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社會，大學畢業生都是最具活力的群體。他們有勇氣，敢於追求，因此理想與現實的碰撞也最激烈。當代中國的大學生更具有與其前輩和海外都不同的特徵，在這個群體越來越壯大的同時，一些先天的不足與後天的缺陷也逐漸暴露出來。
首先，現代大學生大都是獨生子女，他們在家庭中受到百般呵護，對社會、對人際懷有一些不切實際的期待與認識；從小受到的應試教育壓力，使學生在考分挂帥的同時，無緣進行其它方面的鍛練，單調的生活經歷可能使他們的心理年齡小於實際的生理年齡，心理性格的發育成熟遠遠落後於知識與智力的進步；在大學擴招使更多人有機會利用升學改變命運的同時，教育產業化的高收費也使越來越多的家庭難荷重負，一些學生切身感受到了家庭的壓力、親人的期待，在心理上以一種特殊的方式負擔著成年人的煩惱；當前應屆畢業生就業難、畢業即失業，更使大學畢業生對未來產生了無盡焦慮。心理成熟的滯後、生活壓力的置前，使當代大學生提前感受到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加上對現實的責任很少，對未來的焦慮很多，大學畢業生成為心理最不穩定、最易於失控的群體。
這種局面的形成，大學生本身並沒有責任，他們只是命運的被動承受者；無論此前生命中的哪一個環節，都不是他們可以主動選擇的。對這一切真正負有責任的是家庭、學校、社會，尤其是政府。它們聯手設計好了所有的程序，生命只能在這種程序中按部就班地流轉，否則就會掉線、斷路。大學生本來是社會的「天之驕子」，走進校門即意味著將來衣食無憂，甚至前程似錦。但這一切現在已經發生變化，大學畢業生成了就業競爭中的弱勢群體，他們對工薪的平均預期甚至低於農民工；在他們的眼中，未來由陽光明媚變成了陰霾滿天，有些人因此產生了「離校恐懼症」。
低於生理年齡的不成熟心態，嚴峻的生存競爭考驗，使得大學生更需要社會的幫助，否則生活的壓力可能使他們放棄責任，放棄自我。在他們淪為不穩定因素前，社會應該伸出手來，幫助這些孩子盡快走出心理斷乳期，使他們能夠直面生存競爭的風風雨雨。
在此斷乳期，大學的責任首當其衝。應該對當前的教育指導思想進行重大調整，大學不應該僅僅注重書本知識的傳授，而應該同時向學生傳授實際的工作技能，增加實習的內容與比重，使大學生在畢業時就能夠具有一定的實際工作經驗，在求職時不會因為「沒有經驗」而淪為弱者；同時，大學應該重視學生心理素質的培養，專門開展品德、心性方面的活動，幫助學生培養獨立性格與心理承受能力。
只有在工作技能和心理適應性方面有所憑籍，大學畢業生才不會懼怕進入社會，才能擁有獨自應對生存競爭的信心。但是，在利益驅動下，一些學校的所作所為卻與此要求南轅北轍，它們的逐利行為加重了學生的心理負擔，誘發了學生的「非理性」衝動。從成都三原外語學校的強行遷址、河南升達招生時對學生隱瞞真相，到四川川大擅自決定對學生多選修的學分收費，都是學校這一強勢群體對學生這一弱勢群體的利益侵害。學生們求告無門，只能以「非理性」的形式來奪得全社會的關注、爭取擺脫不公正的境遇。當學校也成了盈利機構時，不可能再期待它能夠主動的、無償為學生提供克服心理困境的服務，此時政府應該主動介入。
要幫助學生培養獨立性、提高心理承受能力，從小學就開始的道德教育固然是必要的。但是，當學校本身行為也以盈利為準則、甚至不惜損害學生利益時，道德輔導的作用令人懷疑。因此，比學校對學生的道德教育更重要的，是政府管理部門對學校行為的規範，對弱勢學生的救濟。教育部門應該設立專門針對學生的機構，專門聽取學生和家長的訴求，為具有賣方市場特徵的教-學關係中的弱勢一方提供訴訟的渠道和救濟性服務。只有及時掌握情況、及時介入、及時化解矛盾，情緒和事態才不會失控。川大事件因學校的及時讓步而最終平息，證明了此點。
雖然獨生子女被家庭捧為掌上明珠，但社會為這些孩子還是做得太少，學校更是視其為賺錢工具。長此以往，被損害的不僅僅是孩子，也是全社會的穩定和未來。為了我們的孩子，為了我們自己，家庭、學校、社會和政府都應該負起責任來，不要讓大學畢業生成為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