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宦官專權，歷史記載必定稱之為「亂政」，人們更將其與為非作歹、禍國殃民聯繫起來，其實這是一種儒家正統觀點的思維，並非一種必然。通常而言，宦官的權勢完全來自君王的寵幸，放得出也收得回，且歷代宦官多來自民間底層，因生活所迫，走投無路而自願進宮的，通常學識淺薄、無甚大志，幹不出太禍國殃民的事來。而明代宦官專權之所以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一方面源於宦官外臣之間激烈的權力鬥爭，另一方面則在於道德崩潰，士風萎靡，世風日下，奴性抬頭。如《明史》所言：「明代閹宦之禍酷矣，然非諸黨人附麗之，羽翼之，張其勢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崇禎也這樣嘆息過：「忠賢不過一人耳，外廷諸臣附之，遂至於此，其罪何可勝誅！」
明代權力臻極的太監，除天啟時的魏忠賢之外，另一個就算正德時劉瑾了。劉瑾，陝西興平人。「本談氏子，依中官劉姓者以進，冒其姓。孝宗時，坐法當死，得免。已，得侍武宗東宮。」(《明史列傳192》)武宗即位之後，原來在東宮伺候的太監都「以舊恩得幸」，時稱「八虎」，劉瑾即為「八虎」之首。劉瑾原是市井混混出身，在宮裡「日進鷹犬、歌舞、角抵之戲，導帝微行。帝大歡樂之，漸信用瑾，進內官監，總督團營。」
得志後的劉瑾最後做到了司禮監的秉筆太監，這本來是秘書腳色，權力可大可小，視皇帝勤政或倦政與否。偏偏武宗耽於玩樂，怠於政事。劉謹剛開始也不敢擅專，但每有請示，「武宗輒叱曰『吾安用爾為？而一煩朕！』自是不復奏，事無大小，任意裁斷，悉傳旨行之，上多不之知也。」(《明史紀事本末，卷四三》)武宗則樂的清閑，搬出皇宮，在西華門建造所謂「豹房」，通宵達旦地尋歡作樂，劉謹得以代替皇帝硃筆票旨而取得大權。當時內外章奏，主管官員「先具紅揭投謹，號紅本，然後上通政司，號白本」。白本是送給武宗看的，這只是履行一個程式、決定權全由劉。因此，內閣撰敕，或「逆探理意為之」，或「至理處請明，然後下筆」，(《明史列傳192》)最後，劉索性拿回去「自於私宅擬行」，儼然如民間所諷的「立」皇帝。
劉謹並非無能之輩，也未曾將國事當作兒戲。史載，劉謹將奏章帶回私第後，都與他的妹婿禮部司務孫聰及華亭人張文冕商量參決，再由大學士焦芳潤色，內閣李東陽審核之後頒發。還是頗為慎重的。用事期間，他針對時弊，對政治制度作了不少改動，推行過一些新法。即所謂「劉謹變法」。據《明史》，「給事中屈銓、祭酒王雲鳳請編瑾行事，著為律令。」另據《明通鑒武宗》「『辛醜，兵科給事中屈拴，請頒行劉謹所定《見行事例》，按六部為序，編集成書，頒布中外，以昭法守。詔『下廷臣議行。』」不過，對於專權太監，正史從不可能有絲毫正面評價，所以其《見行事例》所擬的改革措施及成效如何，史料基本不載。不過據《明史列傳192》，「廷臣奏瑾所變法，吏部二十四事，戶部三十餘事，兵部十八事，工部十三事，詔悉釐正如舊制。」如此看來，其措施大概涉及四部，包括人事、民事、軍事方面共85項措施。
現在只能從一些相關的記載裡面，粗略瞭解劉謹的一些改革措施，其中有建立內廠鉗制東西廠的權力，「時東廠、西廠緝事人四出，道路惶懼。瑾復立內行廠。」此外，「瑾峻刑」，其執法很嚴，頗有朱元璋之風。對於打擊官員失職和貪污腐敗不遺餘力，以獨特的「罰米例」，對失職官吏以罰米為單位的俸祿為手段，「丁末，工科給事中吳儀核寧夏、固原等處倉場秋坯虧折之數，劫歷任巡撫都仰史徐廷薄……等十六人，侍郎碩佐及管糧郎中、副使、金事徐鍵等十八人，又通判董全等一百八十八人，又以馬價鹽課劫巡撫寧夏全都御史劉憲、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楊一清及苑馬寺卿、全事、知府、間知及管屯衛宮十餘人，皆入罰米例，重者五百石，輕者三百石以下，致仕者半之。」又，「辛醜，給事中白思誠、御史儲珊等，復參遼東倉庫自弘治十五年至正德三年前後各任椰移虧折之數，遂及都御史王宗彞……及郎中、給事中、御史等凡數十人。除病故者勿追，余俱各罰米輸邊，自一千石以下有差，其中所罰有至再至三者。」(《明通鑒武宗》)
劉謹的改革措施還包括降賦稅，減輕農民負擔。「三月，甲辰，振浙江飢……又停止本年應解雜款銀六萬兩以寬民力。」建立官員不定期考察制度，「己酉，詔吏部考察京宮不必以時。」為避免戰事發生時各鎮守將領擁兵自保或各自為戰，邊防方面，「乃請仿王越、秦等故事，仍設文職大臣總制三達，鎮、巡以下皆受節制」，對於屯制，劉謹下令作重新的全面勘查，清理了一些假冒的不法之事，整頓鹽法亦有成效，「秋，七月，戊戌，劉復矯旨造御史喬岱等往核兩浙鹽課，追論歷次巡鹽御史及運司官賠償商課，自數千兩至數百兩，按歷年深淺及大課多寡以定陪納之數，皆令輸京師內承運庫。」(《明通鑒武宗》)
劉謹用事期間，組織編纂了《通鑒纂要》，此外，調整過各省的科舉錄取名額，增加西部地區陝西、河南、山西等地錄取人數，降低了江西錄取人數。還有一些不拘禮法，在當時看來很奇怪的舉措，如「令寡婦盡嫁，喪不葬者焚之」等，為時人所側目。
值得一提的是，劉謹雖為宦官出身，但他專權期間卻禁止太監干政，限制宦官權力，「當瑾專政時，有所請多不應，永成、大用等皆怨瑾。」他的親信都是外臣，如內閣學士焦芳、劉宇、曹元，尚書畢亨、朱恩等，並無一個宦官，以至遭內廷嫉恨，頗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又成了他倒臺的重要原因。
正德五年，安化王朱置鐇造反，劉謹「起都御史楊一清、太監張永為總督，討之。」叛亂平定之後，張永回京，「獻俘畢，帝置酒勞永，瑾等皆侍。及夜，瑾退，永出置鐇檄，因奏瑾不法十七事。帝已被酒，俯首曰：「瑾負我。」永曰：「此不可緩。」永成等亦助之。遂執瑾，繫於菜廠，分遣官校封其內外私第。」就這樣，趁皇帝喝得醉醺醺的時候，造成了一個既成事實。不過武宗還不想嚴懲劉謹，「次日晏朝後，帝出永奏示內閣，降瑾奉御，謫居鳳陽。」到抄家的時候，因為太監們事先作了手腳，結果「得偽璽一，穿宮牌五百及衣甲、弓弩、哀衣、玉帶諸違禁物。又所常持扇，內藏利匕首二。始大怒曰：「奴果反。」趣付獄。獄具，詔磔於市，梟其首，榜獄詞處決圖示天下。族人、逆黨皆伏誅。」(《明史列傳192》)
受凌遲之時，劉謹已是花甲之年，真要說謀反，恐也是心有餘力不足罷了。敗亡之後，因為沒有生殖器，唾罵之外，曾經有過的政績也一筆勾銷，就此湮滅掉了，在歷史中只余微弱的痕跡。劉謹專權時間不長，只從正德二年到五年的數年而已，正史對其列出的罪名基本可歸結為收受賄賂，殘害忠臣兩條。《明通鑒》說，剛開始「謹初通賄，望不過致百金，(劉)宇首以萬金贄，謹大喜曰：『劉先生何厚我！』」倒了後來，則發展到「凡入覲、出使官皆有厚獻。」這一軌跡，基本是不受監督的掌權者必經之路。至於成昌敗亡的權力鬥爭，則興衰無常，沒有永遠的勝利者，亦是皇權政治的必然，王安石、張居正尚不能免，作為閹人，劉謹更注定會成失敗者，這不足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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