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時期，共產黨的形象越來越高大堂皇，成為越來越多中國人心目中的希望之星。可是正如《紅樓夢》中的一句話——"明媚鮮艷能幾時，一朝漂泊難尋覓"，中共辛辛苦苦幾十年打造的光輝形象，建國之後迅速開始一塊塊地坍塌。它對哪個行業發功動手術，其形象就在哪個行業坍塌。土改，在農村富裕群體中坍塌；工商業改造，在城市工廠主、店主階層中坍塌；反右，在知識群體中坍塌；大躍進，在整個農村坍塌；至文革，地無南北東西，人無行業老少，共產黨的形象全面徹底坍塌。
文革浮世，茫如煙海，舉國皆亂，但有一點，即崇毛擁共始終不亂。人莫予毒的紅衛兵「踢開黨委鬧革命」，卻連想都沒敢想過踢開共產黨鬧革命。孫猴子敢鬧凌霄殿，紅衛兵斷不敢鬧毛澤東。因而文革期間的任何災難都是在毛主席、共產黨的名義下製造出來的；只要奉毛主席、共產黨之名，就可以光明堂皇地無惡不作。這個邏輯甚至至今依然未變，中國大陸無量數的人渣躲在毛澤東、共產黨的庇護下，貪賄腐敗、橫行霸道。只要你尊我為大，你就做什麼都不犯法。這是比黑社會還黑的黑規則。
文革及其之後，共黨恐怖（共恐）和對共黨的恐懼（恐共）猶如天穹一般籠蓋著中國的每個角落。「共產黨什麼都幹得出來！」「共產黨壞得很，別招惹它！」這已經成為大陸、港澳臺、海外華人華僑，乃至全人類的共識。改革開放之後，鄧小平努力改善共產黨的形象。可是猴子總會露出尾巴，到了六四，一切努力全打水漂，共恐和恐共又回來了，直到如今。
懺悔能把墮落的因素趕出靈魂（ Repentance drives from the soul the elements of corruption ）。如今文革雖然過去三十年了，至今卻沒有得到人性層面的清算，沒有人懺悔，沒有人反省。除了鄧小平個人報了一劍之仇，以國家的名義審判了他的政治對手 「四人幫」之外，其他無數的害人者並沒有得到正義的懲罰，無數的受害者沒有得到公正的平復和申雪，國族未從如此巨大的創痛中總結出足夠的經驗教訓，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濃度絲毫沒有稀釋，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依然是不可動搖的官方意識形態，專政機器、階級壓迫依然是他們不變的信條。
舊賬未了，又欠新債。六四殺人、愈演愈烈的上訪悲劇、瘋狂的土地掠奪、對法輪功滅絕人性的迫害，共黨恐怖一次又一次地上演。政府不是政府，是匪幫，是黑幫。那些虐待人民的「人民警察」，都是二、三十的年紀，屬於文革後的一代。他們大多受過高等教育，可是在滅絕人性方面與他們野蠻的前輩相比沒有兩樣，奴性和黨性一如既往地把人性踐踏在地。
鄧小平是文革時期的受難者，同時又是文革災難的最大受益人，還是後文革時代中國政治文明之所以停滯不前的第一責任人。他的一句對待歷史問題「易粗不宜細」，輕鬆擋開了關於共產黨繼續執政合法性的考問，中國從而坐失改革政治、提升人性的最佳歷史機遇。如果人性高貴的一面得不到張揚，就絕不可能有健康良好的政治文明和適合人類生存的社會人文環境。
鄧小平之所以於文革之後迴避提升人性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旨在為自己日後的一系列反人性、反普世價值的罪惡動作留下邏輯空間。他從文革之後復出那一天就很清楚，有朝一日，他不得不再次以滅絕人性的手段捍衛自己的權力。高貴的人性是一束殺菌的陽光，鄧小平的人性深處屬於黴菌的世界，他本能地要把陽光關閉在門外。由於及早鋪墊，當於六四時期他釋放出陰狠的人性的時候，果然不曾遭遇殺菌的陽光。
鄧小平兩句話誤國數十年。第一句是前述的對歷史問題「易粗不宜細」，第二句則是對現行政策「不爭論」，其中自然也包括對待歷史問題方面的政策。如果說第一話從歷史的角度擋開了射向共產黨繼續執政合法性的箭簇，第二句則從現實的角度擋開了同一個問題。一旦擋開這兩個問題，共產黨就可以不思進取卻繼續執政。
到江澤民、丁關根時代，中宣部在「易粗不宜細」和「不爭論」的基礎上形成了清晰的宣傳方針——為文革諱。這不僅是官方掌控意識形態的指針，也是學界必須奉行的圭臬。至此，文革成為從學術研究到文藝創作的全面禁區，學者、作家幾乎全員墮落。歷史和現實問題不斷積累，致使共產黨遺產的首席繼承人胡錦濤也成為柳宗元筆下可憐的蝜蝂.
世人皆知巴金呼籲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創意，如今中國遍地是博物館，可是文革博物館安在哉？據媒體報導，在遙遠的邊陲之地汕頭已經創建一家文革博物館。可它基本上是個人之功，就像過去和尚化緣修廟。修建文革博物館應該是國家的責任。文革博物館遙遙無期，而國家大劇院已經接近完工，這是江澤民不可饒恕的一大罪過。
——民主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