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胡藍黨案，即胡惟庸黨案與藍玉黨案，作為一種歷史現象，其本質就是明朝開國皇 帝朱元璋為了鞏固皇權至高無上的地位，大開殺戒，把開國元勛一網打盡。開國皇帝殺功臣，一向是敏感話題。
首先觸及這一話題的是吳晗，1934年他在《燕京學報》上發表了《胡惟庸黨案考》，廣泛收集史料，進行嚴密細緻的考證，把已經變得撲朔迷離的胡惟庸黨案的真相揭示出來。他說：胡惟庸黨案的真相到底如何，即使明朝人也未必深知，這原因大概是由於胡黨事起時，法令嚴峻，著述家多不敢記載此事。時過境遷以後，實在情形已被湮沒，後來史家只能專憑《實錄》，所以大體均屬相同。他在論文中一針見血地指出胡惟庸黨案的要害："胡惟庸的本身品格，據明人諸書所記是一個梟猾陰險專權樹黨的人。以明太祖這樣一個十足地自私慘刻的怪傑自然是不能相處在一起。一方面深慮身後子懦孫弱，生怕和自己併肩起事的一班功臣宿：將不受制馭，因示意廷臣，有主張地施行一系列的大屠殺，胡案先起，繼以李案，晚年太子死復繼以藍案。胡惟庸的被誅，不過是這一大屠殺的開端。"然而幾十年後他修訂出版的《朱元璋傳》，卻見不到如此鋒芒畢露的分析了，只是在書中輕描淡寫一筆帶過，迴避了這個尖銳而又敏感的話題。當然他也有他的難處，生怕引起新朝當權者的猜忌。但是歷史是無法迴避的，讀明史首先就會遇到這個問題。對於一個歷史學家，不存在甚麼該講甚麼該迴避的歷史現象，秉筆直書歷來是史家的基本史德。
直白的說，胡惟庸黨案與藍玉黨案是朝廷高層權力較量的必然結局。由於與朱元璋共同打天下的開國元勛的特殊貢獻與特殊地位，勢必形成相權與將權分割皇權的現象，這對於朱元璋這個權勢欲極強，又有政治手腕的皇帝而言，是無法容忍的。此公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大權旁落，而那些文臣武將們以為開國有功，趾高氣揚，飛揚跋扈，如果不加以制服，那麼他的子孫繼位之後，局面將會不可收拾。這樣，矛盾激化了。朱元璋抓住兩個有把柄的實權人物－－左丞相胡惟庸和大將軍藍玉－－開刀，然後蔓延株連，把那些威脅、削弱皇權的開國元勛，以及那些並不威脅、削弱皇權的開國元勛，不分青紅皂白地統統處死，形成明朝初年政治史上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一頁。
當然，開國元勛並非沒有問題，不少人居功自傲，肆無忌憚，確實是不爭的事實。洪武六年，朱元璋鑒於開國元勛多倚功犯法，凌暴鄉里，地方官奈何不得，十分不滿，特命工部製造鐵榜，鑄上申戒公侯的條令：凡是公侯家人倚勢凌人，侵奪田產財物，私托門下影投差徭者，處以斬刑。這種做法似乎和戰國時代的 "鑄刑鼎"有點類似。法律條文要用鐵榜這種古老的形式來公布，一方面說明那些被封為公侯的開國元勛們依仗功勞權勢而違法亂紀，已經達到非常嚴重的地步了：另一方面說明主張"治亂世用重典"的朱元璋不能容忍功臣們過於放肆。在這個禁令中已經隱約透露了日後要毫不留情地予除的信號。
朱元璋成為開國皇帝后，昔日的謀士二李善長出任左丞相，猛將徐達出任右丞相，徐達帶兵在外作戰，實權操於李善長之手。
李善長是在朱元璋攻略滁陽後，接納下來的謀士，在帥府決斷進退賞罰章程。朱元璋稱吳王時，他出任右相國，充分展現他裁決如流的才幹。洪武元年順理成章地擔任左丞相，封韓國公，在朝廷上位列第一，當他的兒子被皇帝招為駙馬後，權勢更加顯赫，成為朝廷中掌握實權的淮西集團首領。朱元璋對於淮西集團權力過於膨脹，從而威脅到他的皇權，是有所提防的。他有意撤換李善長，為此向劉基請教合適人選。
劉基，字伯溫，浙江青田人，以元末進士出任地方官。朱元璋打到浙東後，禮聘他為謀士。足智多謀的劉基向他的主公提出削平群雄的謀略－－先圖陳友諒，後取張士誠，再北伐中原，幫助朱元璋成帝業，其功勞並不遜色於李善長。由於他不是淮西集團中人，開國後大封功臣時，只封為誠意伯，歲祿240石，與李善長封為韓國公，歲祿4000石，相去甚遠。而且他只不過是御史中丞(御史臺的副長官)，並無多大實權。
朱元璋對劉基頗為信任，為了撤換李善長，另擇丞相人選，而徵求他的意貝，君臣之間有一場推心置腹的對話：
劉基雖然受到李善長的排擠，仍然出於公心勸導主公不要撤換李善長："善長勛舊，能調和諸將。"
朱元璋說："是數欲害君，君乃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
劉基深知在淮西集團當權的情況下，難以在朝廷施展手腳，堅決辭謝。
朱元璋又問：楊憲如何？
劉基並不因為與楊憲有私交而說昧心話："(楊)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己無與者也，(楊)憲則不然。"
朱元璋又問：汪廣洋如何?
劉基說："此偏淺殆甚於(楊)憲。"
朱元璋又問：胡惟庸如何?
劉基說："譬之駕，懼其僨轅也。"在劉基看來，胡惟庸最為糟糕，好比一匹劣馬，叫它駕車，必然會翻車壞事。
朱元璋見以上人選都不合適，再次邀請劉基出任丞相："吾之相，誠無逾先生。"
劉再次推辭："臣疾惡太甚，
又不耐繁劇，為之且辜上恩。天下何患無才，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諸人，誠未見其可也。"
但是後來朱元璋還是根據李善長的推薦，選擇了胡惟庸－－一個遠不如李善長善於出謀劃策，卻精於拍馬奉承玩弄權術的小人。胡惟庸是李善長的同鄉 (都是定遠人)，在朱元璋攻克和州時歸附紅巾軍。洪武三年，因李善長的提攜拜中書省參知政事，不久代汪廣洋為中書省左丞。以後又拜右丞相，繼而為左丞相。由於他逢迎有術，深得朱元璋寵信，形成一人獨相的局面。正如《明史》所說："帝以(胡)惟庸為才，寵任之，惟庸亦自勵，嘗以曲謹當上意，寵遇日盛。獨相數歲，生殺黜陟，：或不奏徑行。內外諸司上封事，必先取閱，害己者匿不以聞。四方躁進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職者爭走其門，饋遺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活脫脫一副小人得志不可一世的嘴臉。大將軍徐達得悉他的姦猜行徑，深惡痛絕，把他的劣跡上告皇帝。胡惟庸得知後，引誘徐達府上的門房，企圖加害徐達，雖然未能得逞，此人心計毒辣的小人心態卻暴露無遺。他自恃與李善長關係非同一般(自己的侄女嫁給李善長的侄子為妻，結成姻親)；有這樣的元老重臣為後盾，胡惟庸更加膽大妄為。
劉基鑒於在朝廷難以立足，於洪武四年告老回鄉，怕遭致政治災禍，索性隱居山中，不再與聞政漢，每天以飲酒下棋為樂，口不言功。他想逃避現實，但政治鬥爭的漩渦仍然把他捲了進去。胡惟庸獲悉劉基曾在皇帝面前說他無能，懷恨在心。當時胡惟庸以左丞掌中書省事，指使親信官員攻擊劉基，無中生有地誹謗劉基用有"王氣"的十地營造自己的墳墓，圖謀不軌，刺激朱元璋的猜忌心理。結果是在意料之中的，劉基被剝奪了官祿。劉基懼怕帶來更大的禍水，趕赴南京當面向皇帝請罪，並且留京不歸，以明心跡。不久胡惟庸當上了左丞相，劉基大為悲慼："使吾言不驗，蒼生福也。"從此憂憤成病，沒有多長時間就死去了。關於劉基的死因，後來胡惟庸案發，有人告發說，劉基是胡惟庸毒死的。
對於劉基的死，孟森十分感慨地說：劉基的歸隱，實為懼禍，激流勇退。(朱)元璋視其為張良，因而他倆之間知無不言，言聽計從。劉基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定，人莫能測，(朱)元璋每恭己以聽，呼為老先生。然而激流勇退尚且不免於禍。
朱元璋後來與劉基的兒子談起此事，把責任一古腦兒推到"胡黨"身上。他說："劉伯溫在這裡時，滿朝都是黨，只是他一個不從，吃他每蠱了。"那意思是說劉基是被"胡黨"毒死的。他還說："劉伯溫在這裡時，胡家結黨，只是老子說不倒。"朱元璋公開對外也是這樣說："後來胡家結黨，(劉基)吃他下了蠱。只見一日(劉基)來(對)我說：上位，臣如今肚內一塊硬結怛，諒看不好。我朝人送他回去，家裡死了。後來宣得他兒子來問，說道漲起來緊緊的，後來瀉得癟癟的，卻死了，這正是著了蠱了。"一口咬定劉基是被胡惟庸毒死的。但是據吳晗考證："劉基被毒，出於明太祖之陰謀，胡惟庸舊與劉基有恨，不自覺地被明太祖所利用。"如果吳晗的考證正確，那麼劉基的死，就更具有悲劇色彩。朱元璋對親信存有二心，連視為張良的劉基也不放過，卻輕信胡惟庸，聽任他胡作非為，又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憑他的權力威望，"胡家結黨"他真的"說不倒"嗎?後來終於對胡惟庸下手，其實也是對親信存有二心的邏輯發展。
胡惟庸的專斷獨行，使相權與皇權的衝突明朗化了。胡惟庸之前，李善長小心謹慎，徐達經常帶兵在外，汪廣洋只知飲酒吟詩，相權與皇權的矛盾不甚明顯。胡惟庸為相七年，大權獨攬，使朱元璋覺得大權旁落，除了剪除別無選擇。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宣布以"擅權植黨"罪處死胡惟庸。以"擅權植黨"罪處死胡惟庸綽綽有餘，要以它來羅織一個"胡黨"，株連一大批功臣宿將，卻未免牽強附會。
為了把罪網羅織得更大，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在胡惟庸死後，他的罪狀逐步升級，顯然醉翁之意不在酒，是要置那些"胡黨"於死地。明代的心腹大患是"北虜南倭"，由此著手製造罪狀最具殺傷力，於是乎胡惟庸死後罪狀升級為"通倭通虜"，用它來株連開國元勛。平心而論，胡惟庸的被殺完全是咎由自取，但受胡惟庸牽連被殺的大批功臣完全是無辜的。胡案實際上成為朱元璋整肅功臣的藉口，凡是他認為心懷怨望的，行為跋扈的大臣，都被加上"胡黨"的罪名，處死抄家。
洪武二十三年，即胡惟庸被殺十年之後，罪狀又升級為"謀反"。朱元璋唆使親信精心策劃，唆使李善長的家奴盧仲謙無中生有地告發李善長與胡惟庸往來勾結，串通謀反。看得出來，朱元璋要藉此除掉李善長，他冠冕堂皇地說："(李)善長元勛國戚，知逆謀不發"，"狐疑觀望懷兩端，大逆不道"。這當然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七十七歲的李善長及其一門七十餘人被殺，純屬冤案一樁。一年以後，解縉上疏為其申冤，他起草的《論韓國公冤事狀》，由郎中王國用冒死呈上，大意是：李善長為陛下打天下，是第一勛臣，假使幫胡惟庸成事，也不過如此，況且他已經年邁，根本沒有精力再折騰，何苦如此!朱元璋看了以後，無話可說，可見他也默認是枉殺。
與此同時，朱元璋又策劃陸仲亨的家奴告發陸仲亨與唐勝宗、費聚、趙雄三名侯爵，串通胡惟庸。"共謀不軌"。一場"肅清逆黨"的政治運動鋪天蓋地而來，株連被殺的功臣及其家屬共計達三萬餘人。為了平服人心，朱元璋特地頒布《昭示姦黨錄》，株連蔓延達數年之久。連一向與胡惟庸關係疏遠的"浙東四先生"也未能倖免，葉 以"胡黨"被殺，宋濂的孫子宋慎也牽連被殺，宋濂本人則貶死於四川茅州。
後世史家對胡惟庸黨案頗持懷疑態度。王世貞就對胡惟庸"謀反"之說表示難以相信：
談遷說得更加明確："惟庸非叛也"，乃"積疑成獄"，可謂一語道破。
藍王黨案也是如此。藍玉是開平王常遇春的妻弟(小舅子)，在常遇春麾下勇敢殺敵，所向披靡，堪稱常勝將軍，戰功顯赫。洪武二十年升為大將軍，兩年後進封諒國公。皇恩浩蕩之下，藍玉忘乎所以，驕橫跋扈，使朱元璋感受到了將權與皇權的衝突。於是除的網羅正在悄悄逼近。洪武二十六年，錦衣衛指揮蔣獻誣告藍玉"謀反"，說他與景川侯曹震等公侯企圖趁朱元璋出宮舉行"藉田"儀式時，發動兵變。裝模作樣審訊的結果，連坐族誅達一萬五千人，把打天下的將領幾乎一網打盡。為了顯得名正言順，朱元璋特地下手詔，頒布《逆臣錄》，其中包括一公、十三侯、二伯。
從保留下來的《逆臣錄》可以一眼看出，
當時羅織罪狀的伎倆實在拙劣得很。陳四益《羅織的證據》一文對此嘲諷道：由於審訊者心思不夠細密，留下了許多破綻。比如，一個名叫蔣富的招承，說是藍玉出征回來，請他吃酒，在酒席間，藍玉對他說："老蔣，你是我的舊人，我有句話和你說知，是必休要走了消息。如今我要謀大事，已與眾頭目每都商量定了，你回去到家打聽著，若下手時，你便來討分曉，久後也抬舉你一步。"這個"老蔣"是誰呢?
只是藍玉家一個打漁網戶。另有一名叫張仁孫的供道，說是因為出征回家，前去拜見，藍玉對他們說，要成大事，要張仁孫等各置軍器，聽候接應，如日後事成時都與大官人做。這個張仁孫是誰呢?當初只是鄉里一個染匠。藍玉如果真想謀逆，自然應當十分謹慎，這樣殺頭滅族的事情，哪裡有見人就說的道理?何況還是些無足輕重的打魚網戶和染匠。僅此一點，這些口供的可靠性就大可懷疑。《逆臣錄》是如此這般炮製出來的，目前已經散佚的《昭示姦黨錄》可信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開國第一功臣徐達因為一向反對胡惟庸，所以無法牽連進"胡黨"，他死時藍玉黨案還沒有爆發，當然與"藍黨"無關，但是他也沒有倖免。洪武十八年他患上了極為凶險的背疽，按中醫的說法，忌吃蒸鵝。朱元璋偏偏派人送一隻蒸鵝給他吃。徐達心知肚明，皇上不希望他繼續活下去，只好當著來人的面，流著眼淚吃下蒸鵝，沒有幾天就一命嗚呼了。曾經向朱元璋建議"高筑牆，廣積糧，緩稱王"的朱升，預感到主公疑忌功臣，眾醉而獨醒，洪武三年就申請告老還鄉，還是顧慮 與兒子朱同難保平安無事，特地向皇帝請求賞賜"免死券"。
第二年，朱升壽終正寢，享年七十二歲。他的兒子朱同卻並未得到"免死券"的庇護，最後還是死在朱元璋的手下－－賜自縊。令人唏噓不已!
開國功臣慘遭大屠殺後，朱元璋才說："自今胡黨藍黨概赦不問。"其實已經殺得差不多了，不過是一句顯示皇恩浩蕩的廢話而已。
一個出身卑賤的遊方僧，當了皇帝以後，權勢欲如此強烈，絲毫容不得對皇權的潛在威威脅，大張旗鼓地羅織罪狀，殺戮功臣，必欲"除惡務盡"方才罷休。縱觀歷史，這樣的大屠殺恐怕算得上絕無僅有之事。個中緣由值得每個讀史者細細玩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