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人，我也贊成上述觀點，只是要進一步對這一觀點精確化。我認為中國最強盛的時期是唐帝國的「貞觀王朝」，也就是李世民大帝當政的時期，那是中國歷史上的黃金時代。
說貞觀王朝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最強盛的王朝，恐怕沒有幾個人會提出異議；但如果問及貞觀王朝因何強盛和具體強盛到什麼程度，恐怕多數的中國人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貞觀王朝因何成為中國古代的黃金時代呢？
貞觀王朝是李世民大帝建立起來的，他是唐帝國實際上的開國皇帝。在古代中國的開國皇帝中，只有李世民一人受過良好系統的教育，出身也最為高貴。他胸襟開闊、文武全才、知人善任、從諫如流，在當政期間創立了蓋世絕倫的文治武功。
在一個高度集權的國家裡，皇帝的素質決定國家的命運。李世民除了具備歷史上的英明帝王共有的優勢外，下面的幾個優勢還是李世民獨有的。
強烈責任心和濃厚的危機意識
責任心是領導人物必須具備的第一要素，沒有或缺少責任心的領導縱使才華蓋世，也一樣會禍國殃民，不是瀆職就是濫用職權。李世民的民族責任心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他坐上皇帝寶座後，並沒有像中國封建社會的大多數權力人物一樣自以為大功告成，可以坐下來好好放鬆一下，利用手中的職權盡情享受一下榮華富貴的滋味。相反，他比登基前更加勤於政事，一頭埋在公務裡，每天只睡很少的時間，整天在金殿上和文武大臣討論國政，裁決案件和辦理公事，有時一連幾個小時也不肯停下來休息一下，以至常常忘記了吃飯睡覺。
和那些志得意滿的權力人物不同的是：李世民大帝有濃厚的危機意識，他的眼睛看到的不是一個幅員遼闊、兵強馬壯的強盛帝國（那時的唐帝國確實如此）；而是一個危機四伏隨時可能被又一次民變推翻的新生政權。他的眼睛緊緊地盯著那個剛剛瓦解的、曾經強盛無比的隋帝國，不斷地琢磨隋王朝滅亡的原因，不時提醒自己不要重蹈隋王朝的覆轍，小心而又勤勉地引導他的帝國走出荊棘，走上繁榮，走向輝煌。在李世民當政的中期，唐帝國已成了當時已知世界無與倫比的超級強國，繁榮和富庶達到頂峰。這時李世民應該滿足了，可他看到的不是眼前的繁華和輝煌，而是帝國漫長而艱鉅的未來之路，並為夯實未來的路基繼續孜孜不倦地努力。
李世民的超強責任心是他高度智慧的集中體現。
襟懷坦白、光明磊落的執政風範
中國的古代歷史上許多統治者擁有無窮無盡的小聰明，並以耍小聰明為榮；很少有人想到誠實執政、坦白對人。結果當政者用詭計馭使部屬；部屬也依樣畫葫蘆用詭計矇蔽首腦。李世民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真正做到誠實執政的帝王，他在任時對臣僚敞開胸懷，不行欺詐之術；臣僚也恪盡職守，不搞欺瞞哄騙的傳統官場伎倆。李世民即位之初，曾花大力氣整治吏治，下決心要在官場根治貪污受賄的不治之症。為了偵查那些暗中受賄或有受賄跡象的貪污官吏，李世民令親信暗中向各部官員行賄，結果還真查處了幾個貪官。
李世民在得意之餘把他的謀略告訴一位隋朝遺臣，沒想到這位大臣當場潑了他一瓢冷水：陛下平時總告誡臣民要誠信待人，可陛下自己卻先行欺詐之術，上樑不正下樑歪，臣民會一樣用欺詐的手段報答你。李世民認為大臣的話有很深的智慧，欣然接受了這句可能會使當權者惱羞成怒的逆耳忠言。還有一次，李世民下令年齡雖不滿18歲，但體格健壯的男子也要應徵入伍，魏徵拒絕在詔書上副署（這是李世民最為智慧的傑作，他的命令沒有分管大臣的簽字沒有法律效力，沒有哪個皇帝會主動限制自己的無限權力，只有李世民例外），李世民解釋說：「這是姦民逃避兵役，故意少報年齡。」魏徵回答說：「陛下常說要以誠信待天下，要人民不可詐欺；可你卻先失去誠信。陛下不以誠信待人，所以先疑心人民詐欺。」李世民深以為然並立即收回成命。
胸懷寬闊，愛才如命，海納百川的容人之量
一個國家和民族能否興旺強盛，除了掌舵人具有超人的素質外，還必須有足夠的人才來執行舵手的意志。人才的重要性在今天已成為世人的共識，因為人才決定國家的命運。但並不是所有的當權人物都重視人才的，實際情況是佔半數以上的權力人物漠視甚至仇視人才，只有那些胸懷寬闊、膽識過人，能夠認識到人才的重要並能寬容人才無傷大局的弱點，且不害怕人才超越他的出色政治家才能夠任人唯賢。
李世民執掌的貞觀王朝可謂人才濟濟，文有魏徵、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武有李靖、程咬金、尉遲敬德。一大批精英人物圍繞李世民組成一個堅強高效的領導核心。可李世民還是感到人才不夠用，並一再地命令宰相封德彞薦舉人才，在久久沒有消息後又一再催促他。封德彞委屈萬狀地說：「不是我不努力，實在是今世沒有人才。」李世民當即糾正他：「君子用人如器，各隨所長。自古人君致治，難道能借才異代麼？患在自己不能訪求，奈何輕量當世？」聽了這樣的真知灼見，封彞德除了慚愧外還是慚愧。
高度超強的自製力 對「好話」保持高度的警惕
人是由動物進化而來的，身上或多或少地都殘留一點動物的痕跡；只要是人，無論是偉人還是平民百姓，都有人性的一面和獸性的一面。人類文明的真正內涵就是最大限度地弘揚人性和儘可能地克服獸性。人性的多少和一個人地位的高低有很大的關係，地位極低和極高的人身上獸性的成分容易蔓延滋長，前者為了生存而不擇手段；後者會恣情縱欲亂用職權。中國的皇帝因為位高權重的緣故，長期被壓抑的獸性有了釋放的條件，就會像深秋的野火一樣四處蔓延，不是自製力極強的人不能阻其殃及池魚。
愛聽甜言蜜語幾乎是人類的通病，權力人物對好話的偏愛則達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縱觀歷史上的那些亡國之君，只有極少數敗在強大的敵人手裡，絕大多數是被身邊的甜言打倒的。只有那些鳳毛麟角的睿智人物才能夠不被好話所誤導，李世民大帝就是其中一人。他充分意識到絕大多數的好話都是別有用心的，因此對阿諛逢迎之言格外警惕。他常常告誡身邊的官員：「君主如果剛愎自用，自以為比別人聰明，他的部下一定會諂媚他。結果君主失去國家，部下也不能單獨保全。隋王朝的宰相虞世基，一味阿諛楊廣，以保全他的富貴，結果也難逃一死。各位應以此為戒，對國家大事有意見，一定要直言相告，切莫報喜不報憂。」
貞觀王朝的強盛是中國古代歷史上任何一個王朝都無法比擬的。它具有如下幾大特徵：
社會秩序空前安定
貞觀王朝的社會秩序好得令人難以置信，是真正的夜不閉戶、道不拾遺。「東至於海，南極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赍糧，取給於道路」，630年，全國判處死刑的囚犯只有29人。632年，死刑犯增至290人。這一年的歲末，李世民准許他們回家辦理後事，明年秋天再回來就死（古時秋天行刑）。次年9月，290個囚犯全部回還，無一逃亡。那時的唐帝國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職，人民安居樂業，不公平的現象少之又少，國人心中沒有多少怨氣。豐衣足食的人不會為生存鋌而走險；心平氣和的人也不易走極端，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開放的國界
唐帝國是當時世界最為文明強盛的國家，首都長安是世界性的大都會，就像今天的美國紐約一樣。《中國人民簡史》引一位現代學者的觀察稱：「長安不僅是一個傳教的地方，並且是一個有國際性格的都會，敘利亞人、阿拉伯人、波斯人、達旦人、朝鮮人、日本人、安南人和其他種族與信仰不同的人都能在此和睦相處，這與當日歐洲因人種及宗教而發生凶狠的爭端相較，成為一個顯然的對照。」那時的唐帝國是世界各國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陽光地帶」，各國的傑才俊士冒著生命危險也要往唐帝國跑。來自世界各國的外交使節，在看到唐帝國的高度繁榮和文明之後，自己的國家在他們心中和沒有開化的「原始森林」差不多，於是就不想回國，千方百計地要留下。高度發展的文化，使來到唐帝國的各國人民，多以成為唐帝國人為榮。
不僅首都長安，全國各地都有來自國外的「僑民」在當地定居，尤其是新興的商業城市，僅廣州一城的西洋僑民就有20萬人以上。
貪污降到歷史最低點
貞觀王朝可能是中國歷史上唯一沒有貪污的王朝，這也許是李世民最值得稱道的政績。在李世民統治下的唐帝國，皇帝率先垂範，官員一心為公，吏佐各安本分，濫用職權和貪污瀆職的現象降到了歷史上的最低點。尤為可貴的是：李世民並沒有用殘酷的刑罰來警告貪污，主要是以身示範和制定一套儘可能科學的政治體制來預防貪污。在一個精明自律的統治者面前，官吏貪污的動機很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明王朝的朱元璋對貪污的處罰最為嚴酷，貪官一律處以剝皮的慘刑，可明王朝的貪官之多在歷史上仍屬罕見。可見防範貪污主要取決於一套科學修明的政治體制，光靠事後的打擊只能取效於一時，不能從根子上鏟除貪污賴以滋生的社會土壤。
高度發達的商業
中國封建王朝的經濟特徵是「重農抑商」，商業在國民經濟中所佔的比重相當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種田人要低好幾個等次。這也是中國的封建經濟一直得不到實質性發展的主要原因。
貞觀王朝是唯一不歧視商業的封建王朝，不但如此，還給商業發展提供了許多便利條件，這進一步地體現了李世民的高瞻遠矚之處。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導下，貞觀王朝的商業文明有了迅速和長足的進展，新興的商業城市像雨後春筍般地興起。當時世界出名的商業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唐帝國。除了沿海的膠州、廣州、明州、福州外，還有內陸的洪州（江西南昌）、揚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肅敦煌）、涼州（甘肅武威）。首都長安和陪都洛陽則是世界性的大都會。
回顧貞觀王朝的燦爛文明史，我們很容易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中華民族曾經是世界上優秀的民族，中國人也曾經是優秀的國民！當今天的中國人回首先輩輝煌的過去時，我們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呢？是死抱著「四大發明」和「文明古國」等早已消逝的光環自欺欺人；還是痛心革面地反省自己、改造自己，重新找回中華民族的理性和自信，還是每個中國人自己來抉抉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