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大屠殺後，中共官方的任何努力都無法緩解意識形態危機，只能靠發展經濟來製造「ＧＤＰ合法性」或「政績合法性」。但跛足改革帶來的惟利是圖、普遍腐敗和兩極分化，也使曾經備受支持的改革遭遇到越來越強烈的質疑，民眾對改革的基本共識已經不復存在。雖然當局不斷變換意識形態口號，並祭出獨裁化民族主義來轉移國內不滿，也無法重新凝聚起民心。所以，中共維持政權的主要方式，除了慣用的政治恐布之外，只能乞靈於經濟高增長和利益收買。
於是，發號施令的政權、執行命令的官員和被統治的平民，三者的行為方式皆建立在利益至上對人性良知和社會規則的踐踏之上。
為保權力，不擇手段
一，中共當局為了維持政權和權貴利益，一味地追求經濟高增長，而全不顧及人權的、道德的、環境的巨大綜合代價。政府行為在普世道義和法治約束之外運行。它固守一黨獨裁，可以用「離開了中共將天下大亂」的虛構前景來恐嚇；它堵死政治改革，可以用民眾素質低下和經濟滑坡來辯護；它對人權的肆意踐踏，可以用「鎮壓是為了穩定和發展」的國家利益加以辯護；高層決策的朝三暮四、翻雲覆雨，可以用「摸著石頭過河」或「與時俱進」加以掩飾；普遍的權貴腐敗、懸殊的貧富分化和極端的社會不公，可以用「改革代價論」加以合理化；它對國際主流社會的道義壓力，可以用「國情特殊論」來加以應付。總之，中共當局已經變成徹頭徹尾的機會主義政權，只要能保住政罐及其其權貴利益，怎麼幹都行！
罔顧道德，不負責任
二，官員們的行為在從政道德及其責任之外運行：他們執行上級指令，不是出於從政信念和職業道德，而是基於烏紗帽及更大的既得利益；他們對上級指令做「上有政策而下有對策」的抵抗，是基於地方利益和小集團利益，而這些利益最終要量化到各級權貴家族及其個人；他們對民間的和平反抗進行暴力的黑社會化的鎮壓，是為了對民間進行敲骨吸髓的榨取。而且現在的官員都不願意在各類文件上簽下個人的名字，特別是那些「干髒活」（擔任鎮壓性職務）的官員更不願意留下白紙黑字，以便逃避責任。
金錢外交
三，中共當局實行「金錢外交」，用經貿利益換取政治支持。放眼世界各國元首的環球旅行，似乎誰也不如中共寡頭們有錢且大方。不發達的窮國也好，早已發達的富國也罷，與中共同病相憐的獨裁國家也好，與中共對立的自由國家也罷，皆要對懷揣超級金卡的中共寡頭刮目相看。儘管中共在政治上的僵化屢屢讓西方失望，但北京政權的「金錢外交」讓歐州大國不斷討好中共獨裁者，中國高速增長的經濟也讓西方大資本爭相進入，即便不是在中國市場上賺得手舞足蹈，超碼也要在巨大的中國市場上搶佔儘可能大的份額。所以，中國市場變成了美國的華爾街、波音、微軟等大資本的寵兒。
另一方面，中共運用四處撤錢的辦法來收買那些無賴國家。它用慷慨援助收買朝鮮、古巴、緬甸等殘餘極權國家；與蘇丹、敘利亞、辛巴威等臭名昭著的流氓政權展開大規模合作、簽署了大量能源協議；北京將向德黑蘭投入一千億美元，開發伊朗亞達瓦蘭（Ｙａｄａｖａｒａｎ）油田，向伊朗購買石油和天然氣。這是迄今為止伊朗與外國做的最大一筆生意。
普遍厚黑化
四，當下中國人的生存之道及其交易行為，不僅在個人的責任和良知之外，也在正式的法律規則之外。精英變得越來越無恥，民眾變得越來越犬儒，個人的雙重人格及其對尊嚴的自戕自賤越來越普遍，導致了個人操守和社會公德的雙重死亡。而這種普遍的厚黑化或「狼性化」，居然都可以用舶來的「經濟人理性」來加以合理化── 只要是理性人追求以最小成本換取個人利益最大化，無論怎麼幹，都天經地義，正如中國俗語所言：「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也正如那些「狼圖騰」崇拜者所言： 「生存是什麼？生存就是不擇手段地活著。你可以卑鄙，你可以無恥，你還可以下流。只要能在這個世界上活下去就好。．．．．．．吃草的未必是仁慈，吃肉的未必是殘忍。我是一隻狼，注定了是一隻狼，一隻鋒牙利爪的狼，鮮血與死亡是我生命的源泉。我只要活著就必須有什麼東西去死。當所有的牛羊沐浴在陽光裡自由自在地吃喝時，那就意味著我死了。」
政治冷漠，物慾橫流
五，與發家致富和利益收買並駕齊驅的，一方面是民眾遠離公共事務和政治參與的冷漠麻木，另一方面是消費主義和享樂主義時尚的盛行。官方鼓勵人們把所有精力投入到豪華的物質享樂和庸俗低級的文化消費上。這種強權下的消費主義享樂主義的代價，是讓本來就極端匱乏的公共參與自由變得更加匱乏，是社會責任感的普遍喪失，是嚴肅話題和人文關懷的邊緣化。它造就了政治冷漠、道德麻木的公眾。當絕大多數人都馴順於收買或要挾之下的時候，政治鎮壓只對極少數無法收買者和無所要挾者，足矣！
二００六年三月二日於北京家中
轉自《動向》２００６年３月號(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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