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姑父我很少見到，在我的記憶中自從八十年代初，我到縣城上學後，二十幾年來都沒見過姑父了。就算是當年在老家時，除了每年春節後的拜年能偶爾碰到姑父，平常也是見不到的。這一則是因為姑父村離我村有二十來里山路，來一次本也不太容量；再則自己是孩子，大人們的事無須參與，也就沒機會去姑父家。所以姑父在我的記憶中真是如夢如幻般模糊而飄渺。然而二十幾年來，我無論走到哪裡，每當看到因痛苦而扭曲的臉時，總會情不自禁地想起姑父。這種聯想一再促使我去搜尋那久遠零碎的記憶，以期拼湊組合出一幅完整的姑父形象圖。
姑父家是我們公社（後來改為鄉）有名的地主，當時人民公社革委會的辦公樓就是沒收他家的房子。姑父家被定為地主，當然這主要是姑父父親的事，因為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時，姑父才十幾歲，正在上初中，顯然他本人是不存在剝削別人的。姑父家雖然是地主，但姑父的父親在當地是有名的大善人。他不僅碰到災年時主動給佃戶免租，而且還開倉賑災，平日自己也跟長工們一塊下田勞動，鄰里鄉親有什麼困難相求時，他總是盡力幫助，所以中共建政後，蒐集他的罪狀時，辛苦不少卻收效甚微。但隨著時間推移，他家遭受的衝擊卻越來越大。起初沒收土地時，他家二話沒說就全部奉上，並且從內心感覺自己真不該有那麼多田地，分給村民種是應該的，雖然後來又將最差的田分了點給他，但他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妥；後來沒收房屋時，他家也覺得反竟自己住不了那麼寬，收了就收了；再後來他們被趕到了兩間小柴房中時，他們仍覺得受點苦也無所謂；最後他們被趕出了村莊，被迫住到村後山上的破廟中，但畢竟還在熟悉的鄉土上，他們仍沒有絕望，仍努力按照人民政府的要求改造著自己。姑父就是住在柴房中的時候跟姑媽結的婚。
姑媽是我父親的堂妹，原本是想留在家中招親的，因為我祖父三兄弟，老二（也就是姑媽的父親）去世很早，只留下姑媽一人。我祖父跟他三弟為保住老二這一脈的延續，就打算讓姑媽在家招親。誰知姑媽在十幾歲時，漸漸表現出神經有問題的跡象，並且越來越嚴重，後雖經多方醫治，生命得以保全，但總還是語無倫次，使人接觸後一跤談，就知其精神有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姑媽在家招親就非常困難了，好一點的男人不願上門，太差的男人兩人在一起就沒法生活。沒辦法，只好外嫁他鄉。由於精神有問題，外嫁顯然也難找好的人家。在那個階級專政壓倒一切的歲月，地主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就是農村中最下等的人，在農村中娶親自然就非常困難。於是經人介紹，有精神問題的姑媽就嫁給了有階級問題的姑父，成就了一樁有典型問題的婚姻。
結婚幾年中，姑媽先後生了兩男一女。那女孩出生幾個月後就發現有問題，屬先天性痴呆，幾歲後也能說話，但比姑媽表現出更嚴重的語無倫次，顛三倒四。好在兩個男孩還算正常。然而隨著文化大革命的到來，姑父一家在被趕入破廟後，顯然仍沒有消解革命小兵們的階級仇恨，為了防止姑父家求神保佑，讓革命群體消除鬥爭的思想顧慮，姑父一家又被勒令搬出破廟住進山上搭的一個茅屋中。隨著文化大革命的日益深入，姑父隔三差五要接受革命群眾的批鬥。我姑媽原本也是要陪斗的，因為她的精神有問題，革命群眾發現鬥起來不夠剌激，於是就發揚了一把人道主義精神，讓她免於陪鬥。可是我姑媽不知這是恩待，竟然經常自己跑到台上陪姑父挨鬥。
當然這一切有關姑父挨斗及姑媽主動陪斗的事，都是多少年後我偶爾聽父母談起的。當我懂點事，能記起見到姑父，那已是上世紀七十年代的事了。
記得1972年春節的大年初二的下午，我跟本家的堂兄弟們一塊在祖父住的老屋玩捉迷藏。那是一種我小時候在家鄉玩得最多的遊戲，就是一個人在一定的區域內去找別的躲藏的小夥伴。
我老家的老屋，那是我們當地有名的建築。據說在清朝初期，我們村是全縣最富有的村，因此全村房屋建設是統一規劃。一棟棟房屋依山面水，錯落有緻，並且房屋互相連接，縱使下大雨時，從村南走到村北都不會踩濕鞋子。由於這種相連，村中的一些老屋透光條件就不太好，常顯得高深而陰暗。我祖父就住在這樣一套高深的大院中。每年春節期間，這裡是整個家族聚集接待從外村前來拜年的親戚的地方。自然小孩捉迷藏玩耍也就多選在此地。
臨近傍晚，正當我們玩得高興的時候，輪到了我去找別的孩子。當我一間間房屋尋找過去時，一個個自以為躲藏得巧妙的夥伴被我先後糾了出來，這種成功極大地鼓舞著我，正當我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中時，一個夥伴告訴我說有兩個小孩躲進了後院，量我不敢進去找他們。我正在勃勃興致中，心想哪怕他們躲到天邊也相信自己能找到。於是我毫不猶豫地獨自往大宅子的深處－－後院尋找過去。
後院是由一排小廂房連著深入到了山中的一棟房。就是在艷陽高照的大中午，後院在後山的參天古樹遮蔭下，也顯得陰森而冷清，因為那地方放著祖父的棺材及一些家中不用的破舊東西，平常是很少有人進去的。
冬天的天黑得特別早，大概才五點來鐘，天就有點朦朦朧朧，又加房屋本來較暗，可見度就很低，找人自然就很有些困難了。
隨著往大院深處走，我的心在不斷提緊，一種莫名的恐懼使我幾次想止步返回，然而孩子好強的心裏又促使我不斷向前。想到那兩個夥伴可能就躲到了後院深處，我就一步步深入到了後院。
後院非常安靜，因為家中所有的人都在前院忙著，連家中養的雞鴨與狗都不到後院來。那種出奇的安靜，讓我的腳越來越沈重。終於在離後院十餘米的地方，我再也提不起往前的腳步了。正在我欲轉身離去時，猛然我發現黑暗的深處居然有一點火星在閃動，這使我本來攥緊的心一下提到了嗓門邊，我差點驚呼出聲，但是恐懼又讓我沒法喊出聲，甚至也不敢轉身跑，於是我只能呆呆地欏在那，全身毛髮都豎立了起來。這時我相信自己看到了鬼。
不知過了多久，我聽到一個小夥伴在叫我的名字，但我不敢答，不過沒有剛才那麼害怕了。只聽那個小夥伴一路叫著進到了後院。我知道有人來找我了，一下我的膽子就壯起來了。
想看個究竟的心裏促使我回過身去攔住那個往裡沖的小夥伴，並將他拉到一邊，讓他別吱聲，同時俯在他耳邊將所見悄悄告訴他且指給他看。有兩個人在一起，那真有點天不怕地不怕了。我們好奇地盯著那一閃一閃的火星，猜測著可能是什麼。
正在我們捉摸著的時候，那邊發出了一聲咳嗽。這還是把我們嚇了一跳，但馬上我們反應過來，認識到可能是個人在那抽煙。
不過是誰躲到這麼個角落來抽煙呢？正在我們狐疑的時候，我四叔抱著他兩歲的孩子來到了後院。當他看到我們兩在那縮頭縮腦竊竊私語時，就大聲問：「你們兩個小傢伙在此幹嗎？看到你們的姑父沒有？」我們都疑惑地搖搖頭。
這時只聽那後院深處傳來一聲：「四弟啊，我在這裡咧。」我們向那黑暗深處看去，除了那一閃一閃的火星，什麼也看不清。四叔倒是非常自然地說著：「噢，我知道你在這！該吃晚飯了，我來叫你一聲。」
那人顯然沒動。我們就隨著四叔走了過去。到近前，我們發現姑父一個人坐在一副棺材邊，腦袋搭拉在左臂上，左臂擱在膝蓋上，右手中指與食指夾著一支煙，正靜靜地抽著。姑父見我們到了近前，於是將剩餘的一點煙，猛吸了兩口，吸得火星燙到了嘴唇，才將卷生煙的紙吐出，慢慢地站了起來。黑暗中只見他佝僂著身子，可能因為坐久的緣故，站起時還打了個趔趄，只見他趕緊用手去扶著身邊的棺木以免跌倒。停了會，他又咳嗽了一聲，才緩緩地低聲說：「又吃晚飯了？那就走吧。」
我們出了後院，陪著姑父慢慢地往前院走。姑父一條腿有些跛，又加身子佝僂，行走極為吃力。正在行著，四叔的孩子嚷著要尿尿，於是四叔走到空地上，蹲下身去把孩子的尿。只見姑父也吃力地跟過來，佝僂著身子低頭去緊緊盯著孩子撒尿。孩子撒完尿後又接著拉起屎來。孩子用力地屙著，發出哼哼聲。我奇怪地看到姑父似乎也在跟著孩子用力地屙著一樣，嘴裡也不時發出哼哼聲。當孩子終於痛快地屙出一堆大便時，姑父居然把原本很低的頭更向下低了低，在昏暗的暮色中，以極為驚喜的聲調說：「屙了這麼多，真好啊！」當他抬起頭來時，我看到他居然滿臉掛著羨慕的神情。我當時想姑父可能是太愛孩子了，所以有這種為孩子屙屎的高興！
印象中這一次是我最近距離而長時間與姑父接觸的，然而因為天色朦朧，又加歲月久遠，所以至今很難真切地想起他的樣子。後來再一次見到姑父時，已是1979年的5、6月份。我當時在全公社招收的一個重點初中班上學，因學校離家有將近十五里山路，而學校每學期要學生交三百斤乾柴。挑三百斤乾柴到十五里外，這對一個十一二歲的孩子來說，實在是件不輕鬆的勞動。母親為了減輕我挑柴的苦累，就跟姑媽商定我每週六去她那砍柴，因為她當時所在的家是離我的學校只有四里地的一個叫吊水井的山村。1970年姑父一家被下放到了這村。
於是在一個週六上午，我就去了姑媽的村中。姑媽原本是在人民公社所在地白寶村，文革開始後姑父在不斷被批鬥的同時，也一步步被趕出村外，並且先從村中的破屋到山上的破廟，再到山中的茅屋。大概革命群眾覺得一個地主在人民公社所在的村中會威脅人民政權的安全，同時也不足以顯示人民專政的強大，於是最後將姑父一家從白寶村下放到十幾里外的吊水井村。
我老家是在桂北湘桂交界五嶺山脈的都盤嶺中，本來就是山區，自然條件很差。然而吊水井這個地方，顧名思義就是連口水都得靠人工吊上來。在南方的山中生活，若連口水都困難，那這基本上就沒法生活了。姑父全家就被從公社的山村驅逐到這麼個用我們當地話叫「鳥不生蛋」的地方去了。
那是個在大山的半山上又凸起的一座小山的腳下的，只有一百來口人的小村。雖是大山之上，但山上除了石頭還是石頭。我進村後就向碰到的村民問到姑父家的路，結果問了幾人都不知道。後來我就詳細說明姑父是從白寶下放下來的地主，當地村民一聽地主馬上就知道是誰了，不過他們告訴說姑父並不是住在村中而是住在村外高山的半山腰上。我問為什麼會在村外半山上時，村民就很不耐煩地說：「他是地主，誰有房給他住啊？」我只好不吱聲地順著他們告知的路往更高的山上去尋找。
出村後順著山勢仰頭往山上看去，結果怎麼也找不到房屋。當然那山也不是樹木參天，相反是光光的，除了石頭，連草都不多。據說這都是托1958年全民大煉鋼的福，山上的樹木都砍下煉鐵去了。這麼個光山上有個人家應該是容易看到的，怎麼就瞧不見呢？我甚至懷疑是不是被人騙了，或者自己走錯了路。正在我猶豫之際，有兩個村民路過這裡。我就又一次問他們姑父的住處。結果他們向山上一指說：「就在那裡。」我順著他們所指方向望去，還是沒看到，於是我只好怯怯地再追著他們問一次，顯然對方已不高興，就重重地說：「你眼睛有病啊？那半山的茅屋沒看見？」
噢，原來是茅屋，這我早本該想到。然而當我在大石頭的中間，終於用眼光搜尋到那茅屋時，我仍然不免吃驚，怎麼也不敢把那低矮的茅屋與居住一戶人家聯想到一起。遠遠看去，那茅屋不僅在石頭中不易發現，而且根本沒有上山的路。沒辦法，我只好在那無路的山上，沿著那些牛走出的小道向山上爬。經過好一陣辛苦，我才來到那茅屋前。只見那茅屋搭拉在幾塊高一點的石頭上，那些天然的石頭就是屋的牆。茅屋很矮，門高約在一米五左右，屋頂最高也就兩米左右，並且非常窄。
我趕到山上時大約是中午12點多，姑父他們都不在家。我在茅屋邊的石頭上坐下來，舉目看看這懸在半山腰的茅屋，覺得自己是不是在夢裡，這種現實好像在控訴萬惡的舊社會的憶苦思甜的書中都沒讀到。我想不清姑父他們吃什麼，這種地方就是喝點水都困難，再者在這無路的半山腰中，就算有東西又怎麼挑上來？每天出入怎麼辦？----
正在我難以想像地想像著時，從山下的石頭後邊轉出來了一個人，我認出那是我姑媽，於是我靜靜地等她來到茅屋邊。當她好不容易又從屋前的石頭後轉出來時，我發現她後邊還跟著個十來歲衣衫襤褸滿臉污泥的小姑娘。我想那應該就是那個神經有問題的表妹。我叫了幾聲姑媽，她才認出是我。顯然她沒有想到會有人來找她，她本來就語無倫次，這一來更是前言難對後語。好不容易我才講清了來的意圖，看得出她早就忘了這回事。
後來姑媽打開了茅屋門，我進到裡邊一看，屋內的床就在火爐邊上，並且是在一塊天然的石頭上鋪了一些稻草，稻草上是一張自己用稻草編的席子，席子上邊是破爛的棉衣與棉被。這張天然的石床佔了整個茅屋的五分之三。裡邊沒有坐的地方，只能在床上坐。姑媽進屋後就只顧著自己在床邊的一隻破缸中抓出幾抓紅薯絲和兩抓米，放在一個破了一半的鍋中，出門到外邊的一塊石頭下的一個坑中去取了些水來，生起火煮飯。
我因在屋內也沒法坐，就轉到外面去看看姑媽打水的地方。當我下到姑媽打水的那塊大石邊時，我發現在那塊大石頭的下邊有個滲水出來的小溝，小溝下邊挖了一個坑，坑中盛著滲出的小半坑水。可以想見姑媽剛才就是從這個坑中取水去煮飯的。這坑下雨時肯定有水裝，但晴幾天後肯定就不會有水了，因為那根本就不是井，只是滲點雨水而已。如此，我想不出晴幾天後，姑媽他們到哪去取水用？當然我知道這麼複雜的問題若去問姑媽，估計她也說不清。我在那轉悠了一會，心想這山上也沒什麼柴可砍，還是趕緊回家去吧。
正在我轉回茅屋想去跟姑媽告別時，我看到兩個表哥回來了。大表哥比我只大三歲，小表哥比我大一歲。他們應該正是上學的年齡，然而在偉大的無產階級專政下，他們都在小學二年級時就被趕出了學校，進入到轟轟烈烈的社會勞動改造中，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表哥都跟我認識，有幾年到我們家拜年就是表哥他們去的。見面後我問大表哥姑父怎麼沒回來？他用手指了指旁邊一座山上說：「生產隊勞動場地在那邊山上，父親行動不太方便，中午就留下來幫隊員看農具，等會用碗裝點飯過去給他吃算了。」我順著他手指的方向看去，遠遠地望見那邊山上一個佝僂著身子的人，一跛一跛地在一塊山地中慢慢轉著，好像在撿起什麼東西去放到一塊。我問表兄為什麼姑父還在那忙？他說：「父親總是這樣的。別人回家了，他就把生產隊的農具拾到一塊，把那些有點損壞的農具修理一遍。」聽到這樣，我就問姑父一天有多少工分？表兄告訴我說：「是村中主要勞動力工分的一半。」我知道當時在我們那一帶的農村，主要勞力一天是12分，看來姑父只能得6分。表哥也參加勞動了，一天只是4分。
我們正聊著，姑媽出來叫我們進去吃飯。我進去看著那半鍋半粥半飯要稀不硬的紅薯與米做的午飯，菜就是自家醃製的酸菜。我跟姑媽說自己在學校吃過了。她也沒勸我，就自已吃起來。表哥與表妹們狼吞虎嚥地吃著，嘴上不時地發出吧吱聲及因飯太燙而引起的吹氣聲。我獨自走到了屋外，眼睛酸酸地。過了一會大表哥提著個小筐出來了，小筐裡面裝著半碗紅薯絲稀飯，還放了一塊酸蘿蔔。我知道那就是姑父的午餐了。我跟表哥說我要回家去了。他回轉身看看自己的母親，見我姑媽沒有表示什麼，他就什麼也沒說地走了。我就靜靜地跟在他後面走了一陣，後來到了一條要分手的路口，我跟表哥告別了一聲。他往另一邊山上去，我往山下去。快到山下時，我不小心跌了一跤，於是我莫名其妙地躺在地上大哭起來，心中似有無盡的委屈。在平時這樣跌一跤是絕不會引起我痛哭的。哭了一陣後，我默默地起來向山上姑媽家看了幾眼，又扭過頭去另一山上看看姑父，遠遠望見姑父那幾乎是爬在地上的身影，正吃力地扛著些什麼農具在往前挪動，看著看著雙眼又模糊了。我努力甩了幾下腦袋，扭轉身就匆匆往家趕，因為我還有十幾里山路要走。
記憶中從那以後我就再沒有見過姑父了。
雖然我沒怎麼見過姑父，但自從那次在祖父老屋巧遇後，姑父就給我留下許多疑問：他為什麼一個人坐到老屋的後院？他的身子生來就佝僂著嗎？他的腳怎麼跛的？他對孩子的大便怎麼看得那麼認真？那僅僅是一種對孩子的愛與關心嗎？帶著這些疑問，後來我就特別留意有關姑父的信息。當大人們偶爾談到姑父時，我就在旁邊靜靜地聽。
姑父年青時身高1.75米，長得儀錶堂堂，又是遠近有名的才子，然而因為出身地主，沒有姑娘敢嫁給他。他性格原本也是非常樂觀而開朗的，在剛娶姑媽那幾年，每年來家拜年時，做菜的事就由他一人包辦，吃飯時盡聽他談笑風生，常常妙語連珠，逗得滿座歡笑。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他是地主，又在當地最有文化，自然成了階級專政的主要對象。從那年後，姑父有兩年沒來家拜年。1968年春節再來拜年時，就見他佝僂了身子，跛了腳，並且非常怕見人。他來到家一會就找不見了，後來在後院的棺材邊看到他一個人默默地坐著抽煙，叫他到前院去坐，他總是搖搖頭，直到吃飯時，才極不願意地出來。到飯桌上後，就自個低頭默默吃飯，別人問他話時也很勉強地回答一下，吃完飯後就又獨自走到後院去坐下。
姑父還經常吃力地從後院出到外面的山裡，獨自長久地蹲著不動。起初家裡人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後來讓跟他關係最好的四叔私下去問，才知道他是因為大便結宮，常常感到腹脹，但又屙不出東西來，只好自己蹲著好受一點。叫他去找個郎中看看，他說沒有用的，因為他自己非常清楚是怎麼回事。從姑父的形體與性格發生如此大的變化，親人們自然可以推想到兩年來所發生的不幸。
兩年來，姑父常常被沒日沒夜地批鬥，有時常常被捆綁幾十個小時。在批鬥中，姑父有時要大便了，然而革命的小將們不允許地主壞分子方便。姑父被迫憋著，時間長久後自己肌體失去了正常的反應機能，常常感到自己被大小便脹著，結果卻總是屙不出來。這種完全神經官能性疾病，使他痛苦不堪。姑父每天都得大便十幾次，常常在痛苦中爭扎一通，什麼也屙不出來。久而久之，他對別人屙屎充滿了羨慕，常情不自禁地去欣賞別人大便。每逢小孩解手時，他總痴痴地去看著。哪怕自己在趕路，碰到路邊有孩子大便，姑父也會停下來看那人屙完再走。
當我聽到大人們以神秘的口氣談論這一切時，我為姑父這種怪異的病痛而吃驚，認為應該有辦法可以治療。後來我上了大學，也曾找醫生去問過這種情況，然而醫生卻無從解答。後來聽父親也談起姑父為此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後，專門遠赴上海去求醫，除了花去不少錢，沒有什麼療效。
當然姑父因批鬥落下的病還遠不只此。他1.75米的身高，在1966年就被革命的群眾把脊樑骨打成重傷，從此只能佝僂著身子，並且一條腿也被打跛了。這些痛苦隨著歲月流逝已經漸漸遠去，以至於變得麻木。然而還有一種痛苦讓姑父倍受煎熬，就是每當打雷時，姑父就頭痛欲裂，渾身痙攣，以至滿地打滾，常常鬧到不省人事的地步。南方打雷季節又長，每年他的痛苦讓看到他的親人及鄰居們都為之落淚。如此怪異的病痛也是承受批鬥所賜。當時批鬥時，那些革命群眾總是提面大鑼，並且常常緊貼著他耳朵來敲，那種震耳欲聾的鑼聲使他身心受盡折磨，多次他在這種折磨中倒地嘔吐以至昏厥，後來落下個條件反射性的聽到大的聲音就疼痛痙攣的毛病。
姑父的痛苦顯然還不是這些肉體的，他父親在文革時被革命群眾當著自己的面活活打死，他親哥被當著自己的面推入山中的一個深坑中，他清楚地記得父親與哥哥臨死前那慘絕的叫聲。他在這種痛苦中多次昏死過去，然而革命衛兵們為了讓他共同分享革命成果，幾次用冷水將他潑醒，強迫他看，強迫他聽。他曾多次想到自殺，他的嫂子與妹妹就在這種現實下懸樑自盡。然而當他想到自己神經有問題的妻子，瘋傻的女兒及未成年的兒子，他只好頑強地活下來。但靈魂深處的痛苦，父親與哥哥的慘死如影隨形般揮之不去，讓自己經常痛不欲生。這種痛苦百倍千倍地超過肉體的痛苦。揹負著這種痛苦，生對姑父真是種難以言說的煎熬，姑父----
上帝啊，願您早日將姑父接離這個痛苦而罪惡的人間吧！
2006-4-20於北京
《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