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9月12日，趙紫陽給中共十五大寫信，提出對「六四」事件重新評價的問題，信中指出：第一，「六四」學潮不管存在什麼偏激、錯誤和可指責之處，被定性為「反革命暴亂」是沒有根據的，採用武裝鎮壓的手段消極地影響黨群關係、台海兩岸關係以至對外關係直到今天，還使十三大開始的政治改革中途夭折，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後，以至造成種種社會弊端迅速滋生蔓延，社會矛盾加劇，黨內外腐敗懲而不止、愈演愈烈。第二，「六四」學潮當時如果採用「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是可以不流血地平息事態的，至少可以避免嚴重的流血衝突以及種種負面影響，而且能夠在執政黨、政府和人民之間建立起新型的溝通和互動模式，促進政治體制的改革，使國家出現平衡發展的新局面。據此，他主張遵照「注重總結經驗教訓，不注重追究個人責任」的辦法，早日重新評價「六四」事件的問題，以保持國內局勢的穩定，爭取改革開放有更好的國際環境。
此信所提重新評價「六四」的意見，無疑是溫和、理性極具建設性的。但趙紫陽卻遭到「被禁止會客、外出」「從半軟禁升級為完全的軟禁」的對待。他寫信給中央辦公廳要求解決不被理睬，10月13日他又致信中共政治局常委會。
趙紫陽指出，他就「六四」問題向十五大提出建議，是正常行使黨章明文規定了的黨員的權利，也不違反國家法律。而現在對他的完全軟禁，剝奪了他的公民權利，是把他「作為一個觸犯了國家法律的人對待了」，是對「依法治國」的社會主義法制的粗暴踐踏。他認為，他受到的這種完全軟禁的對待比當年彭德懷因「萬言書」受到的不公正對待的還要嚴重，既傷害著近80歲的他的身心健康，也傷害著黨和黨中央的形象。因此他希望能早日解除對他的軟禁，恢復其人身自由，使他「不再在一種孤寂、抑鬱的情境中渡過餘年！
兩封信裡，趙紫陽的思考是理性的、現實的，卻依然侷限在中共話語語境裡，例如「我們黨」、「我們國家」、「毛主席」、「彭老總」等。當然，對他這樣一個年近80歲的老人、對他欲解決問題的希望而言，似乎也只能這樣措詞，可以理解。然而，趙紫陽全部的悲情、悲劇則因為他是一個社會民主主義者。這對於1997年致信中共中央的他，甚至是2005年1月臨終的他，卻都還沒有認識到。
由蘇俄、蘇聯扶植成立並壯大的中共，是一個極權主義的社會敵對主義政黨式邪教，卻吸納了不同時期的許多社會民主主義者，例如陳獨秀、胡耀邦、趙紫陽、劉賓雁、王若望、林昭、方勵之等。陳獨秀是這個黨的創始人，也是最早被這個藉助他的威望和才華成立的黨無情地拋棄的社會民主主義者。胡耀邦、趙紫陽、劉賓雁、王若望、林昭、方勵之等跟陳獨秀一樣，當初都是衝著中共對「民主政治」的承諾加入的，卻都在對社會民主主義真情付出的時候遭受黨的重槌。中共的發展是一個對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利用和拋棄的過程，悲情由此注定。
作為社會民主主義者，趙紫陽的悲情跟陳獨秀的相比小了很多，卻不如陳獨秀清醒。沒有中共之前，陳獨秀在中華大地就因為舉「科學」和「民主」旗幟興西文化運動而木秀於林了。他創中共可以說是「走火入魔」：欲玩階級鬥爭邪火和利用蘇俄、蘇聯共產黨邪教，實現其被北洋軍閥小人儒們阻礙著的民主主義理想。結果他引撒但邪魔附體上身，為北京大學圖書館管理員毛澤東開道作了嫁衣。當陳獨秀被中共逐出「黨教」，他應該已經清楚自己的民主主義理想和激情都被玩了一把，所以當他在國民黨統治的中華民國裡生活沒落時，他拒絕了毛澤東從延安伸來的橄欖枝。相比之下，趙紫陽則沒有這種清醒，所以才會跟「江總書記」談「依法治國」的社會主義法制被粗暴踐踏的問題，讓蛤蟆江竊笑不已。
如果說「中共的發展是對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利用和拋棄的過程」這一判斷事實上成立，那麼中共從創立時的理想主義邪教演變到今天的功利主義邪教其實就是為兩個人而存在的，即毛澤東和江澤民。趙紫陽兩封信裡稱道的「毛主席」和「江總書記」，實際上就是《九評共產黨》道破邪靈、邪教本質特徵之中共的真正主角，其他所有人都是配角，是輔助者、過渡人物和被玩弄者。
無論社會民主主義者陳獨秀，還是社會鬥爭主義者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周恩來等，都受隱形的大紅龍操控，陳獨秀、瞿秋白是過渡型黨頭，李立三、王明、周恩來等不僅是過渡人物，更是助手和玩弄者。也無論不甘玩弄的王明客死異國他鄉，還是甘於玩弄的李立三、周恩來，結局都是一樣：悲慘無商量。
毛澤東之後的黨頭，除了華國鋒沒什麼光彩，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卻個個比江澤民閃亮和得黨心、民心，然而都是為江澤民而存在的。鄧小平看起來似乎是為毛澤東而存在的，其實不是，作為助手毛澤東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林彪、彭德懷已經夠了。鄧小平出現在毛澤東身邊，經受毛澤東牽連和懲治的魔煉，經受中共禍國殃民的血腥鬥爭和陰謀詭計過程，就是為了文革後由他把中共艦隊由理想主義航道引向功利主義航道，然後交給江澤民。鄧小平是大紅龍悄然為江澤民準備的開道者，猶如陳獨秀之於毛澤東。從人的感情上講，鄧小平或許親近胡耀邦和趙紫陽，但大紅龍無情，它清楚地知道胡耀邦和趙紫陽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想不是魔道所要的，歸宗屬於神道，所以以黨性魔力操控鄧小平利用完了兩人的政治剩餘價值後扔到一邊，讓江澤民不顯山不露水地入主中南海。
而這一切都是暗物質宇宙的神魔集團在久遠的年代裡做的一種歷史安排。對此，我在《共產黨因基督教而生》、《共產黨為法輪功而來》、《共產黨必被法輪功亡》等文章裡已論述，講到之處不再複述。這裡我只補充說明兩點：一、社會敵對鬥爭主義是共產黨社會主義的本質，也是共產黨生命的本質。誰對此本質沒有清晰地認識，企圖以社會民主主義去改造或完善共產黨，必定是痴心妄想的悲情結局。二、社會敵對鬥爭主義雖然在《共產黨宣言》裡有系統論述100多年，卻寄生在社會民主黨的民主主義和福利主義運動中，吸取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精血70年。直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立，美國資本民主主義經驗引入西歐除英國、荷蘭之外多國議會政治，社會民主主義才擺脫了共產黨幽靈的纏繞和附體。
總之，從陳獨秀到趙紫陽，社會民主主義者是生而不幸，因其寄生在由蘇俄、蘇聯而中國共產黨的敵對鬥爭主義運動中，注定被利用和拋棄。趙紫陽、劉賓雁、王若望等至死、方勵之等至今，對共產黨都沒有一人發布主動唾棄和離異的聲明，一直背著政治處分等待平反歸隊，這成為社會民主主義者在中國的最大悲情。 (看中國首發)
附:趙紫陽致全體政治局常委委員的一封信
你們好：
我在9月12日曾給黨的十五大寫過一封信，建議重新評價「六四」問題。此信想必你們都已看到。自從信發出之後，我就被禁止會客、外出，完全限制了我的自由，把我從半軟禁升級為完全的軟禁了。對於這一嚴重違法行為的發生，我曾寫信給中央辦公廳要求解決，但一直至今，對我的軟禁仍在繼續，因此我不得不直接向你們反映。
我作為一個黨員，就某一問題向黨的代表大會提出建議，是正常行使黨員的權利，這是黨章明文規定了的。不管我的建議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不管黨的代表大會是同意審議、還是不同意審議，我都既不違反黨章，也不違反國家法律。而現在對我實行軟禁，剝奪我作為一個公民的人身自由，就是己經把我作為一個觸犯了國家法律的人對待了。但我不知道我究竟觸犯了什麼法律，也不知道是由國家哪一個執法部門經過何種法律程序行使實施對我軟禁的權利的。這樣不明不白的隨意就可以對一個人實行軟禁，可剝奪一個人的公民權利，難道不是對社會主義法制的粗暴踐踏麼？！
在我們黨的歷史上，除了文化大革命那個年代，因持有不同意見而被剝奪人身自由、實行軟禁的事也很少有過。就在1962年毛主席大講階級和階級鬥爭時，對彭老總的「萬言書」雖然非常憤怒，也並未剝奪他的人身自由，還分配他去了三線建設指揮部工作。而在我們黨早已深刻總結了過去左的沉痛教訓以後，十多年來一直強調建立社會主義法制的今天，尤其是在江總書記剛剛在黨的十五大向國內外鄭重宣布了我黨要堅持「依法治國」，要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時候，在中央身邊竟然發生了如此粗暴破壞社會主義法制的事，實在令人難以理解！
自從1989年6月以來，我被非法軟禁、半軟禁、軟禁己有8年之久，還不知道這種被剝奪自由的日子還要繼續多久。這對我一個將近80歲的老人的身心健康來說，無疑是個很大的傷害。但更為嚴重的傷害還在對我們的黨和黨中央的形象上。人們不會不把在我身上發生的這些事情，拿來同十五大所宣布的「依法治國」的原則相對照的，從而對所宣布的那些重大原則的可信性做出自己的判斷。而且我們的後人將來在評論黨的這段歷史時，也決不會把一個因抱有不同意見的黨員而竟然遭到長期被軟禁和剝奪公民權利這件事看作是它的光彩的一頁。
我希望我的這封信能引起總書記和常委同志的重視和關注。我希望發生在中央身邊的這種有恃無恐的違法亂紀行為能夠早日制止，我希望能早日解除對我的軟禁，恢復我的人身自由，使我不再在一種孤寂、抑鬱的情境中渡過餘年！
趙紫陽
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三日
附件：
趙紫陽致十五大主席團並轉交全體代表的一封信
十五大主席團並轉交全體代表同志們：
這次召開的十五大是我們黨在二十世紀最後一次代表大會。再過兩年多的時間，就將進入二十一世紀。值此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關鍵時刻，我衷心祝願大會取得圓滿成功。
請允許我向大會提出一個對「六四」事件重新評價的問題，請予審議。
令舉世震驚的「六四」事件已經過去了八個年頭。現在回過頭來看，有兩個問題應該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給予回答。
第一，那次學潮不管存在什麼偏激、錯誤和可指責之處，但把它定性為「反革命暴亂」是沒有根據的。既然不是反革命暴亂，就不應該採用武裝鎮壓的手段去解決。當時的武裝鎮壓雖然迅速平息了事態，但不能不說人民也好、軍隊也好、黨和政府也好、我們的國家也好，都為當時的那種決策和行動付出了不小的代價。其消極影響直到今天還依然在黨群關係、台海兩岸關係以至我國的對外關係中繼續存在。由於這一事件的影響，還使十三大開始的政治改革中途夭折，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後，以至造成在我國經濟上改革開放取得豐碩成果的同時，種種社會弊端迅速滋生蔓延，社會矛盾加劇，黨內外腐敗懲而不止，愈演愈烈的嚴重情況。
第二，對那次學潮當時是否可以找到一個更好的辦法，既避免流血又可以平息事態呢？我當時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就是為了爭取這種結局。我現在仍然認為採取這種方式是可以不流血地平息事態的，至少可以避免嚴重的流血衝突。大家知道，當時學生中的多數是要求懲治腐敗和促進政治改革的，並不是要推翻共產黨，顛覆共和國。如果我們不把學生的行動視為反黨、反社會主義，而接受他們的合理要求，採取耐心的協商、對話、疏導，事態是可以平息下去的。這樣就不僅能夠避免流血衝突所帶來的種種負面影響，而且能夠在執政黨、政府和人民之間建立起一種新型的溝通和互動模式，促進政治體制的改革，使我們的國家不但在經濟改革上取得豐碩成果，在政治體制改革上，也將會出現一種新的局面。
對於「六四」事件的重新評價問題，遲早是要解決的。即使時間拖得再久，人們也不會淡忘掉的。早解決比晚解決好，主動解決比被動解決好，在形勢穩定時解決比出現某種麻煩時解決好。現在全國形勢尚屬穩定，思改怕亂成為多數人的共識，人們當年的那種激動情緒也逐漸趨於平靜，我們黨如果能在這種情況下主動提出重新評價「六四」事件的問題，並主持進行這一工作，是可以排除來自不同方面的極端情緒的干擾，而把解決這一歷史難題的進程引上理性、寬容、和解，以及嚴格遵照解決歷史問題「宜粗不宜細」，「注重總結經驗教訓，不注重追究個人責任」的正確軌道上來。這樣就既可以使歷史難題得到化解，保持國內局勢的穩定，同時也可以為我國的改革開放爭取一個更好的國際環境。希望我們黨審時度勢，早作抉擇。
以上建議供大會審議。
趙紫陽
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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