教師每天都哭著出工，哭著收工，後來習慣了也就沒有什麼了。人在什麼環境下苦不出來呢？
然而最苦的還不是農業勞動，雖說這些勞動讓人每天起早摸黑，沒休沒止的累個死，可被人批鬥被人歧視那是最難受的。那時運動一輪接一輪，每次運動受衝擊的就是地富反壞右，聰明人和他的妻子是右派份子和右派份子的老婆，每次批鬥都有他們的份。
有一次，大隊把聰明人拉去批鬥，因為聰明人「不老實」，據說是和大隊幹部頂了幾句嘴，幹部們就把聰明人捆起來。那是一個大熱天，蚊子很多，聰明人只穿一件短褲。一些10來歲的孩子看到「反動派」，就氣不打一處來，他們一個個上去，你打聰明人一耳光，我扇聰明人一嘴巴，打得啪啪直響。
那時，聰明人真有了死的念頭，多虧好心的鄉鄰徹夜相勸，才讓他打消了死的念頭。是啊，他上有70歲老母，下有未成年的幾個孩子，還有與自己同甘共苦的妻子，要是死了誰去照應他們啊；再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兩位都是文化人，將來一定會有出頭之日的。
文革結束後，聰明人做了中學教師，那時他已經51歲了。後來由於他長於寫作，調到縣裡編寫縣誌，在這段期間，由於不慎，和一個年輕的姑娘有染，為此被開除公職。現在僅靠他妻子600元的退休工資與妻子勉強度日。
我認為聰明人可憐不僅因為他有痛苦的經歷和晚年艱難的處境，更主要是聰明人一直沒有弄清為什麼有這些苦痛的經歷，他和他美麗妻子的青春歲月是被誰耽誤了！
我與聰明人的兒子是初中的同學，一次到他家去玩，發現一本文稿紙，我一看，是一本詩稿，詩的題目叫《洪湖漁歌》，那時候也正放《洪湖赤衛隊》，而這位正生活在最低層的右派也沒有忘記為黨歌功頌德，好像自己受的十多年的勞改之苦是罪有應得，偷偷在家寫起詩來。那時，我也聽我的父母和聰明人的妻子說過，他（指聰明人）吃虧就吃在好說話上，那時要不是得罪領導怎麼能被打為右派？人們把好說話也認成了罪過了，似乎只要不說話，就不會打成右派。
80 年代初，聰明人一家遷往縣城，一晃又是二十多年過去，聰明人變成了老聰明，前不久聰明大嬸回了一趟老家，聽她說，聰明人現在又辦了一件傻事，說聰明人最近寫了一本書，是寫中共早期革命的。歌頌當時的共產黨怎麼進行武裝鬥爭，怎樣打家動舍。可惜書印出來後，沒有幾人買。於是欠了一屁股。本來年近80，想寫點什麼留給後人，也賺點錢改變一下眼前的窘境，沒想到弄得雪上加霜。出版社多次索債，說的話很不好聽，正如聰明大嬸說的一樣，像刷嘴巴一樣難聽，可是沒錢給人家，也只好聽任別人「輕視」了。
聰明人從青年到老年，一至都沒有認清黨的嘴臉，他在國內這種環境下，他已被中共完全洗腦，80高齡還不忘記為中共歌功頌德，您說可憐不可憐！
聰明人比我的父母大幾歲，是我父輩心中的偶像，也是我少年時代佩服的人（佩服他有滿腹的文才），可如今回想起來，是多麼的可憐，因為他到了晚年也沒有認清中共。這也使我想起了劉賓雁老先生，這位老先生在我少年和青年時，是出了問題的人（這是我老師說的話），而在我今天看來，他是最早認清中共嘴臉、為人民說真話的人，是真正的了不起的人，他活得明白，死得無憾。
於是我萌生一個願望，在聰明大伯有生之年，一定得找他談談，更讓他瞭解一下外面的世界。讓聰明大伯真正的聰明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